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莉

摘 要：《宋诗选注》是钱锺书先生颇负盛名的一部诗歌选评集，作为擅用比喻手法的语言大师，钱锺书在评论两宋诗人诗作时也多运用比喻手法说明事理。其中，“曲喻”和“对喻”的使用别具特色。“曲喻”是单个比喻在“喻体”上的延伸和拓展，“对喻”则是通过具有相对或相反关系的两个对列的比喻，来形象化地彰显两种事物的异同。这两种比喻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单一枯燥的学术文字呈现出生动形象、妙趣横生的文学美感。

关键词：《宋诗选注》 比喻 曲喻 对喻

比喻，又称譬喻，俗称打比方，是一种“借彼喻此”的修辞手法。析言之，比喻是通过两个不同事物的相似点，用乙事物来揭示说明与其本质不同而又有相似之处的甲事物。被誉为“比喻大师”的钱锺书先生的一部颇负盛名的诗歌选评集《宋诗选注》，其评论丝毫没有高头讲章、故弄玄虚的学究气，而是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平易亲切而又不失准度和深度。这其中，比喻手法的运用功不可没。《宋诗选注》中比喻俯拾皆是，如信手拈来，妙趣横生。据笔者统计，其中“明喻”32例，“暗喻”3例，“借喻”10例，“博喻”5例。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尚未引起读者和研究者重视的“曲喻”和“对喻”，值得我们特别探讨。下文拟就《宋诗选注》中“曲喻”和“对喻”的特色及其功能做一简要例析。

一、概念的提出 在《谈艺录·黄山谷诗补注》中，钱锺书先生曾提出“曲喻”的概念，认为：“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conceits），多属此体。”钱先生接着举李商隐诗句为例说明：“如《天涯》曰：‘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认真‘啼字，双关出‘泪湿也；《病中游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坐实‘渴字，双关出沱江水竭也。”{1}前一句把莺啼的啼坐实为“啼哭”，由啼哭引出眼泪，再关联到沾湿最高枝头的花，通过一连串关联来表现作者悲苦的心情。后一句则是把司马相如之消渴症的“渴”字坐实为口渴，再从沱江水流到锦城反证司马相如不是真的“渴”，否则怎么会让沱江水流到锦城呢？通过一连串关联委婉表达了作者的急切之情。通过钱先生所举数例，我们可以把“曲喻”理解为单个“比喻”的延伸和扩展。《宋诗选注·序》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可视作“曲喻”在现代白话文中的典型例子：

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2}

以“卧榻”喻“北宋的疆土”，将这个比喻坐实并延伸下去，宋太祖才能在卧榻之上做“尽复汉唐故地”的“仲夏夜梦”。进一步延伸，南宋的“卧榻”则由北宋的“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比喻南宋疆域面积缩小而且不断南移，嘲讽南宋国势日衰，疆域缩小，而且寝不安稳。因此，我们不妨将“曲喻”称作“延伸式比喻”。

钱先生在比较两种事物的异同时，喜欢以对比的方式并列，同时兼用比喻，既能彰显此两种事物的异同，又能更形象化。这两个比喻彼此有密切关系，像这样具有某些特别关系（相对或相反）的两个对列的比喻，称为“对喻”或“对比式比喻”。基本上它由两个比喻组成，例如：

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消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3}

上例中，将“对祖国的忆念”（活记忆）比喻成“树上刻的字”，“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死记忆）比喻成“石头上雕的字”，两相比较、对照，形象鲜明又生动，两种“记忆”的差别也得以彰显。在《宋诗选注》中以两个互为对比的比喻构成的“对喻”有特别的效果，故增列“对喻”一类。这里所称的“对喻”有别于《汉语修辞格大辞典》所称的“对喻”，后者是指“本体和喻体两相对称的比喻”，强调本体和喻体形式上的对称，兼有对偶的特点，基本上由一个比喻构成。

二、《宋诗选注》中的“曲喻” 钱锺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说：“‘如而不‘是，不‘是而‘如，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4}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必有相似点，否则无法比，但二者本身必不相同，否则不需比。本来“喻体”是用来比喻“本体”的，并不等于“本体”，但曲喻却先将这个“喻体”坐实，视为等于“本体”，再依这个“喻体”特性继续延伸下去。像这样由比喻相似的一端，将错就错，认错为真，推及不相似的另外几端，即为“曲喻”。除上文所举一例外，《宋诗选注》中的曲喻还有以下7例：

（1）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5}

这是由两个借喻延伸而来的曲喻：一是以“书架子和书箱”喻宋人掉书袋以为诗，一是以“象牙之塔”喻宋人的诗作。“书架子和书箱”本用于比喻宋人以掉书袋为能事，然而更进一步坐实，因此“书架子和书箱”可以砌成高塔。“象牙之塔”本用于比喻宋人的诗作缺乏现实性，但将其坐实，因此宋人可以居高临远地眺望。所以我们不妨把“曲喻”理解为“比喻套比喻”的格式。

（2）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汪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6}

这是由一个暗喻延伸而来的曲喻。将宋代诗人喻作“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这是暗喻。进一步坐实，又将“盗贼”分为“汪洋大盗”和“偷鸡贼”，因此才有“认准了一家去打劫”和“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的区别。这是对西昆体和江西派蹈袭前人作品的巧妙对比和谐谑讽刺：西昆体和江西派都模仿（剽窃）前人作品，但是模仿方式和对象不同，西昆体大模大样模仿前人是豪夺，江西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是巧取；西昆体专学一家，而江西派却博取众家。借用曲喻来说明，生动而贴切，远比直叙直评有趣得多。

（3）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7}

这是由两个明喻延伸而来的曲喻。“走了电的电池”喻“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诗，本体和喻体相差极远，似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把这个比喻坐实，后面再接一个明喻“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至此，“作品”与“电池”之间的相似处才得以显现：不是“作品”与“电池”有相似点，而是“作品”和“读者”之间产生的反应与“电池”和“电线”连接后产生的反应有相似点。这相似点在于：电池与电线相接能发出“旧日的光焰”，读者与作品接触能产生千载之下的共鸣。因此，这一个“曲喻”仍然是“比喻套比喻”，除了事实上的延伸（电池-电线-光焰），还有意义上的延伸（走了电-电线相接-无法发出旧日光焰）。

（4）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地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地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8}

这是由一个借喻延伸而来的曲喻。“僻冷的东西”喻很少流传的诗，就如同“尸体”一般，把这个比喻坐实，所以会“一丝儿活气也不透”，只能“让它安安静静地长眠永息”，也才有所谓文学研究者的“人工呼吸法”“还魂续命丹”以及“制造木乃伊”（死而不腐）等与尸体相关的喻体出现。这个曲喻婉转表达出钱先生不特别选僻冷少流传的诗来显示自己下过搜集的工夫。

（5）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陈师道，所谓“苏门”。张耒和晁补之都有诗把这一“门”五口儿描写在一起，仿佛是来了个“合家欢”。不用说，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9}

这是由一个明喻延伸而来的曲喻。用“合家欢”喻“苏轼苏辙兄弟俩”和周围的“五位作家”，把这个比喻坐实，就如同一般家庭也有亲疏厚薄之分，会争宠，会妒忌等。利用这样的曲喻说明“苏门”几位作家相处的情形，让人感到亲切而有趣。

（6）金国人批评他（秦观）的诗是“富人语”“女郎诗”，其实只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一定出于什么“南北之见”。南宋人不也说他的诗“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么？“时女游春”的诗境未必不好。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决不仅仅是一大间敞厅；不过，这些屋子当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决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层楼上。{10}

这是由一个隐喻延伸而来的曲喻。用“重楼复室、千门万户”喻艺术风格的多样，把这个比喻坐实，既然是“千门万户”，当然有正偏、高下之分。用这个曲喻来说明各种艺术风格各有所长，未必哪一种好，哪一种就不好，但却有高下、主流非主流之分。钱锺书先生用这一个曲喻，既包容了秦观诗的“婉弱”，又批评了这样的诗风终非正统或主流。

（7）韩驹作诗也用典，但他比较高明，知道每首诗应当通体贯串，每句诗的语气应当承上启下，故典可用则用，不应当把意思去迁就故典，他的作品也就不很给人堆砌的感觉，他的同派仿佛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地叠成一堵墙，他不但叠得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11}

这是由一个明喻延伸而来的曲喻。用“砌墙”喻韩驹和同派用典的方式，把这个比喻坐实，同派诗人“砌墙”（用典）“横七竖八”，不做修饰，韩驹“砌墙”（用典）则“迭得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二者用典的功力和技巧高下立判。

《宋诗选注》中的“曲喻”大致有上举8例，每一例都由本体和喻体相似的一端推至喻体另外几端。在“喻中有喻”的延伸中呈现出新鲜而谐趣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兴味和内涵，成为《宋诗选注》评论语言的一大特色。

三、《宋诗选注》中的对喻 所谓“对喻”，是由两个具有对比意味的比喻组成，而且对比关系集中在两个“喻体”之间。除第一节中所举一例外，《宋诗选注》中的“对喻”还有以下4例：

（1）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12}

这里有两个意在对比的明喻：“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喻“西昆体的诗里”的典故；“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喻黄庭坚的诗“语言不够透明”。西昆体的诗和黄庭坚的诗都用典，语言都不够透明，但二者还是有分别。钱先生将二者并列，以“对喻”的形式相比较，黄庭坚的诗有确实的意义，但因为典故造成了语言的“生硬晦涩”，而西昆体的问题在于诗的意思似有若无。所以，西昆体用典像吃饭时的音乐，只为装饰，是可有可无的，而黄庭坚用典却是有意义，有作用，不可无的。这一组对喻使读者能清楚区别西昆体和黄庭坚二者用典的异同，达到了简洁说理的目的。

（2）陈师道模仿杜甫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雄厚，学问没有他那么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简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13}

这一组对喻由两个明喻组成：“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喻“读《山谷集》”；“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喻“读《后山集》”。陈师道和黄庭坚的诗相互比较，同中有异，二者都好用典故，语言不够透明。黄庭坚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但如果了解他用的典故，就会知道其用意。与黄庭坚的诗相比，陈师道的诗更加滞涩。单用抽象比较难以分辨二者的区别，钱先生用对喻加以区分：读黄庭坚的诗，仿佛“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虽听不大懂，但至少听其侃侃而谈，听得多了往往也能理解大半，如果听得懂方言那就更能领会其意思了。而读陈师道的诗，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无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都感觉说话不畅快。两相对照，读者就能理解：原来黄庭坚的诗只要能理解其所用典故，就能清楚知道他的意思；而陈师道的问题在于过度缩减文字，使诗的语气无法继续贯通、承上启下，意思也断断续续，让人无法理解。

（3）他（叶适）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14}

这组对喻由两个明喻组成：以“鸵鸟”喻“大儒”，即叶适；以“麻雀”喻“小诗人”，即永嘉四灵。钱先生对没选叶适这位理学大儒的诗，却选了四灵的诗，做了点解释。宋代理学和文学关系密切，但理学家终究不是诗人。这组对喻颇为巧妙，颇具钱先生之特有的新颖才思：首先，以“鸵鸟”之大喻“大儒”，对照以“麻雀”之小喻“小诗人”，形象鲜明，大小对比强烈。麻雀和鸵鸟都是鸟类，但麻雀能飞，鸵鸟却不能飞，暗指即便“小诗人”也能作好诗，而虽为大儒却难作好诗。既然是“诗选”，那选择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诗的水平如何，而不是人的名气高低。其次，以鸟类喻“诗人”，以善走的动物喻“儒者”。叶适之好作诗，正如鸵鸟也像其他鸟类一样有一对翅膀，但他的诗终究难以和纯粹的诗人相比，所以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也就是让他和理学大儒去做比较更为适当。巧妙说明了不选叶适诗的原因。

（4）“四灵”等人的诗使读者想起花园里叠石为山、引水为池，没有真山真水那种阔大的气象，周密的诗更使人想到精细的盆景。{15}

这组对喻由两个明喻组成：花园里的假山水喻四灵的诗，“精细的盆景”喻周密的诗，借真山真水对照出假山水格局和气象的狭窄，再由假山水对照出盆景的精细，格局就更显褊狭，两重比较，四灵与周密的诗风及高下就跃然纸上了。

上列五组“对喻”都有三重效果：“喻体甲”喻“本体甲”；“喻体乙”喻“本体乙”；“喻体甲乙的关系”喻“本体甲乙的关系”。三重效果中，最后一项最难贴切妥善。“对喻”两个喻体的联想充分展示了钱锺书先生擅用比喻的才华，他的比喻已不只是单纯的“比喻”了，而是和事理完美融合，这部分也不只是注释与评论，而是在用文艺创作的手法从事注释评论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精妙的注释和评论文字本身就是一篇篇美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