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峰

中核钛白重整成功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由纯粹卖壳的“顾一头”，变为将职工因素

考虑进去的“顾两头”；二是用股东的股权出资，提高对债权人的偿付比例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核钛白”）董事长李建锋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2016年4月6日，他掌舵的这家甘肃省第一家中小板上市公司召开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0万美元，在美国设立全资孙公司中核钛白美国有限公司。

市场分析认为，此举有利于中核钛白加大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的开拓力度，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

李建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办中，建成后将成为中核钛白在海外的第一家分公司。

中核钛白是国内业界龙头老大，近年来几经沉浮。它曾经是一家军转民企业，曾经被认为“比国企还国企”，中国钛白粉市场的“黄埔军校”。但上市仅2年多，便濒临退市。经过多方博弈，中核钛白历经磨砺，通过破产重整后复活重生，实现了国企民营化的转型，摆脱了清算退市的厄运。

该案是甘肃省第一起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2015年，该案例被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拍成国内首部企业改革案例纪录片《绝境求生》。

在甘肃嘉峪关祁连山下有一片茫茫戈壁滩，常年风沙，干燥少雨。上世纪50年代，一批顶尖科技精英从海外和国内，来到这个了无人烟的地方，执行一项核任务。

随后几十年，这里相继建起了邮局、银行、医院等配套单位。这个因核工业诞生的小城被称为核城，在这里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

在核城，四○四是军工厂代号。很长一段时间，戈壁滩深处只有四○四厂区和生活区。改革开放后，大批军工企业转型，为安置职工家属和子女就业，中央财政动用外汇，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在核城建起中核四○四总公司钛白分厂——中核四○四总公司（下称“中核四○四”）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国核生产和科研基地，属特大型核工业联合企业。

钛白粉是白色原料，俗称“工业味精”，广泛用于涂料、橡胶、纺织等行业。在《绝境求生》中，有职工回忆起当时公司的“美好时光”：

“工资奖金都很不错，当时别的单位一个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元时，很多中核钛白人都能拿一两千，差距非常大。”

中核钛白还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被誉为业内的“黄埔军校”。

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中核钛白定点建设为中国第一座万吨级钛白粉厂。

1999 年 5 月，中核四○四根据国家政策，向国家经贸委提出了对钛白粉厂实施债权转股权的申请。经国家经贸委实地考察和对上报方案进行评审后，将其列入全国首批108 家实施债转股企业名单。

2001年2月23日，由中核四○四、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唐八○三发电厂、甘肃矿区粮油购销公司五家法人股东，共同发起成立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承接了1亿多元债务，把债券转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但是根据国家规定，不得干预中核钛白经营。

2002年，中核钛白正式启动上市工作。2007年7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中核钛白向社会公开发行A股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5.58元。2007年8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成为甘肃省第一家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

到了2008年，受到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中核钛白的命运急转直下。

在《绝境求生》中，多名员工表达了当时企业的困境和员工焦躁的心态。

中核钛白能源部职工王林禹回忆说，2008-2010年，中核钛白年年亏损，亏到最后，当时公司原值可能是10个亿，差不多亏得剩1个多亿了。“快到零资产了。”

中核钛白检修车间职工陈武说，当时快生活不下去了，“一个月也就拿几百块钱。”那时也不生产，因为生产一吨亏一吨。大家就在家里待着等通知，但是等了半年也没有音信，心里都挺急。

昔日的国内钛白老大处在了破产边缘，引发员工恐慌。

2010年，在上市仅2年多后，中核钛白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企业面临退市、破产，职工即将下岗、失业，给企业员工的生存、资本市场和国家核基地安全稳定都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信达证券公司原董事长高冠江从头到尾参与了中核钛白从债转股到破产重整的全过程。谈及中核钛白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企业出现危机与行业周期有关，但是主要还是企业体制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企业，人家管理得就很好，他们就一塌糊涂？”

为了帮助中核钛白走出困境，信达开了很多会，还从亚洲开发银行争取了一笔资金，并请来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把中核钛白的所有中层干部培训了一遍，但公司依然走不出困境。

中核钛白的班子都是中核四○四派来的干部。信达跟中核四○四也交涉了很多次。但中核钛白在光景好的时候跟中核四○四有些隔阂，如今陷入困境，中核四○四也不愿插手。

高冠江说，当时中核钛白的领导班子，不是经营企业，而是处处在为子女谋利益。“他们在外地建厂转移利益，做了很多违规的事情。”其中的一例，是中核钛白当时的领导班子被发现在北京通州投资建设一个电瓷厂。

“他们跑到北京建这个厂，目的就是把他们子女户口迁到北京，让子女离开戈壁滩。后来这个工厂被中核四○四和我们发现了，就被制止了。”高冠江说。

信达跟中核钛白的领导班子立了军令状，制定指标，说完不成就撤职，但仍然没有效果。“虽然我们是大股东，但我们毕竟不熟悉这个行业。”

在《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一份《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列举了在中核钛白陷入困境时，中国信达、中核集团及中核四○四三家企业为帮助其脱困采取的一系列“输血”措施：

中国信达免除公司2.15亿元金融债务，支持中核钛白减负脱困、轻装上阵；中国信达、中核集团及中核四○四为增强企业造血机制，确定中核钛白的股东不分红，所得权益留存用于支持企业扩大再生产；2004年，中国信达、中核四○四等股东筹资3386万元，支持中核钛白完成生活基地由甘肃矿区向嘉峪关城区的整体搬迁；中国信达发挥金融与投行优势，为中核钛白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在2011年1月自筹3000万元过桥资金，解决中核钛白流动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自2009年12月起，抽调近20名业务骨干，连续两年多时间在中核钛白开展重整计划。

高冠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协调处理此事，中国信达多次派人带工作组前往。最后的一棒，交到了时任信达证券公司副董事长郑成新手里。此前，郑成新在西北有过多年的工作经验。

2010年1月6日，郑成新以中国信达全权代表的身份，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往甘肃嘉峪关。

郑成新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当时我来时，状况非常糟糕，车间里都是水，平常都得穿着雨靴进来。里面黑咕隆咚，必须借助手电筒才能勉强进到车间里看生产情况。”

到了中核钛白后，郑成新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其中一件事让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关中核钛白层层吃回扣的现象。“中核钛白还办过养猪场，为了吃到回扣，就是杀一头猪也要层层批准。”

郑成新征询了一百多个职工的意见，承诺一定做好安置工作。但是面对一个破烂摊子，他也感到心里没谱。

2010年，面对中核钛白的困局，高冠江想到了一个人——许美征。

许美征是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副司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曾组织设计和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立和建立证券交易所等工作。1994年离休后，她出任北京中和应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专门为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做重整业务，曾经主持了吉林纸业、沧州化工、华源股份等众多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项目。

高冠江与许美征的合作，源于著名的“中国上市公司破产诉讼第一案”郑百文案，许是该案的主要操刀者。

1999年9月20日，因经营不善，曾号称“国企改革一面红旗”的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亏损超过15亿元、拖欠银行债务达25亿元，有效资产不足6亿元。其债务被中国建设银行作为不良资产转让给中国信达。信达委派高冠江负责主持郑百文的资产及债务重组案。

2000年，高冠江聘请中和应泰的金立佐和许美征对资产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他们想借鉴国外经验，做一个符合市场原则的、有所突破的、创新的资产债务重组案例。

由于中国破产重整的法律滞后，重组遇到重重困难，并引起一场证券界、法律界以及新闻界的大争论。但最终，在各方的支持下，郑百文重组获得成功。2003年7月18日，郑百文股票恢复上市，标志着公司重组成功。

高冠江说，中国原来的破产法没有破产重整程序。郑百文案件的成功促进了破产重整的适用。许美征将郑百文案写成研究报告，提供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新破产法起草小组，一些建议被采纳写进了《破产法》。

许美征在郑百文案中所表现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让高冠江印象深刻。在中核钛白面临困境的时候，他又想起了许美征。

在高冠江的力邀下，时年80岁的许美征以中核钛白重整案财务顾问的身份，踏上了远赴嘉峪关的征途，主持中核钛白的重组设计方案。

但到核城后，许美征发现中核钛白的难度超出预期。

在中国证券市场，对那些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重组方一般更重视上市公司的壳，重整时往往把上市公司的一些没有价值的资产挪出上市公司，同时也可能把员工一起挪出。

许美征之前也做过很多类似的案例，把一些严重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的壳做干净，找人买壳上市。临行前，许美征以为中核钛白的问题，也会遵循这样的解决路径。

可她到了核城，看到眼前茫茫的戈壁滩，联想到了“核一代”的艰辛，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是‘核一代’把我国的原子弹送上了天。他们‘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我们必须对这些核二代负责。如果只顾卖壳不管员工，在这荒芜的大戈壁滩上，你让他们到哪儿找工作？”

另外，许美征认为，中核钛白经营亏损，原因并不是它的资产没有价值，这些资产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代表着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时，中核钛白的技术也很先进，“钛白行业黄埔军校”的名号正是来源于此。

经过初步了解，许美征认为，中核钛白经营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体制存在着问题。中核钛白的老板是信达，但是当时债转股时，国务院做出了一个规定：债权人不要直接管企业。

“结果造成‘是老板而不当老板’的现象，可以说这个企业没有老板，管理层自己为自己谋利，这叫‘内部人控制’。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经营，因此出现上述问题。”

许美征认为，中核钛白重整要解决的是企业体制问题。因此重整方案不是把中核钛白的资产、人员搬出上市公司，而是要引进一个优秀的钛白粉的并购方，把中核钛白的资产盘活。“这样中核钛白的壳就保住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保住了，职工也有稳定的工作岗位了。”

许美征把顾两头的建议与郑成新交流后，郑随即反馈到了时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田国立（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案头。

田国立同意了这一方案。

在方案得到支持后，下面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寻找适合的战略投资者，即重组方。

高冠江称，他们就想找个同行业战略投资者过来托管，把这个企业救活。为寻找合适的人选，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几家公司过来，但效果不理想。

从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先后有江苏金浦和山东东佳两家企业来托管中核钛白，但最终都以离开告终。

据了解，金浦只是想要一个上市的壳，然后把他们的房地产放进去，这种思路未得到信达的认可。东佳则要求把该上市公司搬到山东去，但甘肃省不想让这家上市公司搬离。

在为中核钛白寻找战略投资者方面，许美征和郑成新在选择国企还是民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绝境求生》中，郑成新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他当时的顾虑。“我们对谁来托管和重组感到压力非常大，是国企和民企分歧非常大。当时，我倾向于国企，国企搞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好，我也能找个垫背的。民企花花肠子很多，担心他们会一走了之。”

郑成新带着工作组跑遍了行业内的国企民企，前后比较了54家备选重组方。

民企成为最终的选择，被郑成新称为“对做钛白粉的事业心很强”的李建锋成了热门人选。

李建锋，江苏无锡人，1969年出生，18岁就跟着父亲搞钛白粉，从一个作坊式的乡镇企业起家，上世纪90年代接替父业，管理家族企业。当时已有20多年从业经历。

2000年后，钛白粉需求量大增，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李建锋趁势并购了多家钛白粉厂，其中在江苏和安徽，都有并购过国企的成功经历，特别是并购了国企安徽金星钛白后，引发了业界关注。

李建锋说，当时他们公司发展比较快，也想通过资本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内部也有做IPO，或者也有重组某一家上市公司的战略规划。”

李建锋的企业的经济体量远不及中核钛白，但因为对做钛白粉事业的执著，以及有并购国企的成功经验，成为中核钛白中意的重组人选，郑成新专程前往拜访。

一番接触后发现，双方都有合作的诚意。

为了牵制李建锋，郑成新提出来很多苛刻条件，要求和李建锋签订1年的托管协议；让李带一个不少于10人的团队在戈壁滩工作一年，不得无故请假离开，保证不停产不出现职工上访；缴纳2000万保证金，以托管方式进入企业，如果中途退出或托管期内没有盈利，保证金概不退还。

郑成新说，提出设立保证金制度，是吸取了前面重组方失败的教训。“如果说没有保证金，他们拍屁股就走了怎么办？我们想通过保证金把他套住。”

李建锋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巨大，但还是有冲动去做。“我们觉得这2000万即便拿不回来了，假如我们后续做一些重组工作，还是有效益。”他几乎全盘接受了郑成新提出的条件。

对于李建锋的选择，他的妻子并不支持。“因为我们无锡这边人都是比较安逸的，这边已经不错了，小孩子就只有一个，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他想把钛白粉事业做大做强，这个人事业心太强了。”

李建锋似乎认定了这个“赌局”。“我也没抱着一定成功的姿态，大家都觉得跑到大西北风险很大，可能血本无归。但是不冒点风险，怎么可能有更大的利益？”

李建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去参观了中核集团核基地的展览馆，看了一些影像资料，被核一代的精神触动，也更加坚定了这次嘉峪关之行。

2011年夏末秋初，李建锋从无锡穿越3000公里，奔赴大西北的核城。等待他的是风沙干燥的气候，是千疮百孔的中核钛白，还有职工们的“敌视”。

郑成新说，很多中核钛白的职工认为民企是靠不住的，民企一进来，自己就相当于失业了。“国企是铁饭碗，重组方如果是民企，他们会很难接受。员工也不是很配合。”

让许美征等人最为担心的是，原来的经营者可能挑唆中核钛白员工，引发类似通钢的悲剧。2009年7月24日，因股权调整引发群体性事件，长春通钢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工人群殴致死。

许美征叮嘱郑成新一定要把职工的工作做好，以避免出现通钢事件。“否则，我们前功尽弃，下面的事情统统都没法做了。”

李建锋的事业心很强，经验也很丰富，但他对中核钛白的困难还是低估了。“知道不好，到核城后，没想到这么惨，很难用语言描述。”

李建锋的出现，没有引起中核钛白职工特别的反应，两年多断断续续地停产复产，两次重组失败的折腾，都让员工有些心灰意冷。李建锋到任后给职工涨了五百元工资，员工们也不太领情。

有职工说，当时感觉走的路是一样的，不管谁来，都是托管一段时间，捞一笔走人。还有员工议论，李建锋的真实目的是想辞退一些人，让大家多干活，受不了的时候，让员工主动辞职。

李建锋说，让他失望的是职工的麻木。“你感觉痛的时候，你是有反应的，麻木的时候，就很糟糕了。”

为了整顿中核钛白，李建锋更换掉了工厂的废旧设备。但就在这件事上，麻烦来了。

有职工警告他，“这些设备即便破烂了，也是国有资产，你不能想拆除就拆除。”

李建锋说：“我把这些拆除的设备给补上好了。”

“不是你补上不补上的问题，放在那里不用也是值钱的，也是几千万的问题。你拆了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至少要判刑6年。”

李建锋说，很多员工还是想在一家老有所依的单位。“他们恨不得把我们赶走，然后可以回母体，回中核集团是金饭碗。”

在嘉峪关的第一个中秋、元旦、春节，李建锋都没有回家。

就在对中核钛白的改造初见成效时，一纸告状信来了。告状信大致是说，安徽金星钛白没实力重组这个企业；来了后啥事没干，拆了设备，还拉走了一些设备，不干好事干坏事儿；还挖走了这里的一些人才。

甘肃省政府派出两次考察组，做了接近1个月的调查。最终，调查组给了李建锋清白，认为李建锋做的是正常的经营活动。

尽管如此，李建锋心里还是留下了阴影。“从政府信任我们变成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出乎预料的，因为不信任才要查我们嘛。”

2012年6月，进入企业6个月后，心力交瘁的李建锋回到了无锡。

不久，郑成新也“追到了”无锡。

有一天，就在两人讨论中核钛白的问题时，眼前突发的一幕让郑成新惊呆了。

“我们在谈的时候，李建锋的双眼喷血了。从眼睛里喷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郑成新说。

李建锋被紧急送到医院。一测量血压，医生大吃一惊，李建锋的高压到了240以上，低压也达到了180。

医生说，如果晚去20分钟，李建锋就有生命危险了。

身体康复后，李建锋重返了戈壁滩。

高冠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的结果证明，如果没有李建锋，中核钛白一定早早关门了。“不在于这个企业是国企还是民企，民企进来往往能建立更好的市场机制，救活这个企业，让这些国有资产不至于变成破铜烂铁废掉。”

对于中核钛白的重整，许美征的计划是通过法院削减债务，重新做平资产和负债。

“你不把债务重组做到资产债务平衡，重组方就不愿意进来。你没有经过法院，谁知道这里面的黑洞有多大？”许美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过司法程序的重组，叫破产重整。它是指专门针对可能或已经具备破产条件但又有维持价值和再生希望的企业，经由各方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法院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进行业务上的重组和债务调整，以帮助债务人摆脱财务困境，恢复营业能力。

这是一个诞生于美国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制度。此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司法实践，于1978年写入美国联邦《破产法》。2007年开始实施的中国新《企业破产法》，吸收了这一制度，被认为是该法修订的最大突破。

这是甘肃省第一个破产重整的案例，政府部门不清楚，郑成新也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害怕，特别是证券监管部门，非常谨慎。”

中国信达管理团队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通过中国证监会，要求甘肃省政府承诺保证企业稳定。

周放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家企业是国资委直管的央企，不属于甘肃的企业。但是地方政府又是维稳第一责任人，所以地方政府也有很大压力。为了稳定，嘉峪关市有两个副市长进入中核钛白管理人团队，同时安排银行、银监局等部门参与。

2011年11月，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受理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案，债权申报开始启动。可债权人如果不愿意减免债务，企业仍然逃不了破产清算的命运。

许美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要做两件事，一是把资产、债务查清楚，看看资不抵债多少，应该减多少债务，与债权人的关系怎么处理。再就是了解生产，看看哪些部门的设备应该换掉。

通过评估，中核钛白的资产价值为2.05亿，但是债务有4亿多。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偿债率仅是40%多一点儿。

中核钛白欠债的供应商共有100多个。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作为债权人他们不应该受损失。

很多供货商情绪激动，甚至跟许美征拍了桌子。

“欠债要还，天经地义。为什么要我们减债？你要减债，我们就组织人去法院，去市政府门口示威。”

还有人说：“我们是个小公司，也就是用几个人的退休金搞个资本金。你要减我债，保中核钛白，它不破产我就破产了！”

还有的供货商带人到李建锋的办公室，威胁要把他们赶出去。

李建锋说，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就经常去戈壁滩走一走。“那里空旷，可以散散心。”

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过程，始终面临着多方利益纠结。

这个案例中，金融债券有当地的建行和工行2家。银行有抵押，其清偿率能提高到60%，这个比例已经不错了。但作为小债权人的供货商仅有40%，许美征认为肯定不行。

根据《企业破产法》，债权人和出资人应该分摊债务重组的损失。根据这个原理，许美征认为 ，应该让大股东出资，提高债权人受偿的比例。

“我要让大股东中国信达拿股权还债，让他们出2000万，把160家小债权人的偿债率由40%提高到70%。” 许美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许美征说，破产重整虽然是债务人提交的方案，但是要让债权人感觉到合理才行，“出资人一毛不拔，那等于说债权人减了债救了你的股东，这合理吗？”

但是，郑成新和信达股权部主任王军一开始有顾虑。他们认为财政部金融司有规定，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权是不能用于还债的，因此对这2000万不认可 。

许美征则认为，信达依据的是行政规定，而自己依据的是《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应该优先适用后者。“必须平衡利益。否则你损失很小，债权人损失很大，是不符合重整原则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美征想到了一个人——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

许美征操作郑百文案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人认为股权是私权，神圣不可侵犯。面对争议，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让许美征去做一个课题，了解债务重组的法律障碍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

许美征说，美国《破产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需要用股权还债，可以设一个出资人组，少数服从多数即可。可是中国没有这个法律。“我认为要平衡债权人跟债务人的利益，必须设出资人组。后来《企业破产法》出台时，也吸收了我的建议。”

孙晓霞告诉许美征，“法律的规定高于行政的规定，你的意见是对的，不受财政部行政规定的约束。”

有了孙晓霞的支持后，许美征将此事与时任中国信达监事长臧景范（现任中国信达总裁）汇报，请求支持。

臧景范告诉许美征，“你的观点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这2000万符合平衡债权人跟出资人利益的原则。”

有了臧景范的支持后，许美征的这一主张终于落地。有了信达的这2000万，供货商的清偿率由40%提高到70%。

许美征还设了一个小债权人组，中核钛白的所有供货商都放在这个组里面。他们对许美征为他们争取利益深表感激。许美征则告诉这些小债权人，虽然你们减了30%，但是把这个企业救活以后，以后业务还可以做，钱还能收回来。

2012年 1月12日，嘉峪关法院主持召开中核钛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报告了重整工作进展情况、财产调查情况和债权审核情况。

2012年7月27日，中核钛白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这次会议以超过90%的高得票率通过重整计划。周放生当时也在现场，他见证了债权人表决通过重整计划的整个过程。

同日，在嘉峪关法院，出资人会议通过股权调整方案。中国信达把40.25%的股份全部转让，退出中核钛白。中核四○四持有7.19%的股权不变，李建锋持股15.79%，成为第一大股东，出任董事长。

3天后，嘉峪关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此后的3个月内，债权人拿到了应得的清偿款。中核钛白职工平均每人拿到10万元置换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经济补偿金，与重整后的企业签订新的合同，彻底告别了国企身份。

至此，李建锋在中核钛白的设备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码到了1个多亿，远远超过了最初计划的2000万。

中核钛白的员工感受到了变化。中核钛白物流部部长王新平说，自从拿到置换金后，小区的车明显增加了。

多位中核钛白重整的当事人都承认，这一案例成功的关键，在于做好了职工的工作。

李建锋有一次在跟许美征聊天时说：“我在这儿托管，你以为我去管经营了？我可没去。我找所有的职工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这些核二代比一般的职工知道的事多得多。”

李建锋有一次给中核钛白员工开会时问：“你们感觉工作环境改善了没？”

很多员工说，感觉场地干净了，窗户明亮了。

李建锋说，我也没有帮你们擦窗户、拖地，活都是你们干的，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中核钛白的员工还是比较好的，以前只是缺少一个好的机制。

在这个案例中，嘉峪关中院的表现也备受好评。

依据破产重整程序，在债务清偿率为40%时，法院可以不理会小债权人的反对，强制裁定批准重组计划。但反复权衡后，嘉峪关法院拒绝使用这一“杀手锏”。该院认为，如果强制批准这个重整方案，小债权人如果不配合，方案还是执行不了。

在嘉峪关中院的官网上，对于该案有如下的点评：在该案的审理中，嘉峪关法院坚持审慎行使审判权，不简单、强制地用审判权调整各方利益，而是力争让各方通过平等磋商协调利益，最大限度地寻找利益共同点，指导管理人制定并依法批准了各方普遍接受的重整计划草案。

业内人士认为，本案的顺利审理，做到了同行业并购和业务整合紧密衔接，持续经营与技术改造同步进行，既使得企业实现了经营的连续性，摆脱清算退市命运得以重获新生，也使得1200名职工全员就业并领取到高额经济补偿金。

中核钛白的重整案例，得到了证监会和国资委的肯定。证监会认为，这个案例，把破产重组和并购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而国资委说，这个案例将破产重整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了起来。

“一只鸡你是把它当成鸡肉卖掉，还是看成一只会下蛋的鸡，意义不一样。”高冠江说：“一个企业也不能轻易把它拆散了当成零部件卖掉。尤其是国企出了问题，尽可能要通过重组手段，借助一些资本方式把它救活，不能简单一卖了之。”

高冠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经济利益上说，如果简单让中核钛白关门，中国信达的损失要少一些。“但重组成功，造就了一个多赢格局。信达的资产也由此得到保权。”

而李建锋的压力仍在。钛白粉的价格如今正处于低迷期，从前些年的2万元每吨降至9000多元每吨。

“时间过去三四年了，一言难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李建锋表示。

这种市场的影响也反映在了公司的财报上。2015年，中核钛白净利润亏损1.26亿元，2016年第一季度亏损4664万。

而职工的心态则有些复杂。很多人认为李建锋将中核钛白带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也有职工认为，失去了国企职工身份，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损失。

“现在中核钛白有1100多名职工。虽然我们对他们很好，但是，在完成身份置换后，很多人还是有些失落感。”

另外，近几年国家投入很多资金在当地大开发。中核钛白的一些职工认为，如果中核钛白当初关掉了，他们现在可能去搞核工业，“他们认为，国家不会丢下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