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国企高管和杀不掉的真相

不论是跳楼的还是上吊的，也不论是自杀的还是健在的，国企高管“工作压力大”倒是事实。“抑郁症”“压力大”这类的关键词，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去库存去产能的当下，意义也愈加明显。

东北特钢董事长杨华上吊的事儿在网上发酵几天了。究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其非正常死亡的节点容易引发联想，另一个是跟他一样选择这样方式的同行逐渐多了起来。有人会认为这些国企高管日子过得不错：同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干部，他们比党政部门领导待遇薪水好得多；也有人会觉得他们日子挺难过，尤其是这两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好些人心里都揣着沉重的负担；还有人会觉得他们处在高风险的火山口，位高权重，难免有游走灰色地带的可能。简而言之一句话，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们的自杀都并不难理解。

联想与事实

杨华的上吊有不少容易引人联想的事情。

3月24日，东北特钢官网发布消息，“3月24日13时20分，大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发现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华（男，53岁）在其居所上吊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调查工作。”

作为现代企业，即时发布这个重要消息显然值得称道，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当天下午再次登录官网，却没能发现这条消息的踪迹。

一天后，东北特钢发布公告称，由于流动性紧张，本息偿付存不确定性，27日到期的8亿元债券或面临违约。换句话说，杨华恰巧在公司可能违约的前两天自尽。

细心的人可能注意到，杨华其实是东北特钢的“新人”，调到这家企业不到一年。他此前在鞍钢工作了25年，去年7月，中央巡视组开始了对鞍钢集团公司两个月的巡视，巡视意见中称鞍钢“盲目投资、监管失控，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内外勾结、利益输送问题严重，近年来腐败案件频发。收到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

与此同时，与他曾同时在鞍山任职的“父母官”谷春立和王阳先后落马。就在24日上午杨华被披露“上吊自杀”，下午在鞍山起家的前鞍山市市长王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而王阳落马和杨华自杀之时，中央巡视组正对辽宁进行“回头看”。

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杨华的自杀与上述事件有内在关联，但这些巧合使得他的自杀显得颇为扑朔迷离。不论传闻有多少，真相其实只有一个。

“坠亡”和“意外去世”

杨华当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国企高管，也很难说会是最后一个。

2014年5月18日，哈药集团副总经理兼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在黑河市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摆脱监护法警，于三楼卫生间跃下身亡；时隔4天（5月22日），在香港观塘海滨道航天科技中心，航天控股子公司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国雷从19楼一跃而出。

关于李国雷自杀时的情景，坊间称其当时与妻子通完电话后便从位于19层的办公室一跃而出。据悉，他在自杀前，向妻子交代了遗言，好好照顾女儿，若遇上财政困难可找其上司帮忙。最后他以一句“我要回originalhome（原始的家）”作为告别。

又过了一个月不到（6月24日），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韦江宏，从五松山宾馆5楼阳台纵身一跃。铜陵有色金属是安徽当地的最大国企，当时52岁的韦江宏在铜陵有色任职已达32年。

这些离世的国企高管，死则死矣，各位并不能从公开披露的信息中得知更多详细信息，比如中国中铁发布公告称“公司现任执行董事、总裁白中仁因发生意外去世”；比如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长、51岁的吴生富在公司的对外公告中，也是“突然去世”。

相比以往，这次的东北特钢在信息发布上还更进一步，直接告诉大家杨华是“上吊死亡”。剩下的，就是“有关部门正在开展调查工作”。

杨华

“工作压力大”是标签

不论是跳楼的还是上吊的，也不论是自杀的还是健在的，国企高管“工作压力大”倒是事实。“抑郁症”“压力大”这类的关键词，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去库存去产能的当下，意义也愈加明显。

在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韦江宏过世24小时后，铜陵市公安局曾发布官方消息，称“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而当时市场有关铜陵有色金属“经营不善、环保被督办、收购失败、增发不利”等负面信息，也成了其“工作压力大”的生动注脚。

而中国中铁执行董事、总裁白中仁“因发生意外去世”后，对白中仁死因的各种猜测中，关于“其近年因公司债务负担重患上抑郁症”的说法也曾甚嚣尘上。

除了“工作压力”的问题，也有人直言“内部斗争”是很多国企高管们必须应对的，比如三精的刘占滨，媒体称其当时与新任董事长不和，已是哈药集团内部众人皆知的事情，当时甚至有消息称，刘占滨被调查或源于内部举报。

据报道，不少国企高管，在离世前都曾被官方调查。比如原哈药集团副总经理兼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他于2014年5月16日被立案侦查，5月18日自称身体不适，在黑河市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摆脱监护法警，从3楼卫生间跃下身亡。而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长、51岁的吴生富的“突然去世”，也是发生在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国一重的母公司——一重集团公司近一个月后。而此前，有关吴生富的举报材料已经在网络上流传。

回到刚刚离世的杨华。有媒体披露，其自3月份开始，就去向不明，既没有出现在单位，也没有去拉投资，直至单位内部开始传出上吊自杀的消息。只是没想到，最终传闻成了事实。而临了，许多人才会想起，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北京青年报》2016.3.26）

谁是中国最高危的自杀群体

除了官员，大学生、农民工、都市白领、老无所依的老人乃至学龄儿童的自杀事件，也频频见诸报端。不过，香港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证明：人们“听说”的自杀事件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自杀率的上升。相反，报告称，从2009年至2011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在短短三年间下降了58％，最新数字是每10万人中有9.8人自杀，接近国际平均数字。

在当下，自杀正在被“谋杀”。

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压力大，甚至有抑郁等心理问题。撇开官员的特殊职业，这些特征刚好符合自杀者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只不过，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中国的现象则恰恰相反。自杀者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

2002年，来自加拿大学者费立鹏的研究第一次让人们关注到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自杀模式。费立鹏在文章中指出，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三倍，而我国的女性自杀率却比男性高出26％。此外，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杀率普遍高于农村人口，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多。费立鹏则如此描述那些自杀的农村妇女：“不是抑郁症不是分裂症，不是任何长期性的什么症状，就是冲动性的。”

同时期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未遂》支持了他的判断。研究者在山东、河北、河南共四家医院的急诊室，访问了147名35岁以下、自杀未遂的农村妇女，得出这样的数据：58.8％的自杀者从萌生自杀念头到采取行动之间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40％的人考虑时间不超过十分钟，11％甚至在一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定。

一对小夫妻，平时感情很好。一次妻子单独在家，有贼偷偷潜入，偷走了一台录音机。回家后的丈夫得知家里在妻子眼皮底下失窃，发脾气说了她几句。习惯了被娇宠的妻子受不了，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

一个孩子迷上了电子游戏，让母亲一筹莫展。又一次把屡教不改的儿子从游戏厅里“抓”回来后，母亲对儿子的发誓许诺再也不信任，打折了一把扫帚也不能解气，扔下扫帚就跑出去喝了农药。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为《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做田野调查时听到的两个故事。在中国农村，类似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简单的夫妻口角、情人斗嘴、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在“一时冲动”的催化下，便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按照国际标准推算，每出现一个自杀死亡者，背后就有10到20个自杀未遂者，如此算来，我国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妇女自杀未遂。

（水云间荐自《壹读》2014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