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璐++姚璐++顾玥++季艺

他们发掘了一座喧嚣的大墓，然后又重归静寂生活。

黄金墓室

汉代艺术喜欢描绘现实生活，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许多很一般的东西也被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美学家李泽厚在著作《美的历程》中给出原因，在汉朝，中华民族第一次创造了一个极富裕和丰饶的物质世界，“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发达的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李泽厚写道，“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

不再是透过史书的记载，2015年初冬，这个2000年前的朝代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将它的真实面貌展现在现代人眼前。在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墎墩山上海昏侯墓的发掘中，源源不断出土的随葬品吊足了公众的胃口，数量惊人的金器和钱币的发现是一个真正的高潮。迄今发现的金器逾370件，五铢钱10余吨，这很可能成为一个证据——史书中记载汉朝帝王动辄赏赐的“万金”，并非指代之前历史学家猜测的“黄铜”，那年月就是这么富裕。

李文欢是最早发现金饼的考古队员之一。那时他正在清理漆木器，即使在黄色淤泥和碎裂漆片的遮掩下，他还是注意到了一点亮光，纯金非常耀眼，完全不同于他们之前提取的鎏金铜器或贴金漆器，他拿出一块轻轻掂了一下，又小心地放回原处。

一起发掘的同事也注意到了，他们小声交谈了几句，但没有声张，而是继续在原处提取漆木器——墓坑上方有媒体架着摄像机在拍摄，新的发现要等待领队、专家组、政府的统一安排才能向外界公布。四五天后，考古队员戴着白手套，在电视直播的镜头下，把那些平均250克重的金饼取了出来。

黄金成了这次考古中的一个巨大的兴奋点。李文欢记得那也是“宣传最火的一段时间”，他们开始面对一拨一拨的领导视察，金器的展现则是一个高潮，总会有人发出“哇”的一声。护送文物去银行金库的车上，全副武装的特警也会好奇地提问。

李文欢能理解公众的心情，“因为你这个黄金吧，毕竟是这个金钱啊”。考古队里也曾陷入了一阵相似的激动之中，他们中有的人和金器合影发到朋友圈开玩笑自称“摸金校尉”，李文欢有段时间负责掌管保险箱的密码，于是下班之后，同事间最常见的调侃就是计算他的身价。

但考古队员们的兴奋流逝得很快。金器提取到实验室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这几乎是此次文物保护工作中最轻松的一类活计，“你把它洗干净嘛，洗干净放在那儿就行了，因为黄金你又不用怕它……保护起来比较简单。”李文欢说

在考古发掘中，外行看的是宝贝，内行看的是信息——比出土文物更重要的，是文物上所附着的学术价值。金饼的学术研究意义相对微弱，李文欢说，“所以到后边看着也没什么兴奋的，还不如青铜器，其实青铜器好多器型也不一样，你一个跟一个，制作跟铸造工艺也不一样，纹饰什么都不一样，你可以做对比，研究这个比较有意思。一模一样的金饼，无非就是说，我们哪儿出了好多好多金饼，但是有什么意义？……长的都一样。”

在这种冷静的情绪中，考古队员静悄悄地拉开了一道与吵嚷舆论之间的沟壑。3月2日，《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时，展出了88块金饼——出土的金饼中，有一盒是88块，另一盒是99块。李文欢说：“本来说要两盒都拿去呢，我说拿那么多干啥去呢，你这炫富去呢，跑到首都炫富去了。没有意义，都一样的。”

在他们眼中，最珍贵的，是最不起眼的一堆竹简，它们黒糊糊地粘在一起，夹杂于泥土和漆皮之间，腐烂而破败，一开始甚至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当专家组成员吴顺清指出那是一堆竹简时，那种只属于考古队员的喜悦才真正散发出来，“竹简就是书啊”——许多未知的答案可能就记载在其上。海昏侯墓文保组组长管理告诉《人物》记者，“那个兴奋点远超于黄金”，发现金饼时，“就，啊，这是金子，兴奋”，发现竹简时，“我们激动得都快哭了”。

运气

上学的时候，管理曾和宿舍的女孩们闲聊。一个女孩提起未来最憧憬的事情，就是能够参与一个很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博物馆里，能看到自己提取的文物。然后女孩们互相打趣，真有那一天也许还要上电视节目《探索·发现》呢。

“有个发现的话你不虚此生啊，要不然也对不起这个专业啊，你学这个，老是挖一些零零小小的东西，怎么说呢，体现不出价值来嘛。”年轻的考古队员田庄说，这几乎是所有考古人的共同理想。

但为了实现理想，除了不断打磨自己的专业水平，另一件需要做的事是等待机会。在考古界，运气具有微妙而决定性的意义，能否遇到一个真正重大的考古发现，凭借的是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海昏侯墓的突然被盗导致它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而南昌历史上发生过的地质运动使得过去的两千年间，这座墓不易被盗，避免了汉墓“十室九空”的惨状。

2008年博士毕业后，管理来到江西省考古所工作。她师从科技考古界德高望重的王昌燧教授，她的专业功底扎实，导师有意介绍她留在北京工作，如果她想去河南、陕西等考古大省也不困难，来江西并非她的最佳职业选择。但她的丈夫在那时选择来江西工作。管理是个简单而忠诚的人，从高中就爱慕当时全校第一名的丈夫，几乎追随着他做出人生中每一个决定，本科毕业后，她为了和在中科大念书的丈夫在一起而考取中科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她评价自己“人生选择就没什么悬念”，她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然后绝不瞻前顾后。

在江西，她第一次感觉到迷茫和苦恼。江西不论是考古资源还是考古力量在国内都只能属于中等偏下水准，她博士期间专攻生物考古，但因为江西是酸性土壤，对保存骨骼非常不利。在江西的考古发掘现场，完整的骨骼很少见。而她做实验需要用的骨骼中的有机成分——骨胶原、羟基磷灰石，在江西的红色土壤中完全降解了。

江西省考古所没有建立自己的文物保护队伍，主要注重发掘，业务人员几乎常年在各地“工地”上，单位内只能见到一些行政后勤人员。管理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在资料室里整理过往的资料，深深地感到“没有用武之地”，“你作为一个业务人员，你没有业务可做，实际上就是你的日子就快望到头儿了那种感觉”。

她于是又去念了博士后，调整研究方向，专攻江西考古中最具特色的陶瓷，期望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突破口。念完博士后，她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之后，那种迷茫再度袭来。她已经完成了一个陶瓷的课题，新的课题还没有方向，那段日子，“是我最沮丧的时候”。

当2015年海昏侯主墓开始发掘时，江西省考古所决定建立自己的文保队伍，领导打电话给她，第一句问的是：“小孩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脱得开？”然后告诉她单位的意图。

“我当时一听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就是很想去啊。”，第一次到南昌郊区看到后来的海昏侯墓时，墓地上仍然长满高高的野草，但专业人士透过那座又高又宽的封土一眼就能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墓葬。管理说，自己当时的情绪非常简单，“就是想做”。

她每天开两小时车往返工地和南昌的家中，海昏侯墓再次改变了她的职业方向，她几乎可以确定，接下来的半生都可以笃定地投入这座汉朝墓葬的研究中，她不会再遭遇“无路可走的那种迷茫”，可以安心地干到退休。

简单的人

在考古这个枯燥又需要运气的行业里，和管理一样，很多坚持下来的都是简单的人。

离南昌市区将近50公里的海昏侯墓，开车需一个多小时。考古所租下当地村民的房子，既当办公室，也是集体宿舍。这份工作注定远离城市、远离家庭，是大部分考古队员一开始就接受的事实。

但吴琴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她二十多岁，样貌清秀，并不介意“夏天的太阳晒的那皮肤都会起皮”，在此之前，她曾经在机关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沉闷死板的气氛令她难受，“我这个人本来就说话有点大大咧咧的，不太注意小细节之类的。你要在事业单位上班，不多说话的话要好一点，但是在工地上的话就比较随意嘛。”

很难说从事这样一份职业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熊峰2013年进入海昏侯墓考古队时，只感觉，“做考古的我感觉他们思想各方面都成熟很多，他们性格也比较稳重，而且做事也想的比较周全”，这跟他以前遇到的同事截然不同。

熊峰大学学的是文物鉴赏与修复，但他对这个专业没多大兴趣，他是选择设计专业后被调剂进去的。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去做DJ，在电台做了一个夏天的外场活动DJ之后，他发现自己“被骗了”，电台并不打算给他转正，“就找苦力嘛，在外面做主持嘛，他们内场不愿意出去跑”。之后他进过广告公司做设计，还做过婚礼司仪，他认为自己更喜欢这些活跃的、五光十色的职业，但“混了三年”，几乎一事无成。

每做一份工作几个月之后，他总陷入一种浮躁的情绪中，觉得“没前途”。在晃悠三年后，他考入新建区博物馆，那是夏天，他立刻被派到海昏侯墓工地上开始田野发掘了。一开始，工地上连棚子都没盖，考古队员就直接在太阳照射下工作，他觉得“度秒如年”。

他无法讲出自己坚持下来的原因，但和社会上的工作不同，这不是一份令人胡思乱想的职业。从离开南昌的家到南京读大学开始，他就容易被一种不安困扰，“我在南京啊，比如说买东西或者怎么样，我不会说南京话，有时候怕被宰价还是怎么样的，会有这种感觉……你外地人，有时候会欺负你。”

从事考古令人感觉踏实，工作对象是两千年前的物、事。到如今又是三年，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每周请一天假回南昌市区陪家人，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包围。他形容以前的自己，“比较浮躁，可能不管后果，年轻”。现在，不会了。

考古的乐趣到底是什么？裘以龙是最早发现海昏侯墓的村民之一。海昏侯墓开始发掘后，考古所在当地招聘了一些村民协助，他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保安，然后很快被考古队发现他热心、细致，被聘为技工，《人物》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实验室协助博士后王迪一起清理陪葬的车马的一部分。

他的领导安排他接受采访，即使理由正当，他仍然不愿意为此耽误工作的时间，要求记者等到他下班后再聊。他非常享受正在进行的工作，丝毫不觉得枯燥，回忆开掘过程，他的眼神开始发亮：“开始挖那个回廊的时候我已经产生了特别浓的兴趣了，因为那个东西好，清那个东西出来好有意义，每天每天都有发现，是吧，因为那回廊里面满是东西……就是好兴奋啊，那个东西多漂亮啊。”

考古工作进行得缓慢而安静，“不耐心你做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不了的……假如说这是块泥巴，这上面，你可以拿手直接掰的，但是你不敢掰，怕它上面粘着什么文字啊什么，你只有用牙签一点点地剥掉，你这个发急根本没用的。”

主墓室发掘完毕，他进入实验室，不再是停留在一个外行人对于稀世文物的好奇，他开始试着去理解考古背后更多的意义，“现在要搞清它的关系啊，假如说我们这个马车，那个车原来什么样，我现在还想（知道）那个车什么样，这个东西要复原出来的……现在好多东西在刘贺墓里面都出现了，好多记载都没有的，现在好多东西要改变历史。我们就想，他为什么要这样放啊，他的车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也好有意义。”

海昏侯墓发掘前，42岁的裘以龙是当地的一个普通村民，只有初中文化，靠发展一些农副业，比如抓鱼、网龙虾过日子，一个月有几千元收入，进入海昏侯墓考古队后，收入反而降低了。眼下又到了摸龙虾的季节，但他决定不再回去做这些农活了，他特别懊恼地告诉《人物》记者，他特别希望多学一些考古知识，“可惜自己文化低了一点”。

30岁左右、平头、北方人，“你别采访我了，你去采访那些领导。”《人物》记者被一个工作人员领着参观文保工作时第一次见到王迪。当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坐在实验室里，领着裘以龙一点一点用牙签、竹片剥离一具车马上的泥土的王迪直接拒绝了。白大褂、白手套，专心致志的他脸上写满被打扰的不情愿。

两天后，记者第二次见到王迪，那时领队杨军把一些推荐接受采访的队员名字写在了《人物》记者的采访本上。记者把本子递上前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本子上有你吗？”

“我没名字。”他看着本子说。

后来记者才知道，在那个本子上，负责实验室考古的王迪，名字在第一个。

那之后《人物》记者开始留意王迪。他是中科院考古所的博士后，在食堂吃午饭时，大家好容易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会聊聊家常、琐事，但王迪和同桌的人总在聊考古的学术问题。“他每天都非要到我们下班了以后再叫他，（我们）下班了，他才下班。”裘以龙说。

王迪很少和其他考古队员出去散步，他更喜欢钓鱼，他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蔡毓真一起养了一些蚯蚓，工作站不远处有一个池塘，每晚吃过饭后，他们准时扛着鱼竿走向那片碧绿的水域。他们技术不佳，常常空手而归。

第三次和王迪交谈是在一个钓鱼的傍晚。在聊了几件考古界的逸闻后，他突然说：“你别跟我说话了……我跟你聊天什么也学不到，我跟那些专家聊才能获得帮助。”

接着，他打住话头，毫不尴尬，接着钓鱼。太阳落山前，他钓到了一尾小鱼，等他拎着小桶带回宿舍时，王迪的“闺女”——一只小鸭子，正在等待一顿美味的晚餐。

繁华落尽

3月，《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外界对于海昏侯及稀世文物的好奇演变成一票难求的火热场面，因为瞬间流量过大，首都博物馆网站的预约服务系统在3月5日的早晨瘫痪了。

海昏侯墓对外界曝光之后，管理有一天接到了大学室友的电话，电话那头，室友兴奋地告诉她，她正看《探索·发现》，管理正在电视荧幕后面讲着自己的考古发现。

舆论喧嚣声浪的最高点也是管理最感恐慌的时刻。考古成果在北京开展时，她从南昌来到北京，当天，专家正式对外确认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人的身份，就是此前一直猜测的第一代海昏侯——汉废帝刘贺。她则抽空去拜访了自己的导师，说出了内心隐隐的担忧：“我很怕会是这样，就是繁华落尽之后就无限凄凉，我只是做一个做事的技工，什么都没有留下，那做这个事情就白辛苦、白做了。”

学习历史带来的自省能力在她身上产生作用，她告诉《人物》记者，“那个时候媒体已经给你抬到那个，就是海昏侯墓抬到这个高度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你默默做事可能这种压力还小一点，那么你能不能把文物保护这摊儿提起来，能不能做好。可能我稳稳当当地做下去也行，但是我只是做事的话，可能也不行了，就是现在不能仅仅是这样了，那后面我怎么做，我确实有点恐慌了。”

她和导师一直谈了四个小时，她记得导师这样开导她：“即使你是受到领队那样的追捧，你也绝对不能迷失自己。我们考古本来就是，你知道，就是要那种埋头做事的，你绝对不能因为你被媒体关注到了，然后你整天就面对媒体，你不做别的实事儿了，实际的事情才是最关键的。他说你有一百篇媒体的报导，不如你有一篇（研究）文章。”

离墎墩山大约500米的文物保护工作站称作“铁皮屋子”，主墓发掘完之后，大部分的文物都存放在这里，文保队员每天在这里工作，也住在这里。那是一组白色集装箱式样的临时建筑，入口安检处，一只凶狠的狼犬被圈养在铁笼里，有人靠近，便狂吠不止。

一个负责扫描竹简的技工见到记者就伸出自己的脚，展示自己穿的登山鞋，“你瞅瞅”，然后他又拍了拍自己穿的黑色羽绒背心，“我在这儿就穿这一身行头，冬天这样，到现在还这样。”

为了让文物暴露在地面上之后不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文保用房建立了恒温恒湿的工作系统。南昌的夏天酷热，冬天极寒，但文保用房内，始终保持5到15摄氏度。考古人员在里面工作，浑然不察季节的变化。

仲春的傍晚常常伴随着一场大雨，雨停后，考古队员们喜欢去散步。绿色的疯长的植物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漂浮在湿漉漉的温暖的空气中，田地里有青蛙在低唱，乡村公路上许久才会有一辆汽车驶过。大家慢步行走着，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惬意地交谈，有一户人家正在酿制米酒，于是一群人凑上前去，闻闻热腾腾的酒香。他们在走到恰好有些累了的时候就折返，一天就这样结束。

考古工地上，几乎没有人热衷接受采访，更多人是回避和厌倦的态度。离主椁室发掘已经过去将近半年了，他们对于回到舆论中间没有多大兴趣，领队杨军告诉《人物》记者：“海昏侯这个信息量这么大，也不是说杨老师一个人就干到退休，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整个团队，包括他80后的，包括这些年轻的他们都要干到退休。所以我说还不是一代人，可能要两代。”

最初喧闹过后，大家重新回到规律而平静的生活里，《人物》记者到访的那些天里，因为大部分文物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剥离竹简，这是一份极需耐心的工作，竹简被小心翼翼地逐卷摊开，用薄薄的竹片轻轻分离，辨认摆放方向，拍照存档，再逐枚扫描。11个工作人员分工，每一个动作都要进行得温柔而轻缓，一个托盘里有10枚竹简，一天至多能扫描8盘竹简。红外扫描下，4000多枚竹简上难以辨认的墨迹能显现出来，等待专家研究。

正确的事

4月24日，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69岁的信立祥参与了《人物》组织的公开课。他不习惯使用邮箱、微信，导致《人物》工作人员给他微信、邮箱分别发送的演讲主题PPT，他一直没能看到，错过沟通过程的他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学术讲座的场合，他打算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内容，讲述海昏侯墓的考古全过程。当他到了满是创业公司CEO、投资家和电影从业者的现场，他发现主办方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更具话题性、更当下的主题：海昏侯墓为何会成为热门IP以及帝王之死给人们带来了何种启发。

他答应了这个主题，但在讲台上，却没有为之做出变通。他的方式是直接把这两个主题当做两个提问，像回答问题一样把要说的说完了，没有任何人为的渲染。这让原本安排在45分钟里的讲座，只用十几分钟就把预告的主题结束掉了。随后，工作人员只能任由他讲自己真正想讲的内容。

信立祥把考古的意义看做一个缓缓浸润的过程，从事考古几十年，他从未感受过考古界对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

海昏侯墓把汉朝历史中并不起眼的汉废帝刘贺再次拉到人们眼前，在此之前，他是汉书记载的仅仅继位27天的荒淫无道的少年皇帝，犯下1127条罪状，被一贬再贬来到海昏侯国郁郁死去。而如今史书不再是唯一的判断，海昏侯墓里包含的信息有一天将被解读出来，刘贺可能会被人重新认识和理解。

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所有的史书、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写的，所以中国的‘优秀传统就是，对于政治上的失败者就是竭力地加以诬蔑，横加罪名。”信立祥说。考研究生选择专业的时候，信立祥曾在中国史和考古两者之间纠结，他更喜欢历史学，但是“文革”中的经历令他产生疑虑，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影射史学盛行，“这使我不敢去搞史”，而考古可以说实话，“考古发掘出来什么，我就可以说什么”。

信立祥相信，通过考古发现真实的历史，可以令人们获得珍贵的历史经验，“你比方刘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他是个权臣当政的时代，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一个绝对专制的时代，绝对会拉历史的后腿的。”

从事考古多年之后，信立祥渐渐找到了内心尺度，获得平静。9年前，他从国家博物院退休后，受聘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成员，名利、职称早就成了过往云烟，“我已经到这岁数了还改变什么，（还）开展新的领域的研究，我已经没这精力了。”他告诉《人物》记者，他和太太之间琐碎的争吵甚至也减少了。

但在面对真正的是非时，他越来越敢言。在国内，当地政府通常会介入重大的考古发掘，“他们也把这个看成他的一个政绩，要留下他们的领导痕迹”，而行政干预往往会不顾考古的细致和谨慎，一味求快。但是信立祥渐渐不再顾虑平衡之道，“有时候我处事很坚决，我不管你哪级领导，如果你要是胡来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因为我已经活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一辈子为此而奋斗，我有一种使命感，我也不管你哪级，我该说什么说什么，而且国家文物局给了我们这个权力，我们的决定不受行政领导干预，我们的决定就是国家文物局的决定。”

有一次，他和许多领导一起坐在一辆中巴车里，他趁机提出，“要把文物保护的意识贯穿到每一层领导”。立刻有人提问，包括某位官员吗？当时这位官员就坐在信立祥旁边。信立祥回答：“当然包括。”

信立祥一生研究秦汉历史，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萧规曹随”的主角曹参。他是萧何之后的汉代第二任相国，萧何在世时，二人是劲敌，萧何去世，推荐曹参继任，曹参入朝后，并不试图推翻萧何制订的法规政策，而是一切袭用，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给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以休养生息的空间，为汉朝的富裕打下了基础。

信立祥感到，“现在我们的一些官吏更多的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曹参却为长远计，并不在意自己的得失。曹参在历史中并非最耀眼的人物，但看遍历史的信立祥却在他身上找到了最深的价值认同和只看一生一世的人很难拥有的智慧，“他不图名，他是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实习生吴呈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