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杏容

【内容摘要】孔乙己嗜酒众所周知，但没钱买酒的孔乙己为什么一定要喝酒？本文从一个假设开始，比较短衣帮、长衫客、孔乙己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不同目的，在比较中解读孔乙己嗜酒的独特而复杂的心理，进而领悟作者以酒作为道具的高明之处。

【关键词】短衣帮 长衫客 孔乙己 嗜酒 精神鸦片

在本文开头，我想作这样的一个假设：如果孔乙己不是出现在咸亨酒店，而是“咸亨饭店”，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缺衣少食的孔乙己，连温饱都成问题，为什么还嗜酒如命？去咸亨酒店喝酒于他而言是不是一种太奢侈的追求？在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短衣帮和长衫客为什么来咸亨酒店喝酒。

短衣帮长衫客与酒

对短衣帮而言喝点小酒是对辛勤劳动的犒赏，是劳动之余的短暂休闲。原文是这样写的，“做工的人，傍午或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可见，对劳动者阶层的短衣帮而言，喝酒还没有上升到生活享受这一层面。

而长衫主顾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又是要酒又是要菜。一个是站着喝，一个是坐着喝；一个是可怜巴巴没有下酒菜，一个是出手阔绰要酒要菜；一个在柜台外喝，一个在“雅间”。可见，经济地位与身份的差距，已经深深渗透到鲁镇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好比寒冷的冬天，衣不蔽体的流浪者晒太阳是为了取暖；豪宅里有空调有暖气的富豪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阳光”。前者是求生存，后者是求享受。一个重在物质层面，一个侧重于精神层面。

孔乙己与酒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要自问，饭都吃不饱的孔乙己为什么一定要喝酒？也许有人会说，孔乙己没有考取功名，长期潦倒落魄的生活让他饱受世人的冷眼，他只好喝酒来麻痹自己。对于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认同。喝酒麻痹自己这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但未必是他的初衷。

孔乙己是独特的“这一个”——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文中说，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单从“懒做”的角度分析，他不需要像短衣帮那样喝酒解乏。很显然，他也不是富贵闲人，哪里还谈得上去享受生活？可是，“好喝”的确是他的一大嗜好。为了喝点酒，没钱的他隔三差五在咸亨酒店赊账。为此，他不顾惜读书人的体面去偷东西，结果被打。孔乙己最后出现在咸亨酒店，他用来标榜身份的长衫已经没有了，甚于不能正常行走了，但他坚持用手走也要喝上一碗酒。他嗜酒如命，酒已经成了他的精神鸦片。他虽然不必用它解渴解乏，也远远够不上享受生活的档次，但他还是奢望长衫客那样的生活，也为着这一种执念屡屡付出惨痛的代价。集会饮酒，诗文唱和，多么风雅！喝点酒，似乎自古以来就是读书人的标配生活。陶渊明“造饮辄醉”喝出了隐逸生活的淡泊；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喝出了一腔豪情；李易安“东篱把酒黄昏后”喝出了离愁别绪。读书人，怎可无酒？

得意如长衫客，失意如孔乙己者，这冷暖人生少不了一碗酒的装点。晚清的落魄贵族，为了表示自己与穷人的根本不同，出门的排场还是要的。所谓“出门坐轿，关门喝粥”，无非是为了满足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诚然不贵族了，也要做一个清高的精神上的贵族。所以，孔乙己的嗜酒，从心理层面解读，是不是刻意表示自己与长衫客是同类？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想要爬上去却没能爬上去，但他的确不甘心与短衣帮为伍。欲上不能，欲下又不甘心的精神困顿里，他里里外外成了一个“尴尬人”。所以，喝酒不是单纯的口腹之欲，最初喝酒更多的是标榜风雅，满足精神需求。如同长衫一样，酒最开始也是孔乙己的道具。慢慢地，孔乙己越来越离不开它，酒瘾反过来控制了孔乙己。没钱买酒也要去咸亨酒店赊账，这是习惯使然。为了几个酒钱，死要面子的孔乙己竟然会去偷书。偷书的结果是被打，写服辩，斯文扫地，耻辱到极点。若说孔乙己喝酒一开始就是为了麻痹自己忘却痛苦，试问谁会为了忘却痛苦，先去偷东西找点痛苦？孔乙己的喝酒，应该有多重意味，而且复杂有变化：起初只是一种精神需要，装点门面，那是读书人的风雅；后来是习惯使然，嗜酒如命，那是一个普通人的口腹之欲；最后它是精神鸦片，麻醉自我，那是悲惨人生的止痛药。

关于假设

令人深思的是，孔乙己被打不是偷钱买饭吃，而是买酒。

回到最初的话题，假如孔乙己出现在“咸亨饭店”会是怎样的情形？如果他来“咸亨饭店”赊账，人们只会把他当作好喝懒做的乞丐。赊酒的孔乙己，毕竟还是个读书人。饭食，是人间烟火的味道。酒超凡脱俗，符合读书人清高的心理需求。所以，高明的作者，让他出现在咸亨酒店而不是咸亨饭店，让他来赊酒而不是来讨饭。这符合作者对人物身份的定位——他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而不是一个乞丐。作者借酒这一无声道具，把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思想毒害揭露得淋漓尽致。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自然是泡影，更可怕的是它让孔乙己们考不了功名又放不下执念。

总之，酒于孔乙己而言，是风雅的道具，是口腹之欲也是凄惨人生的止痛药。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第三十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