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宣传与改革工作的协调亟待加强

针对新形势，当前尤其要加强宣传工作与改革工作间的协调性，应尽快形成有利于改革推进的舆论氛围。

二、关门搞改革、部门主导改革，改革易被部门利益所左右

十八大以来，已相继出台了多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改革方案，但是一些民众期望值很高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方案往往是由部门自行制定的，而没有遵循“多方咨商，集体决策”的原则，既没有广泛征求社会意见，也没有真正落实必要的第三方评估程序，致使一些已出台的改革方案带有严重的部门利益和局限性，甚至给改革的整体推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破坏政府公信力的事件时有发生，影响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多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常常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严重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过程中，首要的一步就是努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使社会公众相信政府的改革诚意和改革能力，并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2013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包括反腐败、简政放权等在内的改革措施，力图重塑政府的权威及公信力。但在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损害政府公信力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对改革的推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有待进一步明确突破口

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中已有至少50项出台了相关措施或已着手细化改革内容。但大多领域的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顶层设计，更需要细化改革内容和路径、设计改革时间表、建立配套制度、完善体制机制。

改革重点不突出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使得改革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形成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从历史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一轮经济繁荣周期的发轫都是由于找准了改革的“牛鼻子”，形成了多方合力，做到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短短几年内就带来了农业连续高产和农民增收；1994年前后的一轮整体配套改革中，在各重点领域出台了明确而具体的改革方案。每项改革方案都在该领域形成了深远影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红利，一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相比之下，目前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突破口，抓准重点，实施重点突破。

五、某些顶层设计不顶层、基层创新放不开，导致地方协调中央

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之间，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实践方面。从逻辑上讲，自贸区的设置，应当由中央高层自上而下推进，应先放到自贸区去试错，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再向全国推广。然而现实状况正好完全相反，往往是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改革试验，但是中央部门却缺少突破，于是就出现了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去协调中央部门，不仅提高了改革的推进和协调成本，而且浪费了宝贵的改革时机。

六、反腐深得民心，但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推进，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首先，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和体制，是实现纪律监督常态化的关键。只有通过短期内的强力反腐败，为长期内的反腐制度建设争取时间，才能始终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这是促使官员从“不敢贪腐”走向“不愿贪腐”和“不能贪腐”的关键一步。如果“只换人，但不换机制”，这一轮反腐败成果很可能只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无法避免腐败在若干年后卷土重来。其次，目前反腐败主要依靠纪委，但仅依靠纪检体系监督党政官员是远远不够的。虽经多次扩编，目前中纪委编制人数仍仅约1000余人，一线办案人员约400人，省纪委编制人数一般仅数百人，市县纪委人数则更少。同时，纪委的监督对象量大面广，目前我国全国公务员总数超过4700万人（不含事业单位等），仅靠纪委系统自上而下的巡查监督，力量仍显薄弱。因此，亟待加强民主监督，尤其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动员全党乃至全社会力量共同反腐。

七、改革缺乏明确受益群体，影响推动改革的积极性

与以往的改革相比，此轮改革缺乏明确的受益群体，导致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目前推进的所有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中，很难看清哪些社会群体或阶层将从新一轮改革中明显获益。首先，经济结构调整使得制造业、房地产等传统主导产业产能过剩日益明显，企业经营者、劳动者均增收有限。其次，强力的反腐形势下，部分政府官员需要一定时间来改变此前“乱作为”的行为方式，在短期内可能难以适应，以至于少数官员出现“为官不为”的现象。再次，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薪酬限制，有可能弱化国有企业高管及员工的激励。此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严重滞后，不利于促进研发、创新和人才培养。因此，当前改革亟须选择若干重点领域，尽快形成新的受益群体，以获得对改革的更大支持。

八、人事制度升迁未与改革绩效挂钩，缺乏有效激励机制

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从理论、舆论、组织等领域的前期准备之充分前所未有，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却忽视了改革推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干部人事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改革准备的干部资源一部分来自拨乱反正，另一大部分来自于恢复高考最初几年的高校和中专毕业生。这些干部资源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例如，在基层，原受审查的工作人员因刚刚恢复工作，心怀感激，对工作充满激情；年轻人思想开放活跃，勇于创新，工作中充满干劲。在这种形势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应运而生，逐渐使改革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坚力量。

有鉴于此，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当尽快建立起与改革挂钩的干部激励和惩罚机制。一方面，要及时提拔重用那些具有改革意识和具备改革能力的有为干部，赋予其开展改革试验的更大空间，提高改革试错的容忍度；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缺乏改革意识、动力和能力的庸官懒官，则应尽快调离关键岗位。

九、改革面临三种不同风险

一是不改革的风险。当前形势下如果不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增长必将面临“硬着陆”风险，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如果不迅速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及影子银行等风险，严重阻碍经济转型。

二是改革必须冒的风险。改革同样会带来一些新风险，但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比如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可能会有风险，但是如果不推出，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就无法建立，系统性风险就会不断积累，我们将面临更大风险。又如，允许地方政府公开自主发债，在初期也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但如果不这样做，地方政府债务就会通过各种所谓金融创新的形式越来越隐性化，隐性风险越来越大。

三是改革方法不当可能引致的风险。例如，方式方法不当可能导致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进一步扩大，有可能导致中央和地方矛盾更加突出，等等。如何防范改革方式方法不当所可能引致的风险，一方面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另一方面还要学习相关理论，研究改革难题。此外，还需要我们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反思、改进和完善。

（摘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