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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报率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016-05-20都娟

2016年13期
关键词:回报率学历样本

都娟

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的数据,研究教育回报率在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对相关原因进行分析。首先,通过经典明瑟(Mincer)方程比较我国教育回报率在各个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依据调查问卷数据,通过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学历、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对教育回报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性别、健康状况、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则对教育回报率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教育回报率;收入水平;学历;地区差异

一、引言

在我国市场化发展的进程中,教育、贫富差距等问题相继出现,然而,对于国家、社会而言,教育无疑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经之路,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高等教育是社会创新、发展的源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对于每个家庭而言,教育是父母给予子女的投资,也是无数贫寒学子“跳龙门”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回报率相对较低,教育回报率的地域差别明显,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曾被誉为“清华北大学子摇篮”的黄冈中学日渐式微,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于教育地域差异问题的思考。有媒体引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工资与大学毕业生起薪作比较,发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感慨,也让教育回报率的研究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那么,高等教育真的没用了吗?中国目前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教育回报率的地域差异无疑对劳动力的流向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正确估计并深入分析教育回报率的地域差异,对于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家庭的教育投资方向的选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用多种方法对中国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研究,主要有成本收益法、明瑟收益率法、内部收益率法,其中在国内被广泛使用的是明瑟收益率法。而教育回报率的差异研究主要反映在时间差异、教育结构、性别结构、城乡间、城市间等方面。邢春冰等(2013)使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1]。周国富、倪朦(2014)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各省区的教育回报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存在较大差异[2]。杜两省、彭竞(2010)将样本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城市三大类,使用OLS方法对教育回报率进行分析和比较,并从生产率优势、劳动力流动性、生活成本等方面做出了解释[3]。邹薇、郑浩(2014)构建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模型,从贫困家庭教育投入的风险角度论证了收入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4]。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的数据,研究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性别、健康状况、母亲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探讨我国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因素。旨在对教育地域差异问题以定量方式加以说明,并对影响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因素进行探究,探索我国教育回报率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提出提高我国教育回报率的相关建议。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本文主要研究工资水平与受教育年限之间的关系,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培训、是否上过重点中学、职业、行业与所有制等。明瑟方程的标准形式包含学历、工作经验,本文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性别和家庭背景等因素进行测算,以此说明当今社会中影响教育回报率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基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收集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这项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一共抽取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在每个家庭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在城市样本中选取了4936个有效数据,其中包括:1、13个东部省份,样本3328个;2、6个中部省份,样本898个;3、9个西部省份,样本810个。有关被访者自己以及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在调查内容中都有涉及。

教育回报率实质上是剔除了工作时间、工作经验、性别、个人能力、行业与所有制等因素的影响后,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率。为了消除工作时间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小时工资对数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对工作经验的测算,参考对问卷问题a59“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目前的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少年”的回答数据;对样本的性别差异,采用虚拟变量进行处理;对于行业的差异,本文根据问卷调查中的行业选择,分为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设备操作人员五大类别;对于所有制结构,根据问卷a60k“您最近那份非农工作的单位或公司所有制性质是”的答案分为国有或国有控股、集体所有或集体控股、私有/民营或私有/民营控股、港澳台资或港澳台资控股、外资所有或外资控股、其他六大类。

从各类地区样本变量的分布状况看,东部地区的小时收入对数均值为3.24,中部地区为3.09,西部地区为2.40,这说明样本里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最高,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样本中总体受教育年数均值的区域特征也表现出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的顺序,这与工资均值的地区排列一致。样本的性别比例男女大约各占一半,符合人口学规律。样本的平均工作年数为20.23,工作经验在各类城市的均值分布差异不大。

为了在总体分析之后进行更深入的区域分析,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在分析出地域差距之后,本文通过将估计出的各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对个人学历、家庭经济条件、性别、健康状况、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回归,以此论证影响教育回报率的因素。

三、模型与估计方法

国内学者对教育回报率的估计通常以明瑟工资方程为基础,其标准形式如下:

其中lny:小时工资对数;edu:受教育年数,exp:工作经验年数;exp2:工作经验年数平方,用来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X:性别、培训、是否上过重点中学、职业、行业与所有制等一组控制变量;λj;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随机误差项;β1、β2与β3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β1表示每增加一年教育所导致个人收入增加的比率,即教育回报率[3]。

本文先对总体样本按照式(1)进行回归,再对样本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分别用式(1)进行OLS估计,由此得到的结果就反映了教育回报率的总体性地区差异。本文将学历、性别、个人健康情况、母亲的受教育水平、14岁时的家庭经济地位加入回归式中作为解释变量,对估计出的各地区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进行回归。

本文的教育回报率影响因素方程为:

式中,edur为由(1)估计出的教育回报率,aca为受访者学历,sex为性别,health为受访者健康状况,edum为受访者母亲的受教育程度,eco为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经济地位,作为受访者家庭经济条件的代理变量[8]。

四、估计结果与差异分析

本文首先对总体样本按照式(1)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总体教育回报率约为13%,统计显著。这表明在平均意义上,每增加一年教育投入,收入约增加13%。从分地区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都是显著的,东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16%高于中部地区11%,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7%远低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这表明我国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较大,尤其西部地区情况极不乐观,探究教育回报率低的原因显得尤为重要。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历、14岁时的家庭经济水平对教育回报率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教育回报率约增加0.07%,家庭经济条件对教育回报率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性别、健康状况、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虽然对于教育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但都不显著。这说明影响教育回报率关键因素还是学历和家庭经济条件,学历越高、家庭条件越好,教育回报率越高。

五、结论和建议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产业的转型升级使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再无用武之地,企业招聘也越来越注重学历背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渐突出。通过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为提高教育回报率、加强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本文在明瑟方程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各区域的教育回报率加以比较,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仍有明显差距[7],为了进一步探寻影响教育回报率的因素,本文又将估计出的教育回报率对个人学历、家庭经济条件、性别、健康状况、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回归,研究得出学历和家庭经济水平对教育回报率有显著影响,相对而言,性别、健康状况、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虽然对于教育回报率有正向的影响,但都不显著。这说明影响教育回报率关键因素还是学历和家庭经济条件。

对于教育回报率区域差距显著的问题,应加大对边远地区教育扶持力度。一方面,政府应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环境,可以采用精准扶贫模式,一所东部地区的学校一对一帮扶一所中西部地区的学校,有的放矢地从硬件、师资、办学经验等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的学校进行资助,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学质量,降低中西部地区学生的入学成本,甚至对有入学子女的家庭进行适当补贴以降低辍学率。另一方面,加强实施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的招生协作计划,使更多的中西部学生能够通过选拔考试接受东部地区高质量的教育,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最根本的是给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人才引进计划,留住人才,加快经济发展,同时提高教学质量。

由于影响教育回报率的关键因素还是学历和家庭经济条件,那么首先仍要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为中西部地区贫困学子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便利,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流入教育助学领域,促进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同时,低收入群体子女教育回报率低这一问题对当前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这一问题的解决最为关键的在于,消除非市场因素在劳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形成完善的、公开透明的市场招聘体系。政府应加强相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保护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并通过一些网络监督平台对招聘部门的暗箱操作、裙带关系等不公平现象予以打击。构建包括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的公益平台,依照不同目标群体的状况,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和帮助,加强教育公平。(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邢春冰,贾淑艳,李实.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3(11):114-126.

[2] 周国富,倪朦.教育回报率的省际差异[J].社会科学家,2014(06):83-87.

[3] 杜两省,彭竞.教育回报率的城市差异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0(05):85-94.

[4] 邹薇,郑浩.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风险、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J].经济学动态,2014(06):16-31.

[5] 钟甫宁,刘华.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及其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2(04).

[6] 李润平,刘文革.教育回报率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一项检验[J].现代管理科学,2012,(2):66-68.

[7] 李雁.影响我国教育回报率因素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4(04):36-40.

[8]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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