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仇婷



出身成为原罪“凤凰男”的污名化

文|仇婷

“凤凰男”阶层流动的压力越来越大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对凤凰男的攻击与污名也逐渐开始，且集中于其生活环境和出身背景——出身成了“凤凰男”的“原罪”

凤凰男，一个新时代的名词。他们的名字来自“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一词的浓缩版，指那些经过个人努力，基于先天过人的天赋和后天过人的勤奋而实现阶层跃升，从乡村底层流动到城市社会中上层的农村精英分子。

在城市化逐渐扩张的今天，凤凰男们开始被打上“敏感”“功利”“直男癌”的标签，成为验证“门当户对”这一婚姻观念的最好证明。

阶级分层的产物

新年伊始，关于一顿年夜饭的新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个上海女孩在春节前往男友位于江西山村里的家，看到晚餐之后，她崩溃了：斑驳的木板桌上隐藏着多年沉淀的污渍，不锈钢菜盆里的饭菜卖相稍显难看，再加上七长八短颜色不一的筷子，吓得女孩连夜赶回上海。

尽管后来被证实是一则假新闻，却将“凤凰男”这一名词顶上了热搜榜。

“凤凰男”自古有之。在科举时代，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乡村知识分子就是“凤凰男”的典范。其上层可以出将入相，中层可以科举入仕，下层可以作为地方乡绅或富商大贾，致富一方。由于封建社会农村人口接近90％，“凤凰男”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封建社会的中流砥柱。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农村精英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经商等方式进入城市，这一社会重新分层的阶段可以说是农民子弟阶层跃升的黄金时期，也是“凤凰男”规模急剧扩张的时期。

陈文从小在江西农村长大，80后。六岁父亲去世，妈妈独自一人拉扯大他和两个姐姐。后来，陈文凭借努力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后又辗转来到美国，现居于纽约，从事律师工作，妻子出生于一线城市，是传说中的“孔雀女”，而陈文自嘲为“江西凤凰男”。

然而，随着资源与权力垄断的加深，社会阶层分化和固化逐渐加剧，“凤凰男”的社会地位与中上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生存处境逐步恶化，伴随着大学毕业的失业率增长，他们随时面临着跌入底层的可能。

网络热帖《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很多农家子弟的共鸣，这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凤凰男”阶层流动的压力越来越大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对“凤凰男”的攻击与污名也逐渐开始。

出身成为原罪

2015年，一则题为《我就是凤凰男，我不完美，但我立志创造完美，这样的我，你敢不敢要？》的征婚帖将“凤凰男”这一群体推上风口浪尖。发帖的“凤凰男”开出的海量相亲条件，包括房产证写父母名字，女方家境要好，还必须和公婆及没结婚的大姑子同住……遭遇无数网友抨击，“凤凰男”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由此，很多人总结出“凤凰男”的典型性格特征，自卑又自傲，吝啬又敏感，把女方对其家庭的奉献视为理所当然，男尊女卑的家庭观等等。最后，这些性格特征被和他们的出身联系起来，出身成了“凤凰男”的“原罪”。

这种说法其实不能说完全是无理取闹。这些农村精英分子自小被集全家之力供养，肩负着家族的期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改变了个人的命运。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之后，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改造整个家族的命运。

在小杨心里，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凤凰男”，靠着自己的努力，一路考上大学，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又毅然离开国企南下打拼，现在小有成就。然而，紧接而来的就是父亲的七大姑八大姨源源不断找上门来，要求借钱，或是要结婚，或是要买房，或是要创业，各种理由，杨父都一一应允帮忙，然而还钱的日子遥遥无期。有一回，当父亲正侃侃而谈他的家族观念时，小杨插了句嘴“这些人我一年见不到10天，你让我以后谁有困难了都帮一把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换来了杨父的两巴掌。

为什么我们害怕嫁给“凤凰男”？“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害怕失败、吝啬、永远优先考虑自己的大家庭而不是自己的妻儿。最可怕的是这些观念根深蒂固且不可能改变。”

可以说，部分被诟病的“奇葩凤凰男”的确反映了我国一种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十分普遍的传统家庭观，即父母子女、夫妻等共同屈居于一个家族的体系当中，他们的亲密关系缺乏界限感，生命个体不独立，父辈认为子女的情感和生命归自己所有。“凤凰男”带着这种传统的中国“乡土式”家庭观进入城市，和抱有西方现代家庭观的中产阶级产生严重的观念冲突。

当“城乡差异”“门当户对”“凤凰男孔雀女”等词汇高频率地出现，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太多巨大的差异，但对从未去过偏远农村的城市人来说，乡村仍是质朴浪漫、充满田园野趣的，直到关于这个上海姑娘的假新闻出现，才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将这种差异放大。

“在上海姑娘的映照下，我看到了我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在城市主导一切的文化中是多么的边缘化，处境是多么的难堪。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一名农民的儿子发文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