张博文

摘 要：孙犁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产生，其建构的过程和意义都显示了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孙犁以“落后”“先进”的革命话语将女性纳入到宏大历史叙事中，并标明其形象的塑造重在指向革命而非人性、人情。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动作家不断调整、重构女性形象，以女性建构民族国家叙事，表现出孙犁追随革命的姿态。女性审美与革命话语间的冲突致使作家的艺术构成逐渐与主流文学产生裂隙，注定了孙犁被“边缘化”的命运。

关键词：女性 革命 孙犁

孙犁对女性的书写无疑成为他20世纪40年代所描绘的乡土图景中最迷人的景致，这些女性勤劳、朴实、善良，处处透露着女性的温情和美感，同时又不乏革命性，这种复杂的内在构成多少显得游离于解放区的主流文学，也成为人们对孙犁创作争论的最多之处。由于文本产生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文本中的女性自然难以回避革命性话语，其形象的生成也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被塑造出的女性反映了作家怎样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策略？研究女性形象的产生似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孙犁的创作。

一、“先进”与“落后”的二元设置

解放区红色政权的确立给了妇女一个翻身的机会，中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妇女的解放指令和政策，将女性史无前例地推到了历史前台，使其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自由。“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培养教育下”{1}的作家孙犁不可能感受不到边区妇女生活的变化，他不无激动地表示：“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就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而一切斗争，一切生活里都有她们参加的缘故。”{2}这也许最能解释出孙犁40年代小说为何呈现出如此斑驳多端的女性形象了。他创作的32篇短篇小说中，就有21篇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这些女性形象生动鲜活，真实可感，富有生命力。这主要得益于作者表现生活细节，善于捕捉人物情绪，因而没有落入革命文学常常为人诟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从题材上看，这些女性大多以生产者、革命者、革命者的家属身份出场，展现她们在大革命时代中的革命行为。不论是勤劳朴实的马金霞、热情勇敢的小菊姑娘、活泼能干的浅花、善解人意的水生嫂、先进少女秀梅、拥护革命的妇女主任，还是偷懒耍滑的马兰、贪吃懒惰的铁匠老婆、阻止丈夫参战的原生嫂，她们要么“聪明、智慧、勇敢”{3}，顾大体、识大局，积极投入生产，支持丈夫抗战，积极支持和拥护革命；要么懒惰、贪吃、思想觉悟低、消极抗战，阻碍革命发展。她们的一切行为活动都绕不开革命。作者对于女性的个性、行为有鲜明的态度，从而表达出歌颂或批判的立场。而歌颂、批判的标准在哪里，作者是如何划分的？如果纵观小说文本，就会发现大规模的边区女性群体被作者巧妙地安置在历史坐标的两端，依据“先进”与“落后”的标尺依次排开，构成了解放区文学最为宏大的女性序列。由此，女性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落后”“先进”进行价值判断和革命话语规范，作品人物塑造、艺术表达优劣都可以用这种价值尺度进行衡量、评判。

在孙犁的作品中，这种“先进”与“落后”的行为示范几乎无处不在，《女人们》中分别以吃苦耐劳的马金霞搓麻绳和小气抠门的铁匠老婆闲散不干活形成对比，讲述了两个女人“先进”与“落后”两种不同的思想境界。《村歌》通过区长老邴和王同志的辩论，明确了“落后”的定义。代表政府的区长认为：母亲的生活作风、家庭氛围不好不能认定女儿就是落后分子，只有不生产才是落后。《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里，水生参战前跟妻子的告别显得严肃庄重：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都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没有一句温柔体己的嘱咐，没有临别前青年夫妻的不舍与惆怅，日常家庭经验置换为革命话语：生产、学习，这恐怕就是“先进”最简约、确切的含义。将文本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作为抗战主要力量的男性纷纷走入战场，恢复边区经济，补充劳动力的重担就落在女性身上。1941年中共对三八妇女节的指示就是动员广大妇女生产、学习、生育，参加政权工作，奖励妇女劳模，动员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反帝抗日。曾做过战地宣传工作的孙犁自然能把握到时代的需求，于是他将女性生产设定为文本主要阐释的一个方面也是再自然不过的，而评定、驱策、激励女性的重要话语资源就是争取先进，防止落后。

“先进”“落后”似乎像一把标尺，对女性的丈量无处不在。横向来看，与孙犁同一时期产生的女性文本也大量书写着“落后”或“先进”的女性并对她们的行为、境遇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定。只顾自己家庭放弃革命工作是“落后”（《乡长夫妇》），封闭在小家庭不参与劳作是“落后”（《磨麦女》），无视革命的小农意识是“落后”（《夫妇》），这种“落后”与“先进”的划分不仅存在于广大乡村，也深入到革命内部。最为生动地演绎出这一时代裂隙的是丁玲发表于1941年的那篇《三八节有感》，她指出了女性落后的深刻原因：“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堕胎药。……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4}

孙犁与女作家对“落后”的看法显然不同，孙犁从女性的社会意义和社会承担对女性进行了划分，而女作家则瞩目于女性的立场、生活苦闷和复杂心理，是从生命个体现实境遇来看待的。由此可见，孙犁的出发点就是宏大的历史课题，以描摹小村庄中的人来反映大时代的特征，这样的起点也就决定了他要表达、歌颂的重点无法是人情美人性美，其话语也就更不可能是“表现人性美为旨归的诗意的雅化的话语”{5}。与其说“先进”是用来赞美边区女性美好品质的，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用革命话话规约女性行动、激励女性担起大革命时代赋予的神圣任务。而巧妙地为想要获得历史意义的女性提供机会的方法就是这一把标明“落后”与“先进”的标尺。这一价值尺度能有效地将女性纳入到宏大历史叙事中，甚至在宏大关怀中，成为民族国家叙事的主角，代表着先进的力量，为新生的政权标明一种前进的历史意义，同时担负其职的文学恐怕不仅承担着记录历史的使命，或许还有想象、建构、参与历史创造的功能。

二、革命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形象与叙事

文学创作把女性解放的主题推向关乎民族胜利的位置，由此，完成了民族国家对女性书写领域的占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女性的痛苦、挣扎、刚强、勇敢在大时代的风雨中渐次清晰地突显出来，尤其在1945年后，孙犁文本中的女性叙事，无不激荡着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撕毁旧世界、重建新社会的高昂的主旋律。值得玩味的是，如果纵向审视孙犁的作品，就会发现作家对女性的认知与塑造是随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推进而逐步变动、重构的。抗战的胜利可以视为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文本中的女性多为英雄的女人，闺阁中的女儿。水生嫂行为活动的展开都以水生为中心，虽然她生动、活泼的形象相对于略显空洞的水生更富有生命力，但其思想觉悟、人格高度却比高大全的水生差了一大截。在水生前赴抗日时，水生嫂不免产生家里谁来照料的矛盾情绪。《“藏”》中不论新卯的媳妇浅花如何能劳作，“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梃啪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对家庭的贡献、对革命的贡献都远远比不上丈夫，有时候还表现出乡村妇女的浅薄愚昧，她甚至怀疑夜晚去打地洞的男人在外面有了新欢。与之相似还有《山里的春天》的妇人，看到当兵的就埋怨起自己当兵的丈夫，不顾自己的耕地，丢下家里的妻儿。孙犁抗日时期的小说中常出现的一个情节是，女人终究放心不下自家的男人，找各种借口去看丈夫最后一眼，却总让丈夫说她们是“拖尾巴”“落后分子”。闺阁中的女儿也是“娇养惯”的，尽管勤劳、善良，却没有体现出更高的思想觉悟。她们总体的形象是自愿投入大生产，努力配合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妇女们改头换面，呈现出一种新气象、新面貌。首先是政治身份得到确认，女性主体地位突显。女性不再以“谁家的媳妇”被指认，取而代之的是妇女主任、村里的女干部、妇女部长。她们不仅纺线一流，革命工作做得好，而且有极高的革命追求，从挽救八路军战士，到与地主恶霸作斗争，完成了由被保护的对象到保护革命果实建设者的角色转换。其次，女性的思想觉悟高，甚至起到了教育、引导男性的作用。值得关注的是1946年发表的《嘱咐》里，水生嫂不再像以前一样恋恋不舍，柔情无限，而是语重心长地嘱咐男人：“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不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最后，女性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和革命性。《钟》里的秀慧、《村歌》里的双眉都表现了这一点。她们不再是软弱、放不下、无端猜忌丈夫的小女人，她们由封闭、落后的小家庭走向了广阔的革命天地，参与阶级斗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实践。

作家叙事的转化与调整暗合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变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妇女解放的文件主要集中在解除妇女家庭束缚，保障婚姻自由，消除性别歧视，此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将女性从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有学者认为此时的解放运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以革命之名解除妇女两千多年的父权、夫权之锁，以动员女性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每年三八节的指示都会提到“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解放战争时期，妇女享有了更高的政治经济权。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乡村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土地。中国女性有史以来头一次拥有了土地财产。1947年9月《邓颖超等关于目前妇女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强调：“纠正过去妇女工作中的地主、富农路线及完全没有或取消妇女工作的现象。具体的中心工作是土改、支前、生产，在各方面尽可能代替男予。”{6}可见土改给了女性第二次翻身的机会。孙犁敏锐地把握到了时代的变奏，适时地调整了文本中的性别秩序，女性的社会地位、政治角色、身份认同甚至个性品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女性的命运在大时代的变奏中浮沉起落，女性成为建构民族国家叙事的关键因素。《钟》借一个女人的身体烘托了时代转变下紧张不安的历史氛围，又以其跌宕的命运串连起几个历史性的巨变。贫苦出身的女尼秀慧被地主林德贵觊觎多年，在她和爱人大秋有了爱的结晶后，跟林德贵私通的老尼姑将秀慧的孩子迫害致死，秀慧也气息奄奄，然而作者怀着对贫苦人的无限同情和对地主的愤恨，执意要女主人公活下来，作者无不激动地写道：“时代还需要她做一个助手，做一个见证，看看将来的事变。”秀慧赶上了“冀中的黄金时代”，随着妇女解放的到来，她分得了几亩田，参加了革命工作。此时，女性作为时代的见证者还不能就此退场。于是在日本人扫荡村庄时，秀慧被敌人刺伤，作者再一次地写道：“难道这个女人就这样死去？带着林德贵给她的伤害、侮辱，带着汉奸敌人的打骂和刀痕，就这样死去？她不会死的。”她要看到新时代的到来，她见证了抗战胜利，看到了林村对地主的清算复仇，等到了土地改革。在土地复查和平分后，彻底斗倒了“汉奸恶霸地主豪绅林德贵”，秀慧的故事才能告一段落。孙犁的其他作品也隐约反映了土地政策带给了妇女幸福生活。

三、女性审美与革命话语的冲突

一个颇为怪诞的事实是，当女性在政治经济上获得更大权利、地位空前提高时，与之对应的女性意识、女性特征和情绪心理却变得越来越模糊、薄弱。孙犁对女性的塑造不再像之前那么圆融和谐，自然清新。《村歌》表现了农村土地改革、成立生产互助组的历史过程。小说女主人公双眉在土改的大背景下，从一个被嘲笑的“破鞋”成长为成熟的革命领导者，完成了由“落后”走向“先进”的女性蜕变。但令人生疑的是，在这一振奋人心、充满红色隐喻的转变历程中，双眉的女性神韵、气质却逐渐失落，女性的美感被革命性话语取代。双眉刚出场的时候，是一个俏皮、活泼、美丽的少女，她“抱着一个小孩，正用青秫秸打枣，逗着小孩笑”，充满着农家日常温馨和谐的氛围。作者透过区长这一男性的视野呈现出一个少女的美。“这姑娘细长身子，梳理的明亮乌黑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身，下身穿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双眉热情健谈，活泼爱笑，跟区长对话充满了伶俐，在双眉的强烈要求下，区长为她争取到了参加生产互助组的机会。从此，双眉破除万难，组织起落后妇女全力生产，带动副业，鼓足干劲，向先进的小组发起挑战，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生产互助。不仅如此，双眉还显示了她刚强勇敢的一面，为了防止地主在夜里搞破坏，她扛了枪在田间巡视，对前来削谷子的地主毫不留情。在斗争地主和对付落后分子时，她也毫不手软，用青秫秸对付他们。虽然作者隐去斗争的细节，但可以想象，过程应该充满了暴力。双眉身上散发着革命的正义感也显示了斗争的激烈性，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革命关怀下成长起来的高大、光辉的女性，却很难再看到她隐秘细微的心理情绪。难道革命的力量感、正义性天生与女性阴柔之美难以兼容？此后的批评话语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孙犁《钟》中秀慧在革命者的帮助下，终于分得田地，与心爱的人走到了一起。小说最后作者动情地写道：“她一步也离不开大秋。现在她活像一个孩子了……大秋走在前头她走在后头，她还是眯着眼小声嚷脚痛、腿痛，大秋就拉着她走。”作者笔触细腻，极尽女性之娇柔。后来被指责为：“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趣味”。认为秀慧是“衣服工农兵、面孔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这样写是“把农村妇女的性格强行分裂”。{7}孙犁后期创作的女性形象虽然鲜明突出，但少有前期像水生嫂那样深明大义又不失温柔，散发着美的灵韵和人性的温情。

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个性的建构、女性意识的确立似乎与革命意识形态越来越契合，文学叙事内部的性别秩序和性别叙事渐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男性、女性间的性别对立与性别差异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代之以人物与故事情境中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也就是说性别差异被刻意模糊，女性趋向于“中性化”，甚至“男性化”。这种演变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恐怕隐含了深刻的历史变革。女性的解放与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战争革命给了女性一个历史契机，让她们从封闭的家庭走向广阔的天地。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妇女的命运，在经济政治上保障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的解放依赖于土地的变革，两者又共同构成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有力支撑。隶属于宗亲家族的封建女性和私有制土地保障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稳定结构，顺应了封建经济的生产方式。而随着革命向乡土社会的渗透，女性的出走破坏了小家庭的传统模式，乡村旧有结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人劳动、个体服从于以集体利益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就像戴锦华说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工业革命需求，造就了这一‘姐姐妹妹站起来的伟大时刻。”20世纪40年代的生产、革命需求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造就了妇女翻身做主人的历史时刻。这是否意味着女性不仅同男性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而且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承担生产劳动的社会任务。40年代对女性的各种政策文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作为记录历史、建构历史的解放区文学必然要反映和推进这一点，文本中女性的“第二性”特征愈加模糊，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情感心理甚至处于匮乏、迷惘之中。反观孙犁的创作，他并不拒绝按照革命意识形态的意旨赋予女性革命与力量，但也没有完全遵循革命话语修辞，放弃自己的艺术立场，仍然以男性的审美方式呈现出女性特色。但这正是孙犁的尴尬所在。他早年在白洋淀教书，抗战后扎根于晋察冀边区，进行宣传抗日工作，一开始就追随革命，并没有“亭子间”过来的知识分子那样痛苦的改造过程。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革命的彻底性，他始终紧随着革命的进程，反映着大时代的风雨变换。但是他似乎只读懂了时代的语义却没有看到历史变革的深层含义，而且他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乡村体验，仍然在固有的创作方法上修修改改，一时之间难以跟上革命的步伐，比起曾经还在为女性呼唤、如今却在为土改叙事为新的国家立言的丁玲，他无疑是落后了。

参考文献：

[1] 李朝全，庞俭克.孙犁作品精选（上）[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2]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