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的基础和依据在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势的深刻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高度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充分肯定。研究邓小平制度自信的基础和依据，对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5-0010-06

[收稿日期]2015-10-20

[作者简介]刘清林（1978-），女，江西萍乡人，法学硕士，江西科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烈的自信，从而能够在“文革”结束初期人们思想混乱的状态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在社会主义初期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对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能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下，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制度自信展现出强大的正能量，成为团结和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思想，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一、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和依据：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分析，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从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率先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实践探索。毛泽东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一宏伟的历史进程，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伟大论断的可行性，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显著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步性，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深谙和坚信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坚信不疑。“文革”结束以后，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本质上就是全盘西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错误思想不能听之任之，任其泛滥，而是要高度警惕、积极抵制。苏东剧变后，社会上出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声音，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通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实现民众共同富裕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1]（P1348），“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2]（P328）。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坚定地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虽然国际上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表面看来社会主义是被削弱了，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彻底失败。相反，人民在挫折中经受了锻炼，只要从中吸收教训，社会主义就可以发展得更加健康[2]（P383）。这些坚定的话语和深情的表述，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而且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为人们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制度的更替也要经历量变到质变的曲折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过程既是漫长的，也必将是艰难的。中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远没有达到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没有具体的可供参考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难免会出现曲折。面对这些曲折，邓小平一方面认为这些曲折“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P383），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焦点放在中国自己的事情上，认为“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2]（P360），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摆脱贫穷，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今后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关于“正在向这个路上走”的时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一些设想。比如，他提出，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还要“三十年的时间”[2]（P372）。他还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P379-380）

二、制度自信的制度基础和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优势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还来源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色和优势的深刻把握与充分肯定。他不仅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行了阐述，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特色，进行了多次论述。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根本地要看它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多次强调生产力标准对于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仅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更快，而且要将社会生产力转化成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因此，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主义都可以借鉴和学习。改革开放不能在姓“资”姓“社”的争议中停滞不前，而应该以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论是非。他还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3]（P128）从历史的发展实践来看，l978年到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发展到超过63万亿元，GDP世界排名第二的事实，充分证实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资本主义制度遵循“资本逻辑”，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形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P40）的根本弊端。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优势时，总是把生产力发展与满足人们群众的利益诉求结合在一起，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获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2]（P161-16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把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利益需求紧密结合，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

三是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2]（P16-17）在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2]（P377）。当然，邓小平更多的是指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高科技产业等骨干项目，但是实质上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地动员与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发展目标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动员巨大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举办国际性盛大活动、完成重大工程建设等，这是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四是能够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国家统一。谈到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2]（P257）谈到“一国两制”时，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2]（P218）这些制度和体制在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和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制度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

制度自信不能建立在良好愿望或主观需求的基础之上。制度自信的基础是实践，只有与实践相统一的制度体制，才能真正确立自信。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来，改变了中国面貌，同时又经受了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这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和客观依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人民民主专政。l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同时在制度实践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工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教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毛泽东自信地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5]（P214）“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5]（P214）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导致制度建设遭到严重曲折，制度实践成效受到严重影响。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汲取经验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强调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l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党从农村体制改革开始，逐步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方面进行了改革。政治体制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走向制度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恢复，《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制定取得新进展。十四大以后，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各项政治文化制度体制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逐步健全，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制度和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充满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这些成就奠定了人民尊重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为邓小平制度自信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正由于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干涉中国内政时，邓小平坚定地说：“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2]（P359）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问题了，相反，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主要包括：

一是有些好的制度在话语表达上还有欠缺。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1]（P1351）。

二是有些制度还存在欠缺和不足。邓小平强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比开放中多，因此要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和体制。“六四”事件后，邓小平强调要加强法制，靠法制反腐败；晚年他高度重视分配制度，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总之，要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发展和完善各种体制机制。

三是有些制度僵化落后，但改革比较困难。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2]（P266）

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强调在总结国内经验的同时，要借鉴其他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他明确提出，“靠不断总结经验”，“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2]（P26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1343）

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本身就意味着对制度的自信，他为未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指明了方向和思路。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并对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改革和创新作出具体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强调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

四、制度自信的价值基础和依据：社会主义制度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制度是价值理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也是价值理念的特殊载体，制度形成和发展要以实现某种价值为目标。对一种制度的自信，不一定表现在对实然制度的自信，而是表现在对应然制度的自信，就是对制度价值能够实现的自信。邓小平坚信社会主义制度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使原则和实践在这里不再互相矛盾。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所谓共同富裕，首先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次是要全社会普遍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消除贫富差距。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其本质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创造的财富只能使少部分人富起来。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创造的财富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因而能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2]（P123），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的性质使其无法摆脱剥削和掠夺，无法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无法避免各种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3]（P167）。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农村脱贫人口的数量，与法国全国人口数量相当。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总量的10.2%，到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只有2.8%，中国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实践证明，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满足群众需求，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同时，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公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6]（P582）。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2]（P143）这种公平的制度基础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它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既能激发社会活力，又能实现社会公平，而不会产生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劳动和资本的妥协为基础造成的“动脉硬化症”。同时这种公平在内容上是全面的，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公平内容的强调各有侧重，但从理念的整个演进进程来看，它体现出全面性和系统性。权利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前提；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规则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保障；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公平过程存在循序渐进性、注重公平价值的层次性，体现了我国历史与现实情况对社会公平的客观要求。当然由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阶段要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并不现实，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制度的价值要始终如一地遵循，也就是，在制度建设中，要始终围绕制度价值目标，[HJ2mm]不断修正和完善制度。

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P110）同样，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矛盾凸显的国内环境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信念，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来源。

五、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成果就是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党和国家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和总结而得来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系足以让中国人民有强烈的自信。

（一）在彰显特色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需要更加突出我国制度的特点和优势。首先，要找出规律并合理有效地把握规律，丰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从理论知识、实践经验、民族发展和时代特征等不同方面彰显我国制度的特色。其次，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论，在开拓创新中更加坚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地有特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定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世界强国。

（二）在不断创新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制度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条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其特点是“一大二公”。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制度创新，提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添加了助燃剂。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是党和国家的一大创新和壮举，这一制度引领中国与世界接轨，不落后于世界的步伐，同时又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结合了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可以说，这一制度是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也成为了支撑我国制度自信的强大支柱。

（三）在应对风险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我们知道，2008年汶川发生了地震，地震之后，整个汶川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汶川的重建工程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汶川只是我国应对社会突发状况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应变能力，汶川地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于其他性质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根本经验，也是未来中国实现持续的繁荣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珍惜，并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 李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