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学校有一门文化通识课，请我去讲一堂中国音乐与戏曲，两小时。我心想，两小时能讲什么？同学们都是大学生了，好歹也该知道点中国音乐吧？只是不晓得他们的音乐知识是哪一类的？知不知道音乐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否了解些许中国音乐的历史进程？

据我所知，香港年轻人若是对音乐发生了兴趣，接触西洋音乐的机会较多，不少人从小学钢琴与小提琴，在欣赏西洋古典音乐方面也颇有心得。近几年来，对中国音乐的兴趣有所提升，主要是学笛子、二胡与古筝，戏曲方面的认识则以粤剧为主。没有音感审美经验的年轻人，则像无根的浮萍，随俗浮沉，随波荡漾，只能被动接受浮游在空气中的声音，分辨不了杂音、噪音与乐音，满脑子塞进乱七八糟的音符与曲调，像堆填区倒进的垃圾。潮男潮女则深恐自己赶不上时代高铁的列车，对当代流行歌曲趋之若鹜，视歌星为膜拜偶像，在失眠的夜晚，幻想自己如何面对难以启齿的梦中情人。此地报章更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鼓吹窥视狂的嗜痂之癖，设有专门报道艺人八卦的版面，千方百计营造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氛围，阻碍年轻人认识音乐的真谛。

于是，决定跟同学们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上古音乐的发展，怎么唱曲，用什么乐器；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杰作，名单中最早赞誉的中国音乐戏曲是昆曲及古琴，之后列了蒙古长调、新疆木卡姆，再后来又列了京剧、粤剧。上课时，我先问同学们，有没有人学过中国传统乐器？很不错，一个八十人的大班，有三个人举手，百分之四呢，两个学过二胡，一个学过古筝。有没有人听过古琴演奏的？没有。观赏过昆曲的？没有。京剧，在电视上看到过，没特别留意。粤剧，爷爷奶奶喜欢，音调还是比较熟的。有人说，看过《帝女花》的演出。至于蒙古长调与木卡姆，连名称都没听过。

我跟同学们说，音乐的成形远早于文字的出现，是远古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是先有人声的歌咏，再利用各种材料做成乐器。中国在上古时代就有“五声”“七音”之说，说的就是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与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主要是以五声音阶谱曲。上古的打击乐器，有钟、鼓、磬；吹管乐器，有埙、钥、箎；弦乐器，有琴、瑟。跟他们说《诗经》的风雅颂，应该都是可以唱，而且能够配乐的。提到第一章《关雎》，倒是有不少同学点头，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读下去，有“琴瑟友之”，是不是？这是形容男女拍拖使用的乐器，是属于私人空间的。到了结尾，是“钟鼓乐之”，结婚了，在婚宴典礼上使用庄重的乐器，是公共空间的，显示人际礼仪性的圆满和谐。

至于“八音”，说的不是音阶或音程，指的是八种不同制造乐器的材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金是金属乐器，如钟；石，是石头制作的，如磬；土，是泥土烧制的，如埙，如缶；革，是皮革制作的，如鼓；丝，是用丝线制作的，如琴瑟；木，是木头做的乐器，如柷，就是一种击打用的音箱；匏，是葫芦做的乐器，如笙，如竽；竹，是竹制的乐器，如箎，也就是箫笛之类的前身。

同学们听到这里，居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东问西问，还抱怨起来，说以前都没听过这些古代音乐的基本知识，没人教过。我不禁想到《三字经》里说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看来同学们对中国音乐缺乏兴趣，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育出了问题，连基本知识都没教过。我说，你们还年轻，还来得及去接触，多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我放一段昆曲《牡丹亭·惊梦·山桃红》的录像，以及古琴《阳关三叠》和《流水》的录音，一共大概十分钟，给你们欣赏一下，只能浅尝辄止了。

同学们听完，都说好听，别有风味，优雅清丽，带来了宁谧的遐想，与平常接触的音乐不同。令我欣喜的是，不少同学表示，这节课是他们的新起点，以后要去深入了解中国音乐。

二

文学创作的基础是语言文字，是用文字来表达内心情愫，刻画人世种种际遇，描写天地间诸多事物，展现神人关系，陈述战争的惨烈与和平的安逸。山河大地，鸟兽草木，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是文学可以呈现的内容。不过，从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其间有一个转化与升华的过程，关键就在文字的运用。只有驾驭了文字的特性，才能让想象翱翔，超越语言文字的简单传意功能。虽说艺术要兼有内容与形式，但是内容随处皆有，随时可感，即使有敏锐与迟钝之别，生命历验却人皆有之，形式的掌握却不简单。举世皆人，艺术家却不常有。识字的人不少，能通过艺术形式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不朽的文学的人却不多。

萨特在《何为文学》中说到文学的巅峰是诗：“散文是符号的帝国，而诗歌则与绘画、雕塑和音乐同列……诗人是拒绝使用语言的人……作为诗人，他对于语言所选择的态度是将词语视作事物，而非符号……但若是他专心运用词语，好比画家运用颜色或是音乐家运用音符一样，这并不是说，在他眼中词语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若是词语失去了意义，就只剩下声音和笔画了。不过他对于词语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了。”虽然萨特不是在讲汉字与诗的关系，但是，这一段解释诗人创作诗歌的思维过程，特别适合探讨中国诗人的创作思维，也可以突出汉字的特性。

中国地广人多，历史悠久，文化与文字的积淀是中国汉字文学的基础与源泉。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来自历史文化，来自成千上亿中国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文学家呕心沥血的创作。中国人使用汉字已有四千年历史，以方块形式书写，有其独特性，与其他文明使用拼音文字，大异其趣。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视觉形象与听觉意指同步进行，相辅相成，相互激荡，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相当复杂，不但影响文字艺术，也影响思维的脉络。研究记忆的脑神经学家已经发现，使用拼音文字触动脑神经的某一特殊部位，与听觉记忆有关；使用汉字，则在触动听觉记忆部位之外，还触动视觉记忆的部位。

汉字书写的特性，显示中国文字与语言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与回旋空间，容纳视觉思维与听觉思维相互激荡。相比于拼音文字，汉字不止是语言的直接翻版，其中有字形、字义、字音等不同场域的各自传承与相互影响，使得汉字丰富多彩，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汉字本身也有演化的过程，从始创到固定成型，大约也经历了两千年历史，有些字连伟大的文字学家许慎都搞不清楚，在《说文解字》中标出六书，所举会意字的典型，居然是“止戈为武”。发现甲骨文之后，我们才知道，“武”字的原意是“荷戈步武”，是要去打仗的意思。原来“天雨粟鬼夜哭”还有曲折的历史进程，像小儿夜啼一样，一直要啼到成人为止。而且，成人之后还会遭遇世间的挫折，老天会掉馅饼，也会掉下废除汉字运动，让人忍不住嚎啕大哭。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汉字的方块外形基本固定，但字义却会因为人们认识的演变而转化，因此也不能说汉字是一成不变的。汉字字形完全固定下来，大概跟印刷术的发明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正楷字体可以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原因。

汉字经历两千多年而字形基本不变，是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现象，的确有其特殊性。是否特殊优秀，则是另一个问题。五四群贤就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汉字的特殊性就是原始民族的劣根性，特别腐朽落伍，阻碍了科学与民主的发展。鲁迅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与许多激烈的文化先进一起，向往汉字拉丁化。我们今天还能继续以汉字书写文学，读汉字印行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真是阿弥陀佛。

三

学校开了一门通识课程，叫“文化中国”，规定要用英文来教，显示在国际化与大学排名方面，有了与时俱进的决心。时髦归时髦，却引发了同事的腹诽，质疑为什么一门中国文化课，学生都是中国人，教学材料基本都是中文，却要舍弃优质的课件，用些不三不四的英文翻译来教。学校的理由是，香港是中英双语通行国际大都会，香港人应该中英俱佳，可是现在的大学生英文程度不过关，在D与E之间徘徊。怎么办呢？当然只好加强英文，规定所有课程一律要英语教学，如此才能国际化，达到英美的标准，在英国人营造的大学排名榜上，继续攀升，建构世界一流大学。

为了如何用英语讲授“文化中国”，中文系的同事吵翻了天。同事们个个学富五车，从甲骨文到章太炎，从诗经楚辞到鲁迅张爱玲，都研究得透彻，而且各有心得，却都将这门课视为畏途，不肯去教。某甲说，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博士，专门研究唐宋诗歌，专书也出过两本，可是，你叫我用英文去讲唐诗，怎么讲得清楚？我又不是翻译学专家，怎么讲杜甫的《秋兴八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那个苍凉，那个萧瑟，那个无边无际的秋气，弥天盖地，只用了十四个字，境界全出。你用英文怎么讲？像玉一般的露水凋伤了枫树林？Jade-like dew damaged maple forest？杜甫写诗，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节奏韵律中规中矩，讲究得不得了。构筑意象更是千锤百炼，说过“意匠惨淡经营中”，还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你要我用英文去讲，会讲出个什么样的杜甫？学生会怎么理解杜甫的“晚节渐于诗律细”？不是我不肯教，是我不能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教也教不出个名堂。敲碎了祖宗的骨头，沿街叫卖，为了讨好洋人与洋奴，为了提升大学排名，为了学生就业求职，能在跨国公司面试的时候，说一句“I have studied Du Fu”，以显示国际化的文学修养，实在不是我的专长。

某乙也抱怨，说研究了一辈子佛教，还特别学了梵文与巴利文，是为了通晓佛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那是学术研究的途径。要我用英文教中国佛教，我也能教，可是学生听得懂吗？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观音菩萨叫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阿弥陀佛叫Amitabha Buddha，大乘叫Mahayana，华严经叫Avatamsaka Sutra。用英文讲中国佛教，让学生本来熟悉的词语与概念变得生疏，听又听不懂，一堂课上得迷迷糊糊，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目的何在？是为了学英文，还是制造学生学习的困难，打击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我们教佛教，是要学生理解佛教对中国人的深远影响，要他们知道自己思想中有许多佛教因子，要同学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文化环境，又不是教他们到外国去传教，干吗要用英文教？

抱怨虽多，课程已经规定下来了，还是得教，谁去呢？同事们想出了民主办法，推举留过洋的去教。某丙是英国留学，研究社会史的，教中国社会与家庭结构；某丁留学美国，研究中外交通史，可以教中国历史与中西文化交流，什么一带一路都能教。中国语文与文学怎么办？用英文教汉字演变，教古典文学，教李商隐的《锦瑟》，什么“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真是得找个卖刺猬的张飞（人硬货扎手），否则揽不下这差事。同事看着我，说你不是在美国教了二十年中国文化吗？干脆拿香港学生当白老鼠，用你教美国学生的方式教，就算他们“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至少你也提高了他们的英文程度，让他们可以享受美式教学的待遇。我心想，原来是要我去教一门英语课，却假装是教中国文化，真不知道这种大学教育要伊于胡底。

教了一学期，发现学生的英文程度实在不行，而中国文化又一窍不通，教起来十分吃力。只好跟他们讲历史故事，讲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坚持写《史记》，讲《长恨歌》与《长生殿》的杨贵妃故事，同学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我越来越担心，香港的大学教育，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