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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旧城有机更新的样本

2016-05-18高雪梅

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17期
关键词:大栅栏杨梅胡同

高雪梅

提起“大栅栏”,人们第一反应也许是前门外的那条店铺林立的宽阔整齐的商业步行街。

实际上,这远非大栅栏的全部。

大栅栏这个“弹丸之地”虽不足1.3平方公里,却有110多条胡同纵横交错,鼎盛时,近1500户商家聚集于此。

50多年前,大栅栏还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文化和娱乐中心,“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

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除了外地游客,北京本地人已经不常去大栅栏了。常被外地游客们读作dà zhà lán,而老北京念作dà shí lànr的大栅栏,这片位于天安门西南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北京地标式历史文化街区,正面临着窘境。

探索软性有机更新

在大栅栏密集交错的胡同群中,很多建筑年久失修,曾经优雅的四合院只有“四盒”没有“院”,公共设施缺乏,几乎不见绿地。当地居民戏谑道,这里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贫民区”。

2011年,大栅栏更新计划新模式启动,相关部门希望在尊重现有的胡同肌理和风貌的基础上,将这片街区建成新老居民、传统与新兴业态相互混合、不断更新、和合共生的社区,实现大栅栏区域可持续发展,复兴大栅栏本该有的繁荣景象。

更新计划涉及范围包括北到前门西大街、东到煤市街、南到珠市口西大街、西到南新华街。

在北京市文化历史保护区政策指导和西城区区政府的支持下,西城区国资委所辖的北京广安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

“成片拆除、推倒重来、统一规划、拆古董建仿古,这些刚性改造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大栅栏更新计划执行负责人、大栅栏琉璃厂文化发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贾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历史街区就像一个小城市,涉及方方面面的人,不是靠单一规划、单一产业策划、单一文化保护就可以达成复兴,而是需要从政府到市场,所在地社区以及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探索旧城改造新模式。

为此,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启动初期就成立了一个开放的工作平台——大栅栏跨界中心,并以此作为政府与市场的对接平台,联合各方面对大栅栏未来感兴趣的人。

“我们聚集了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还有当地社区居民、商家等,大家一起来探索。”贾蓉说。

新模式希望探索一种历史文化街区软性生长的有机更新模式,采取了“区域系统考虑、微循环有机更新”的软性规划,改变以往“单一主体实施全部区域改造”的被动状态,转化为“在地居民商家合作共建、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主动改造前景。

贾蓉表示,“新模式首先需要一个载体去试点和示范,一边实践,一边完善,给当地居民、商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以信心。”

是否搬迁尊重居民意愿

第一个试点选择在杨梅竹斜街。据说在乾隆时期,胡同里住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杨姓媒婆,故街以人名,叫做杨媒斜街,到光绪年间,谐音雅化为杨梅竹斜街。整条斜街长度不到500米,当年曾书局林立、名流云集。沈从文在酉西会馆写出了《边城》;蔡锷、小凤仙初识于青云阁;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名人皆出入于此。

“这条街道破破烂烂,电线里出外进的,私搭乱建非常严重。”杨梅竹斜街居民向本刊记者回忆更新前的斜街景象,书局破败沉寂,故居沦为大杂院。

微循环有机更新从何处入手?试点首先采取了自愿腾退的原则:是否搬迁尊重居民意愿,搬迁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安置补偿,腾退没有设定截止时间。

“到目前为止,杨梅竹斜街修缮保护核心区内的1700多户居民中,有600多户选择迁出,1100多户留了下来。”贾蓉介绍。

老北京人王秀仁选择了留下来,开了一家名叫济安斋的书店,书店的旧址是济安斋王回回狗皮膏药店,已有400多年历史。

“我们家一直在这生活,传到我这是21代。我父亲是新中国公私合营前最后一位经营者,之后归同仁堂制药厂了。”王秀仁告诉本刊记者,腾退对一些小户型人家来说也是一种机会,虽然搬得远了点,但改善了生活条件,住进了楼房。

设计师、艺术家和店主来了

腾退之后,房子怎么改造利用?引进哪种业态的商家?

“说实话,刚开始利用起来真的是很难。”贾蓉坦言,由于腾退居民意愿的不确定性,导致腾退的空房并不成片,星星点点插花般散落在胡同中。

不同于传统商业一条街式的旧城改造案例,实施主体对商家的选择,除了要求其可以不依赖人流,能在老街中独立生存外,还制定了一套比较“苛刻”的标准,包括:商家要认同有机更新的理念,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带动性,有自己的文化内涵,要符合这条街巷的建筑特点,尊重当地的生活形态,并能够与原住民友好相处等。

在贾蓉看来,南锣鼓巷由于过度开发,商业味太浓,胡同成了市场,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大栅栏更新过程中需要避免的。

通过和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合作,大栅栏更新计划吸引来一批年轻的设计师、艺术家和店主。

Ubi艺廊,位于杨梅竹斜街62号,是最早进驻的店铺之一,店主曾是荷兰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施鹤玲。艺廊由两间平房合二为一翻修而成,除了展示限量版首饰和陶瓷艺术品外,还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开办工作坊,为世界各地的设计师提供文化和艺术交流平台。店主表示,杨梅竹斜街的气质和Ubi相融合,也让Ubi的展览显得更有个性。

杨梅竹斜街最东头,有一家名叫物介的“书的设计店”,老板李括来自台湾,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很喜欢胡同,可惜很多胡同要么被拆掉了,要么商业味太浓,房租太高。

李括以前是学建筑的,他很认同杨梅竹斜街的社区营造方式。“我很幸运,创业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大栅栏更新计划。我们签约3年,准备续约。舍不得离开这里,和街坊都认识了,听他们讲一些以前胡同的历史,感觉很好。”

以杨梅竹斜街为主的几条胡同里,如今已入驻了近20家不同业态的商家,有吉他设备工作室、咖啡店、木板年画工作室、绿色概念餐饮空间、日式餐厅等。这些创意店铺风格不一,定位不同,但店主们在打造自己独特气场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尽量保留老建筑的原有历史风貌。

从车水马龙的煤市街拐进这片胡同,便立刻安静下来,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出入咖啡店、设计室,敞开的院门里,大妈和大爷在搓麻将。

“原住民”王秀仁感叹,国际设计周到2016年已经5年了,它带给了这条街新气象。“觉得有点像南锣鼓巷,又比南锣鼓巷更文化一些。我感觉设计的力量使老街焕发了新生机。”

新概念大杂院

新老居民、传统与新兴业态的相互混合,对于项目实施方来说,仅仅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政府及引入的各种社会资源要与社区未搬迁居民一同进行区域改造。

从2013年起,“大栅栏领航员”推出,作为大栅栏更新计划中的一个长期项目,尝试通过设计征集的方式,解决在区域改造过程中的一系列公众难题,用创造性思维和设计来面对挑战。目前,共有28个项目加入了“大栅栏领航员”计划。其中,“微胡同”、“微杂院”、“内盒院”等已经完成试点建设。

位于杨梅竹斜街72号院的“内盒院”,甫一亮相,就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72号院本来是5户人的杂院,经过腾退有3户搬走,还剩2户继续居住,多年未维护的房子早已破败不堪。对杂院居民来说,修缮老宅或新建房屋都不易实现,这不仅仅意味着高昂的花费,且由于四合院中房屋的结构都连在一起,改造旧有结构就一定会影响到其他居民的空间与结构,甚至隐私。

由实施主体联合“众建筑”设计师共同研发出的“内盒院”,是一套整合了结构、保温、门窗、电线、水管、插座以及室内外表面的新型预制化模块建造系统。

“你可以理解为在老房子的里面塞了一个内胆。”设计师臧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本质就是房中房,建造成本大概每平方米2000多元,远低于常规老旧房屋修缮或者新建的费用。这是一种简单快速让大杂院达到现代生活使用标准的更新办法,也是针对于大栅栏杂院再利用的一种针对性的解决提案,一般2周左右就可以完成。

“当然,居民有感兴趣的,有接受的,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不管他们接不接受,喜不喜欢,对于老建筑的保护理念,他们都是认可的。”臧峰说。

茶儿胡同8号院的“微杂院”试点改造,尝试解决的是胡同生活迫切需要的公共空间。这里原来曾经居住了超过12户人家,每户人家都在院子里加建了一个小厨房,重新改造设计后,杂院焕然一新,有儿童图书馆,也有艺术空间。

不过,如何将试点推广开来,并让居民参与其中,仍然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后海大鲨鱼”乐队的吉他手曹璞,也是一名建筑师,他打算利用胡同里单独的空置房间,建设可以滑动的青年旅社,取名“谦虚旅社”,寓意住在里面的人能够谦和谦让,与邻里和平共处。但当他找到第一个院子说明来意后,对方觉得他的旅社会扰民,就把这位留着长发的摇滚青年轰了出来,直到找到另一个院子,他的项目才得以开展。

社区文化再生

大栅栏社区涉及9个大小不一的街道小区和形形色色、复杂多变的流动性群体,一半的产权人并不住在这里,原住民在保护和发展区域过程中缺乏主动性。

“相对于建筑及业态的更新,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更大,”贾蓉说,“我们的方法是通过协作和参与的具体项目去温和地开展社区建设,推动社区文化再生、民生改善等。”

2015年举办的“大栅栏设计社区”活动中,有“讲述大栅栏”特别之旅活动,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担当起“导游”的角色,领着游客走进胡同,听胡同里普通人家的经历和故事,感受大栅栏的前世今生。百顺胡同曾居住过许多票友们耳熟能详的京剧名伶,例如“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活动就专门邀请了京百顺胡同剧社的队长王子成为大家说京剧。

大栅栏地区自古以来由于商业发达,居住成本低廉,是个能工巧匠们扎堆的地方。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专门为当地的手工艺人开设了工艺坊,现场为观众展示各种传统手工技艺。

“很多人过来,还有人专门坐飞机来,”在百合园胡同居住的段大爷身怀木雕、工艺设计等多种技能,他一边说,一边向本刊记者展示自己亲手做的各种木头小把件。

大栅栏的炭儿胡同小学,超过70%的小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了树立孩子们的社区主人翁意识,“我爱我家——大栅栏”项目每个月都会组织小学生到社区中心学习玩耍,用乐高玩具进行创作。

相关社会力量也在积极参与大栅栏的社区建设中。实施主体在大栅栏跨界中心的开放平台上与包括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创新城市设计学院和北京建筑大学等在内的多家机构和组织合作,开展社会文化调研,调节改善相关各个群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推进大栅栏社会结构的有机更新。

大栅栏更新计划至今已经进行了5年,在贾蓉看来,从社区共建到最后逐步形成内生、渐进式、有机生长的可持续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栅栏是一个开放式的街区,只要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开心,街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我们就没必要一定要给它一个强加的规划和定位。”

2015年6月,时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王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栅栏文保区的保护更新,尽管耗时长、见效慢,但副作用小,没有大刀阔斧的大拆大建,也就避免了“一锤子砸碎”不可恢复的历史遗憾,“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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