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

摘要：“绿色化”发展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目标，在环境与财务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呢？本文以宝钢股份为例，构建其基于生态效率指标的财务与环境绩效互动的评价体系，并利用相应的价值驱动模型，通过因素分析法发掘企业价值变化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地开展未来的管理活动。

关键词：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生态效率；互动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4

一、引言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环境保护是当前和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新环保法的实施，加大了对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因此，无论是制度环境要求，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必须改变观念，正视环境问题。那么，厘清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构建恰当的评价模型，引导企业在保持经济增速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化”发展目标，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拟从重污染行业的钢铁企业入手，讨论其环境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相关文献回顾，梳理国内外一系列相关研究文献，结合钢铁行业特点，提出可行的财务绩效与环境绩效互动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部分是模型、变量及样本，借鉴传统的杜邦分析模型，构建财务与环境绩效互动的生态效率价值驱动模型，并确定本研究的样本内容；第四部分是相关结果及分析，运用因素分析法，讨论企业“绿色化”发展的主要的价值驱动因素；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指标选择

S.Schaltegger和R.L.Burritt（2004）等将财务与环境的互动研究落脚在生态效率上，认为恰当的环境管理目标应是在增加企业财务价值的同时，通过降低环境影响来提高生态效率。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EE）是预期经济回报与环境影响之间的比值（Schaltegger and Burritt，2000）。预期经济回报通常是可获得的货币计量指标（如净利润或经济附加值等），环境影响通常是测量资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及环境破坏程度等。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生态效率被定义为价值增值与经营过程中环境影响增加值之间的比值（Helminen，2000）。应当注意，该定义阐述的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态效率，侧重经济活动和随之而来的直接受企业控制、管理和所有的环境资源影响，排除了销售和供应环节。Burritt et.al（2011）指出生态效率是企业可持续管理会计中的关键工具，它打破了传统会计单一型的货币计量模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财务单位或是实物单位，而是通过计算混合效益来提供经济和环境的双重信息。通常认为，通过改善生态效率，企业能够对环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生态效率型企业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在生产同类型产品时，消耗了更少的资源，对空气、水和土壤等产生较小的污染，这一更高的生产率会降低成本从而带来利润的增加；承担环境负债风险的减少能够带来更低的折现因素和更低的或有负债，从而减少营运资本（Stefan Schaltegger et al.，2004）；同时，企业还能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这些因素会产生更高的自由现金流量，最终带来企业价值与股东价值的提升（Charlene Sinkin et.al，2008）。

（二）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的指标体系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为了改善和协调企业使用的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推动企业能够以标准化的形式报告生态效率，从而对于决策者更有意义，要求企业从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臭氧损耗量及废弃物等五方面构建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结合的生态效率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现了企业应当并能够报告的数据，是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开放性指标。在此基础上，肖序、王军莉（2006）、谢明等（2010）对具体指标的选择进行了研究，谢琨（2011）、刘永红等（2012）、陈琪（2014）分别针对钢铁行业的生产特点，细分生态效率为资源效率、能源效率及环境效率，提出了更详细的财务与环境互动的评价体系。本文结合前人研究，以钢铁企业为例，提出了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的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其中，财务数据取营业利润为主要评价指标，原因在于，生态问题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生产经营的过程，而营业利润则是生产经营过程产生的价值增值的直接反映，选取营业利润作为分子财务绩效的评价指标，更利于与分母环境绩效指标的可比性，同时环境数据的选取视面临生态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定。钢铁企业需要解决的主要生态问题集中在矿物和淡水的资源类耗竭、不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类耗竭、气候变暖及其他废气废液排放等环境类污染上。因此，资源类问题可选择矿物资源消耗量（如铁矿石）、用水量作为评价指标，能源类问题可选择初级能源消耗量作为评价指标，环境类问题可选择导致全球变暖气体（以CO2为主）排放量、气体废气排放量及废水废弃物排放量作为评价指标。

三、模型、变量及样本

（一）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模型与变量解释

生态效率形式上是一个比率，是经济回报/环境影响的比值，这与财务管理杜邦分析法中的核心要素—净资产收益率在形式上相似，因此，Figge and Hahn（2013）效仿杜邦分析模型，提出生态效率的“杜邦”模型，即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模型：

该模型中，生态效率分解为三因素，分别是销售利润率SM、总资产周转率TAT及生态杠杆EL。其中前两个因素与传统的杜邦模型相似，主要是经济影响，具体来说，销售利润率SM是利润/收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是股东价值的驱动力，总资产周转率TAT是销售收入/总资产，反映企业偿债能力，是债权人价值的驱动力，两因素结合反映出企业经济资源的效率即资产收益率ROA。第三个因素生态杠杆EL是总资产/生态影响，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将经济资源与环境资源联系起来，是可持续价值的驱动力。综合来看，该模型描述了财务资本与环境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经济资本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低的生态效率会带来更多的资源消耗。杜邦模型“新解”与传统杜邦模型相比，提供了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共同解集，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地通过因素分析，更能够发现企业生态效率的改善主要来源。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综合考虑行业污染特性、环境管理体系及信息披露完整性等方面，本文选择宝钢股份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宝钢股份是国内钢铁业中第一家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GB/T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有害物质管理体系（QC 080000）认证的企业。引自润灵环球企业社会责任CSR评级系统2010-2014五年间数据，宝钢股份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评级等级连续五年位列同行业第一，2010-2011年A水平，2012-2014年则稳定在A+水平。

依据表1的指标体系，钢铁企业矿物资源消耗主要是铁矿石，淡水资源消耗是原水使用量；能源消耗主要有煤、天然气及外购电力，我们将这三者统一起作为初级能源消耗量来计量；环境方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主要通过CO2排放量来衡量，其他废气排放主要是SO2和烟粉尘；固液废弃物主要是废水中排放的污染物，包括COD、油类和氨氮等物（据宝钢股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其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每年均达到98%以上，故忽略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针对具体样本数据的处理，环境指标方面，参照我国GB/T2589-2008综合能耗计算通则，将天然气、煤、电力使用量换算成以千瓦时为单位，并参照欧洲初级能源要求，将天然气、煤、电能按1.27、1.20、3.07的系数转化为不可再生初级能源的投入（单位千瓦时），进一步，以初级能源为基础，按0.069、0.133、0.14的系数换算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千克），再者分别加总得到企业整体的初级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财务指标方面，源于杜邦分析模型的要求，选取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作为观察财务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指标。

四、相关结果及分析

参考宝钢股份2011-2014年间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后，得到相关财务与环境的基本指标数据，梳理后见表1。并按前文所提的指标体系得到宝钢股份2011-2014年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体系，见表3。及绘制2011-2014年生态效率趋势图，如图1。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效率指标是有单位的。

2011年-2014年间，宝钢股份生态环境业绩逐年向好，水资源消耗和废气排放有明显的降低，其余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方面在稳步中有小幅度降低；财务表现则略有逊色，这可能与钢铁行业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有关。从财务与环境互动评价的生态效率指标来看，如右图，2012年各项生态效率波动较大，尤以废弃物处置、全球变暖、能源及矿物资源生态效率下降的较为明显，这种波动主要源于营业利润的大幅度减少，2013年后各项生态效率有所回升，至2014年部分生态效率指标值高于了2011年值，这要归功于生态环境影响值（分母）的不断降低。不难发现，生态效率这一财务与环境业绩互动性评价指标，更具有综合性，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更有效的信息，帮助使用者作出可持续性的决策。

进一步地，为发掘宝钢财务与环境信息互动的更深层次关系，将公式（1）分解为以下模型，其中，Efficiencyi，t是宝钢面对的生态问题i第t年生态效率，OPt是企业第t年的营业利润，Salesi，t是企业第t年的营业收入，T.Ai，t是企业第t年的总资产，Emissionsi，t是生态问题i第t年的消耗量或排放量。因此，宝钢股份财务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分解为以资本收益率ROAt（销售利润率SMt、资产周转率TATt）和生态杠杆ELi，t等因素。我们发现，宝钢股份2011-2014年间，各生态效率指标波动与财务指标资本收益率波动几乎一致，受生态杠杆的影响不明显，而资本收益率则由销售利润率主导。这是否意味着将财务与环境信息互动起来的生态效率指标并无实际作用，仅仅有财务指标披露有足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本文将利用该模型在财务与环境层次进行各因素指标比较和分解作进一步解释，通过与上年比较可以识别变动趋势，与同业比较可以识别存在的差距。分解的目的是识别引起变动（或产生差距）的原因，并衡量其重要性，为后续分析指明方向。并以全球变暖这一生态问题为例说明其一般方法。

表3和图2、图3是与CO2排放相关的财务指标与生态指标互动的情况，与表2数据结合来看，环境影响方面CO2排放量自2011年以来逐年减少，碳杠杆2012年较2011年略低，2013后提高，到2014年已超过2011年水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日趋改善；财务业绩方面，四年间，资本收益率与销售利润率基本持平，除2012年有明显偏低外，其余年份都基本稳定在3.5%-4%之间，而资产周转率则逐年下降。就全球变暖问题而言，2011年-2014年环境表现尚可，经济表现不甚理想，与宝钢股份整体生态效率表现情况一致。那么，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通过因素分析法说明。

依据公式（2），在2013/2014年度区间，2014年CO2效率5.08%=4.08%*81.96%*1.52；2013年CO2效率4.98%=4.05%*88.49%*1.39，CO2效率变动5.08%-4.98%=+0.1%，2014年与2013年相比，就全球变暖生态问题而言，财务与环境互动的生态效率是提高的，整体效率高于上年。影响生态效率变动的有利因素是销售利润率和碳杠杆提高，不利因素是资产周转率下降。接下来，利用连环替代法可以定量分析各因素对生态效率变动的影响程度：（1）销售利润率变动的影响：按本年（2014年）销售利润率计算的上年（2013年）CO2效率=4.08%*88.49%*1.39=5.02%，销售利润率变动的影响=5.02%-4.98%= +0.04%；（2）资产周转率变动的影响：按本年（2014年）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计算的上年（2013年）CO2效率=4.08%*81.96%*1.39=4.65%，资产周转率变动的影响=4.65%-5.02%= -0.37%；（3）碳杠杆变动的影响：5.08%-4.65%= +0.43%。

我们发现，最不利的因素是资产周转率的降低，使得CO2效率减少了0.37%，最有利的因素是碳杠杆的提高，使得CO2效率提高了0.43%，其次是销售利润率的提供，使得CO2效率提高了0.04%，显然有利因素超过不利因素，CO2效率整体上2014年较上年2013年提高了0.1%。同理本文继续分解了2013-2011年度区间的CO2效率可知，在2013与2012年间，CO2效率变动+2.75%，这其中最不利的因素资产周转率的降低，使得CO2效率减少了0.04%，最有利的因素是销售利润率大幅提高，使得CO2效率提高了2.57%，其次是碳杠杆的提高，使得CO2效率提高了0.21%；在2012与2011年间，CO2效率变动 -3.23%，这其中最不利的因素销售利润率的下降，使得CO2效率减少了2.87%，其次是资产周转率的降低，使得CO2效率减少了0.19%，再者是碳杠杆的降低，使得CO2效率减少了0.17%。综合来看， 资产周转率的表现一直欠佳，四年来对CO2效率的提高均带来不利影响，这需要引起宝钢股份的重视；销售利润率的表现，借用一句成语，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12年销售利润率大幅下降，造成CO2效率大幅降低，2013年销售利润率明显改善，CO2效率随之得到明显的提高；碳杠杆的表现则整体相对稳定，2014年表现尤为突出，扭转了资产周转率下降带来的CO2效率明显下降的趋势，使得CO2效率整体较2013年提高了。

随后本文对其余各生态问题也逐一按上述方法进行展开分解，得知矿物资源、不可再生能源两类生态问题的财务与环境绩效各因素的变动趋势与全球变暖问题中的变动趋势一致，淡水资源、其他废气排放及固液废弃物处置三类生态问题中，财务绩效各因素变动对生态效率影响与全球变暖问题中的相似，而环境绩效则表现更为优秀，在2011/2014年度区间里，相应的环境杠杆对生态效率均是积极影响。因此，针对上述因素分析结果，在未来年度中宝钢股份需要重点改善财务效率中资产周转率不足的问题，这关系着企业偿债能力的可能性，并尽量保持销售利润率的稳定，而不是忽高忽低，这关系着企业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对企业整体生态效率起着关键作用，同时继续发挥各环境杠杆的优势，争取更佳的环境绩效，帮助宝钢实现“绿色化”企业发展目标。

值得特别解释的是，在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实际上做了两种方案，其一是按上文中选择营业利润作为评价财务绩效的标准，结果如上文所述，另一是选择净利润作为评价财务绩效的标准，并按上述过程进行因素分析，得到的结果却与营业利润得到的结果截然不同，如图1，取营业利润作为标准时得到的2011-2014年生态效率变化趋势是类似∨字形，而取净利润作为标准时，得到的趋势图则是类似∧字型，差异点出现在2012年数据上，以营业利润计算的2012年生态效率同以净利润计算的2012年生态效率大相径庭。进一步我们追溯至宝钢股份2012年及其前后的利润表，发现2012年营业利润是较2011年大幅降低的，净利润却是较2011年有明显提高，这部分差异主要来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项，2012年的公允价值变动有近的收益，直接改善了利润表的状况。考虑到公允价值的变动与环境影响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本文在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上以营业利润作为恰当的评价标准。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事实上，环境业绩方面良好的表现可以弥补财务业绩层面的逊色。仍以上文2014-2013年CO2效率为例，如果仅单方面从财务绩效评价来看，2014年的财务绩效不及2013年的财务绩效，考虑环境表现引入碳杠杆后，从财务与环境绩效互动评价来看，2104年的生态效率优于2013年的生态效率。换言之，仅仅通过财务绩效披露企业经营信息是不足够的，这也恰是本文提出的从财务绩效与环境绩效互动角度入手，以生态效率各指标来综合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初衷。环境问题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经济发展的下行线，环境与财务绩效是具有互动关系的，而生态效率指标则这种互动关系的恰当表现。生态效率指标实现了将财务信息与环境信息纳入同一量化范围。

进一步地，这种互动关系可通过生态效率价值驱动模型来体现，即，该模型旨在表达企业生态效率可由销售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及相应的生态杠杆三个因素构成，并通过因素分析等方法，发掘给企业带来财务与环境价值的最有利及不利因素，帮助管理者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有的放矢地进行财务与环境管理。本例中，宝钢财务与环境绩效的互动关系整体表现为各生态效率指标的波动与财务绩效（资产收益率ROA）波动几乎相同，而资产收益率的波动完全受到销售利润率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财务与环境绩效的互动过程中，财务绩效起到主导作用，随后进行的因素分析，也说明了这点，同时更清楚指出宝钢股份在2011-2014年间资产周转率的不足是其经营中棘手的问题，销售利润率及生态杠杆则是宝钢经营管理中积极的一面，尤其各生态杠杆的变动表现出宝钢的环境管理稳中有进。

综上，本研究提出财务与环境绩效具有互动关系，通过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恰当呈现，并借助价值驱动模型提供综合的会计信息。若把生态效率视作圆点的话，本文所做的是证明该原点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未来围绕该圆点可开展的研究范围很广，如前文已提到的，生态效率财务指标的选择，并非财务报表中所有指标均是可选的，哪些指标是可选的，选择标准如何等，是尚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同时，财务与环境绩效统一量化以生态效率指标体现，那么该指标与会计信息质量、企业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等之间有何联系，是否能成为利益相关者可信赖的指标，均可成为是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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