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蓉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一环”，经由海路和陆路而来的中外文明在这里相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处一城，不同信仰在这里交织互动，各种各样的东西方神灵在这里汇聚。在泉州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不少于6000座宫庙，不少于500种神灵，向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无论你来自哪里，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各自的信仰皈依。耸立在这座城市的各式宗教建筑，以及守护人们心灵的各路神明，以独有的方式帮助我们讲述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故事，解读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理解的秘密。

人类基于对自然的敬畏或希冀获得超自然力量的庇佑，便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于是就有了原始的信仰。历史太过久远，我们已经无法清楚地描绘居住在泉州的闽越先民最初的信仰，但透过泉州民间信仰的各种动植物崇拜，我们可以知道闽越先民的信仰在历经千年的融合变迁中，仍有不少信仰保留或融入今天的民间信仰中。

已有学者指出，早在3世纪以前，闽越文化就已经和中原汉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接触，闽越信仰与中原地区的信仰在西晋之前就互相影响了。3世纪以后，中原文化向闽越地区辐射有了正式记载，中原移民带来了儒、释、道等信仰，闽越地区开始加快了汉化的进程。于是，泉州地区有了最早的道观、佛教寺院。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千百年来一直活跃于民间。元妙观始建于3世纪，是道教传入泉州的第一座道观，历代多次重修，至今仍是泉州市区最重要的道场。7～9世纪，唐朝王室宣称自己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对道教青睐有加，大力保护和扶持，道教发展到鼎盛时期。这时期的泉州道教也获得很大发展，在清源山上有一尊因山石而雕成的老子造像，是中国最大的道教造像。传说老子云游到此羽化显圣，世人顶礼膜拜，香火延续不断，清源山也因此成了观光、朝觐、悟道的“道教名山”。

佛教本是外来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并向中原以外的地区传播。3世纪泉州有了佛教，最早的佛教寺庙名延福寺，坐落于九日山上。自6世纪起，泉州作为对外交通港口的地位日显重要，逐渐成为海路文化与陆路文化传播的交会点，泉州佛教的发展就是陆路文化与海路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据载，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携带大量梵文佛教经典，从海路乘船北上中国，辗转多地，游历泉州，寓居九日山的延福寺，在此翻译《金刚经》。传说他经常坐在一块磐石上，聚精会神地译经，后人为纪念这位佛学大师，将他坐过的那块磐石取名为“翻经石”。拘那罗陀和翻经石的故事不断流传，成为泉州海外交通史上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以后陆续有印度僧人来泉弘法，如唐代时的印度高僧智亮，北宋时期的罗那护，后者还在泉州城南建了一座佛教寺院，名为宝林院。

唐朝是佛教的兴盛时期，这时期泉州开元寺初建完成，因其规模大和“桑莲、云草”的盛名而居闽中诸寺之冠。南宋时期在开元寺的东西两侧建了两座石塔，即镇国塔（东塔）和仁寿塔（西塔），以其高超的建筑技术和精致丰富的浮雕闻名于世。1300多年来，开元寺多次重修、增建，不断融合其他宗教艺术，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印度教的痕迹，也能发现基督教艺术的影响。泉州开元寺俨然成为多元艺术的宝库，是佛教文化最集中的圣堂，至今仍是东南沿海规模最大的佛寺建筑。

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人们对于航行安全有很大的心理诉求，于是一些新的神明应运而生，如海神妈祖。妈祖从一个地方神灵到全国性海神，信仰范围从福建向周边地区发展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主要得力于泉州发达的海外交通。朝廷鼓励发展海外贸易，为求海运顺利，也向妈祖祈求庇佑，泉州天后宫成为官方祭典的地方。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位于晋江边，当时中外船只停泊江边，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座雄伟的建筑。至今，泉州天后宫仍是妈祖信仰的中心之一，是人们心中的和平女神，每天都有众多从各地前来进香的信众。在妈祖成为专职海神之前，泉州还有其他海神颇受官方和民间的重视，这就是九日山昭惠庙的通远王和真武庙的玄天大帝。据载，最初祭海在真武庙举行，祈风仪式在九日山，南宋末年，天后宫取而代之成为官祭之所。泉州海神系统庞大复杂，许多地方保护神以及观音、关帝等也有海神职能。在泉州人民心中，这些神明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神通广大，便也能护佑航行安全。

海上丝绸之路架起了中外信仰双向交流的桥梁，不仅中国的信仰向海外传播，海外宗教也纷至沓来。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伴随经济活动而来的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各种外来宗教在此与中国的本土宗教不期而遇，碰撞、交流、融合，演绎了文明对话的动人故事。

中国和中东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了联系，伊斯兰教兴起后，信徒们秉持“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的圣训，纷纷东来。在泉州东郊绿荫掩映的灵山上，长眠着两位阿拉伯先贤。相传他们于唐初来这里传教，后来葬于此，因夜发灵光，被泉州人尊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宋元时期，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来到泉州，伊斯兰教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曾有清净寺六七座，其中矗立在涂门街的一座清净寺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座清净寺原名“艾苏哈卜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二年（1309年），耶路撒冷人阿哈玛特重修了清净寺门楼，更显宏伟壮观。泉州清净寺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

传入泉州的基督教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是聂斯托里派，即景教；二是圣方济各会派。元代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代泉州的景教十分活跃，曾有一座名为兴明寺的景教寺，住持是吴咹哆呢（口思），总管着泉州地区的基督教事

务。元代方济各会派由约翰·孟德高维奴传入北京，在北京建立教堂，设置了总主教区。当时的泉州是天主教的一个传播中心，先后有三任主教由北京派驻泉州，他们是哲拉德·阿布意尼、佩莱格林·卡斯特洛、安德烈·佩鲁贾。在安德烈写给家乡的一封述职报告中，描述了泉州的繁盛和他在泉州传教取得的成就。他提到，在哲拉德担任泉州主教期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女建了一座雄伟华丽的教堂，并将此教堂交给哲拉德主教等人，死后还馈赠了一大笔捐款。现在这座教堂已经成为总教堂。由于传教事业的发展，安德烈用帝国发给的薪金在泉州郊区的小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华丽的教堂。他还谈到当时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游历泉州时看到两座教堂，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马黎诺里来到泉州则记载了三座教堂。明清以来，泉州基督教也有很大发展，其中泉南基督教堂和花巷天主教堂颇具盛名。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度教也经由海路传入泉州，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已发现的印度教寺构件有300多方，这在整个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从众多的石刻遗存可以知道，这不是同一座建筑物的构件，当时的泉州可能存在至少两座印度教寺。泉州金氏是阿拉伯人后裔，在他们的《清源金氏族谱》记载泉州有一座极壮丽的印度教寺称番佛寺，这在《晋江县志》得到了印证。开元寺大雄宝殿后面立着两根精美的印度教石柱，是明代重修开元寺从废弃的印度教寺移置过来的。珍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毗湿奴石像是至今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印度教圆雕造像。毗湿奴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负责维持宇宙的秩序，该像身有四臂，上两臂执海螺、法轮，下臂右手作无畏手印，左手倚神杵，神姿绰约。今天在晋江池店的一座小庙里，有一方印度教女神石刻，被当地村民当成观音祭拜，自然地融入当地的民间信仰，这是多么有趣的文化现象。

泉州众多的外来宗教遗迹中，有一处摩尼教遗址备受世界瞩目。3世纪创立于波斯的摩尼教，早在7～8世纪就先后传入新疆及内地，后被称为“明教”。据《闽书》载，福建的摩尼教是在9世纪中叶传入。在晋江草庵寺前出土了印有“明教会”的黑釉碗，证明泉州曾是摩尼教在中国最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草庵寺内供奉的摩尼光佛在当地被当作佛教信仰的一种，周边其他地方崇拜摩尼光佛的行为已经深深融入民间信仰中。保存至今的摩尼光佛像是世界的文物瑰宝，1987年在瑞典召开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讨论会上，将草庵摩尼光佛像作为会徽。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参观草庵后，认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

世界上同一座城市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不少，但在同一座城市同时容纳世界各大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信仰的情况却不多见，泉州奉献给世界的就是这样的意外。1991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综合考察团的官员在学术研讨会上说：“无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相遇的结果是文化交流，甚至是一些意料之外或不期而遇的变革。”各种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的各种信仰和谐共处在这座城市，这样复杂有趣的文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不仅在于它证明了泉州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更重要的是它启迪着今天的人们以尊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信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