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敏

[摘要]风靡一时的《狼图腾》不论是文本创作还是影视传播，都受到中外读者（观众）的普遍关注。它的成功与作品中散发着的“物哀”美息息相关。“物哀”是日本审美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狼图腾》因为具备与日本传统审美活动相似的背景土壤和审美要素，并且“物哀”的美学原则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当下世界多元化、平面化、边缘化、个体化的时代特征暗合，在人类学“互渗律”的作用下，《狼图腾》打破了国家、民族、文化的界限，被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读者（观众）广泛接受。

[关键词]《狼图腾》；物哀；现代文明；互渗律

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问世以来，在中国乃至生态意识日益浓郁的世界各国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部小说十年内再版150多次，并被译成39种语言传入110多个国家，跨越了蒙、汉、英等多个文化圈，激起了人类共通的思考与关注。正如北大教授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中评论的：“它引发了数年的争议，也多年高居中国文学图书销售榜首，而且是迄今为止中国图书走向世界市场最成功的范例。”①十年之后的2015年春节，由法国著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导演，冯绍峰、窦骁主演的同名电影《狼图腾》将姜戎的那只牵动读者心绪的小狼连同他的思想一起搬上了大银幕，《狼图腾》再次风靡中国大地。仅春节长假电影《狼图腾》就收获了3亿元的票房。于是，这部一度被业内人士视作“最不适合春节档的电影”，以最具竞争力的票房数据与观众口碑证明了自己强大的艺术魅力。

《狼图腾》何以有如此魅力，在当下多元并存、杂语共生的阅读期待视野与学术评价格局中，从十年之前长篇小说《狼图腾》到十年之后的电影《狼图腾》，一直在吸引着读者，得以回响这么多年？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很多学者也曾探讨过，其结论基本集中在两个角度：来自作者姜戎十年磨一剑的文本本身，如语言、文体、叙事对象、叙事话语、叙事视角等方面的独特艺术；也有来自外部的因素，如当下读者（观众）的接受心理及宣传促销的人为因素等。用传统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来解释，这确乎是无可厚非的分析问题角度。笔者认为，除此之外，作品的成功还得益于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物哀”之美。

众所周知，“物哀”是日本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我国学者王向远在日本本居宣长、大西克礼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编译了《日本物哀》一书，给予这一美学概念系统的界定，并厘清了其内涵、外延的构造。

诚如王向远先生所讲的，“物哀”“知物哀”论，既是很日本的，也是很“世界”的；既是很古典的，也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②姜戎在《狼图腾》中描述草原生活和草原文明时描绘了“物哀”味道十足的情境，也塑造了“知物哀”的人物，使《狼图腾》这部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皆具有独特的魅力。

一、独特的“善恶观”

《狼图腾》的主线小狼的命运发展是作品中最能够引发读者产生“物哀”之情的地方。当小狼走到生命的尽头，此时陈阵的行为所诠释的善恶观，与《源氏物语》中独特的善恶观相合。小狼处于弥留之际，按照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陈阵应该将小狼照顾到最后，而文中他却用自己的手残暴地结束了和自己亲密无间的小狼的生命。杀死生命，实乃大恶。但《源氏物语》的第二卷《帚木》中的“雨夜品评”却为读者揭示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及善恶观：看到他人哀愁而哀愁，听到别人高兴而高兴，能认识和理解人情，就是能通人情，能“知物哀”，即为“善”。相反，看见他人悲伤而无动于衷，看到他人忧愁而麻木不仁，这样的人视为“恶”。《狼图腾》中的陈阵，对于他从小带大的小狼，最明白它的想法：相较于悲惨地苟延残喘，无疑它更愿意有尊严、高傲地死去。于是他做了本质上最通“狼情”、最“知物哀”，也最“善”的事情。这与作品中毕力格老人和草原狼所持的善恶观也不谋而合，当毕力格老人看到一只先被马踢伤后被狼咬死的狼时说：“头狼这么干不是狠毒，是在发善心，是怕伤狼落到人的手里，受人的侮辱！狼是宁死也不愿受辱的硬汉。”显然，毕力格老人、草原狼与《源氏物语》都领会并践行着相同的标准——“知物哀”者为善。

二、去“理窟”的真实流露

小狼是陈阵一手养大的，陈阵对小狼几乎倾注了所有的感情，还有作为父亲、奴隶、朋友、母亲等各种角色的付出与责任，可是，小狼不曾有任何一个时刻放弃过对自由的争取。按照传统道德伦理标准，小狼自然就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可是，陈阵却能理解宝贵的自由和高贵的尊严对于小狼的意义。人类最原始的“互渗律”在陈阵与小狼之间自然地流淌，陈阵一如既往地深爱、尊重并理解着小狼，去“理窟”地做了小狼“知物哀”的异类朋友。

三、去政治、去伦理的选择

作品中巴图和张继原看到那只为了生存将自己受伤的前腿咬断，并丝毫不放弃做反抗努力的大狼，感觉正义全被狼夺去，心头涌出了学生面对被自己打伤残的老师的愧疚和不安。众所周知，狼应是人的对手，是敌人，假若此时角色互换，则人必为狼的腹中之物，而且当时的国家政策是要打狼抓生产。但此时的主人公却露出愧疚与不安，这无疑是去政治化、去伦理化的，契合了本居宣长感物而哀之“物”的范畴。

原本根植于日本民族的“物哀”之花，何以能够在《狼图腾》中散发出它的芬芳？探究其必然性如下。

首先，“物哀”根植的土壤——日本风土与草原气候给人类带来的相似因子。

正如山折哲雄所讲的：“流淌在我们最深层意识里的，乃是从三千米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的感性和文化。”③日本风土决定了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日本独有的精神内核。众所周知，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方面四季分明、风景宜人，另一方面受季风气候影响常常台风肆虐、地震频繁。如此，日本民族一方面因为拥有多姿多彩、风景宜人的生存环境而对自然充满了眷恋与热爱，另一方面台风、地震等暴虐天气又足以使每一个日本人放弃抵抗的意志，形成惯于“接受与忍耐”的民族性格。但无论是眷恋、依赖抑或接受、忍耐，一切皆是在平静中发生的——在大自然的馈赠面前，他们能做的只有接受，无论欣喜，还是无奈。

再加上日本民族历史上长期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面对人生境遇事态变迁，抑或来自自然、社会的风云突变，日本民族往往习惯以一种“静观”或“观照”的超然态度去审视。于是，政治、伦理、理性也就渐渐远离了日本民族的关注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对内心情感的细腻感知。

于是就形成了日本民族“安静的激情和富于战斗性的恬淡”④的国民性格，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喜怒不形于色的内敛性格。于是，各民族诗学体系中存在的诸如同情、共感、移情、感兴、情味、现量、观照等审美方式在日本民族审美体系中彰显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审美观照往往将外在的政治、伦理、理性这三类事物排斥，而去选择单纯的人性人情，以审美的态度去感知、体察、理解，从而获得属于日本民族独有的最唯美的审美体验。

《狼图腾》中的草原是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风土”，草原作为“大命”给了所有牧民和所有生物以生命的滋养，但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也会不断地遭遇蝗灾、雪灾、狼灾、鼠灾等的侵袭，而且每一种自然灾害都可能将牧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面对强大的自然，人的力量是“小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牧民们也只能安静地接受，如同作品中肆虐的白毛风将巴图的祈求席卷到草原上漫天风雪的黑暗中一样。久之，就形成了草原民族“感情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的民族性格。这一性格正好与日本国民性中的因素暗合。

尽管日本民族与草原民族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大相径庭，大自然给予他们肆虐抑或馈赠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具有的脉脉温情与青面獠牙的两面性，加诸本民族性格根上的印记却是相似的。大自然随时可能降临的巨大变化令日本或草原民族的人们在各个瞬间皆隐含着迎接突发性因素的准备与隐忧，而当真的降临了，反抗的活跃情感会在力量悬殊中极快沉淀为一种断念，形成一种徒然断念的静谧。于是就形成了和辻哲郎讲的“安静的激情和富于战斗性的恬淡”相似的民族性格。相似的风土、相似的民族性格自然可以生长出相似的“物哀”之花。

其次，“物哀”的促成因素——以狼为代表的动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

《狼图腾》中借用狼作为主人公，借助以狼为代表的各种动物的视角来传达思想，就如同日本民族传统歌舞剧要戴着“能面”表演一样。日本民族在能剧表演中，演员要始终戴着“能面”。能面只有一个表情，似笑非笑，且似乎略带一点淡淡的哀愁之色——这正是日本民族的大众脸谱，相似的不具有所指意义的存在：无论内在情感如何，表情都带着微笑；但在充满“意气”美的微笑下面，始终垫铺着一层淡淡的哀愁，这种底蕴和基调一直存在。对于日本民族来说，表情对演员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人公的真实情感。于是直接用能面将演员面部表情遮蔽掉，让观众在相异于中国戏院的较为狭小的空间中，通过剧情、动作等细节处获取信息来细腻地体味主人公的情感，直接进入演员的情感世界中。

姜戎选择以狼为代表的动物作为主人公，相当于给主人公戴了一张动物皮做的“能面”，隐去了他们的表情，屏蔽了真实情感的误导因素，同时也屏蔽了主人公话语权威的障碍，充分调动读者的感悟而哀的同情心、同理心、共感心，以接受主人公最真实、最本真的情感以及作者最真实的思想。同时，读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浓郁的审美体验。

再次，“物哀”的潜在因素——人类具有的“互渗律”的本能。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在他的论著中提出，幼年的人类还不会使用抽象概括的方式，而是用形象直观把握、整体直觉把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因而，他们对诸事物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解，具有一种“互渗律”的特征，即“在原始人的思维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⑤。这种“互渗律”是人类最原始的认识世界与彼此认识过程中蕴含的规律。即原本感物而哀就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原始的本能，也是最本真的情感模式。成熟的人类也许会学会丰富的情感表达方式，可最原始的本能永远存在于心灵之根上不能忘怀，并且往往最能牵动人的灵魂。

最后，“物哀”的引发因素——后现代的消费需求。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理性渐渐中和并遮蔽了感觉的主宰地位，从而人类与客体、存在物、现象等主客分明，从此体系、真理、权威、知识置于现象与存在之上，发展为成熟的认知模式，指点着人类的思想。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以载道”成为几千年来一直居于主宰地位的美学思想。但随着人类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后现代的社会解构和文化形态皆趋向平面化、游戏化，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也渐渐消解了对终极、绝对、标准的追寻，主体的认知范式实现了由中心向边缘，由整体向个别，由深度模式向平面模式的全方位转向。所以，阅读消费也不再具有自足的形而上性格，而是完全踏实了形而下的实在之路，更加钟情于魅力无穷的感性世界。在这样的接受背景之下，尊崇人类审美活动本能的“物哀”所蕴含的因子自然散发出了它的芬芳。

《狼图腾》就挟带着它浓郁的“物哀”美的芬芳进入了读者的阅读视界，应和着后现代的多元节奏和人类阅读活动的审美本能，在探索人类文明的道路上撞击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注释：

①赵为民、郭俊玲主编：《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②王向远：《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江淮论坛》，2012年第5期。

③[日]山折哲雄：《日本心、日本人心》，NMK放送出版协会，2004年版，第20页。

④[日]和辻哲郎：《风土》，岩波文库，1979年版，第166页。

⑤[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