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大华

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弊端丛生，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下，是大刀阔斧地实行变法，还是兢兢业业地恪守祖宗之制，历代帝王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尽管史学界长期讴歌变法，但历史上的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呢？

变法是一剂猛药

长期以来，史学家热情地讴歌历史上的变法，但这种讴歌与史实相符吗？ 首先，从秦朝到隋朝，变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现象。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变法普遍出现，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从唐朝起，经宋、元、明，直到清朝，多为统治时间超过百年的大王朝，漫长的时光不仅使历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现，统治者也可以较深入地反思、调整，所以，这些王朝大多进行了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变法大多并未成功。

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历朝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强有力支持。二是变法触动了实力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他们动用一切资源拼死抵制、破坏，比较而言，变法派的势力相对弱小。三是变法的举措可能因超前而不尽符合实际，或因变法派操之过急，缺乏冷静耐心等。其实，上述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历代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

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往往可能成功。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幻想。

如果说王朝中期的变法鲜有成功的话，王朝晚期的变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举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搞变法，一个衰败的王朝尚可维持时日，一旦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脱脱急于挽救王朝，搞“旧政更化”，推行与汉文化接轨的变法举措，又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的钞法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疏浚黄河的最直接结果是千千万万的治河民工在工地竖起了反元大旗，最终脱脱成了元亡的替罪羊。

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对反对变法的误解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

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一般来说，历朝的保守派普遍认为，挽救危机的办法在于皇帝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扭转官场风气，还要把好用人关，任用君子、贤人，并且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提高官员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针对国家的经济危机，保守派的共同主张是厉行节俭，少花钱，把开支降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远离了内忧外患，即使穷点儿，也是个和谐的社会。

从理论上讲，这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但在实践中，又不免显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变法与保守的两难，归根到底，这仍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的结果，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败的命运已经铸成后，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

中期微调有奇效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历时267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显，问题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没搞大规模的中期变法，而是持之以恒地做了“微调”，效果却相对好得多。

其实，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王朝的中期都没有面临像清朝那样严峻的局面。乾隆以后，国势衰颓，在下坡路上飞奔，到了嘉庆初年，土地集中、经济危机、吏治腐败、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问题集中爆发，统治者焦头烂额，应接不暇。然而，这不过是历代王朝中期的普遍性问题，嘉庆皇帝还面临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史无前例的难题——人口爆炸。当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人满为患，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劳动力出现了剩余，由此造成了粮食供应的危机，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人民的生活，社会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到了道光皇帝执政时期，人口终于突破了四亿，问题更为严峻，同时，另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凸现出来——毒品泛滥。从嘉庆以来，英国向中国大规模地走私鸦片，至道光中叶，输入量达到年四万箱。这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经济危机。怎么办？严禁无效，屡禁不止，任其蔓延将导致国家的衰亡，君臣在困顿中一筹莫展。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英吉利已经站到了家门口，即将发动侵略战争。哪个朝代遇到过这样险恶的环境？

面对严峻的形势，嘉庆、道光两代君主没有效法前代王朝，搞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而是把求真务实当成为政之道，推行了一系列的“实政”举措：其一，皇帝以身作则，勤政图治。其二，坚持恤民的原则。其三，厉行节俭。其四，适度变法。其五，严格执法，惩贪奖廉，约束亲贵等。

嘉庆、道光两代君主的这些举措足以扭转王朝没落的大趋势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举措不足以使一个没落的王朝命运出现根本性的转机，但是，他们把传统体制的潜力挖掘到极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更重要的是使得王朝的威信未倒，人心未散。此后，由于人口压力、吏治腐败、财富不均等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所以，清朝走出了衰落的难关，迎来了一个枯木逢春的“中兴”的时代。

总之，变法是不得已的举动，尤其是到了王朝的中期、晚期，如果大举变法，其力度、深度很难把握，一旦矛盾激化，危机爆发，可能难以收拾。由此看来，清朝中期的统治者推行实政、关注民生、以身作则、抓住机遇、适当改革的经验是有价值的。创业维艰，守成亦难，处于中期的皇帝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结果利弊交织，成败互见，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摘自《新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