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

解放草

原产地是中美洲，在中国分布于云南、广西、贵州、四川西南部和台湾。在其发生区常形成单种伏群落，排挤本地植物，影响天然林的恢复；侵入经济林地和农田，影响栽培植物生长……

钱塘江新安江水葫芦继续泛滥；“加拿大一枝黄花”在浙江省各地迅速扩散；宁波等地福寿螺已四处蔓延；由日本进口的物品包装箱所携带的有“松树癌症”之称的松材线虫，对我国境内所有松树将可能是一次灭顶之灾。据中科院研究数据，我国外来入侵植物目前已达515 种，各省几乎都有外来入侵植物。在世界自然保护同盟公布的全球 100 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我国发现 50 种。平均每年增加 1 种至 2 种，成为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2015年，我国为此的经济损失就超过2000亿元。

在我国，生物入侵并不是新话题。200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时引进的葡萄、石榴、芝麻等，早已成为常见作物。就连新晋主食土豆，原产地也在遥远的南美。这是正常的外来物种交流，为我国增添了新的食物来源，利大于弊。不过，随着中外自由贸易的强化、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旅游的大幅度增长，外来物种交流和生物入侵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生物入侵的定义，当外来物种在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中建立的种群，改变和危害了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外来入侵种，它造成的危害就是外来生物入侵。

这种危害的一大表现是破坏当地生态和引发生物污染。大部分外来物种成功入侵后，生长就难以控制。像原产加拿大的“一枝黄花”，上世纪被作为观赏性植物引入，2000年后开始爆发式蔓延，且通过根系分泌毒素，导致周围其他植物死亡。我国至今也没能将其彻底剿灭。河北省一个农民将南美洲的黄顶菊栽种在自家院内，第二年就感染了全村的 50 亩地。

而在历史上，由于有害生物传播而带来的疫病、瘟病灾难同样是十分沉痛的。像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鼠疫，从非洲侵入中东，进而到达欧洲，造成约1亿人死亡；上世纪30年代的猪瘟、90年代的禽流感事件，本世纪的SARS事件、埃博拉病毒肆虐等，很多都由外来生物传入。

一般而言，外来物种的进入分为无意引入和有意引入两种途径。近年来，世界交流的密切为物种偶然或有意的传播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

例如，就在大家赞叹网购给物流带来的生活便利时，一时贪新鲜的“海淘”淘回来的物种，也有的可能直接致人死地。2014年7月，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截获的剧毒黄肥尾蝎，原产于北非国家的干燥沙漠地区，可在几小时内致人死亡，且无有效血清解毒。

不过，仅从“交流增加说”来解释生物入侵或许并不能让人满意，从科学角度说，入侵生物究竟为何往往能战胜“土著”生物？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全世界的生物学家。

但是科学家们对入侵物种所用的“战术”看法是一致的：它们往往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植物能产生大量的种子，动物则产卵量大或产仔量大。这种“人海”战术让其在第一波入侵后就占有优势，即使很多因“水土不服”等原因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建立了根据地的物种已渐渐适应当地的环境，并在后来利用优势不断扩大占领区，最终驱逐本地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