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章靖 邢欢

编者按：2016年度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指出，“过去5年，教育规划纲要阶段性目标任务顺利实现，教育科研系统全面参与教育改革发展全过程，全力支撑教育发展规划制定、广泛开展教育实践指导、全面评估监测教育整体发展等，发挥了新型教育智库作用。未来5年，是彰显教育科研作用、做大做强教育智库的黄金时期。要坚持创新，提升科学化水平；加强协调，提升整体性水平；注重绿色，提升可持续水平；扩大开放，提高国际化水平；追求共享，提高社会化水平”。因此，本刊特别策划“中美教育智库的建设与发展”专题，以飨读者。

摘 要：文章简要回溯了美国智库发展的历程，并对美国教育智库做了概述。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年度《世界智库排名》为依据，对美国智库现状和发展趋势做了勾勒。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美国教育智库的主要特征：按需设置，分类多元，组织结构自由灵活；紧密服务于本国教育决策；研究方法多元，注重数据搜集；监督评价机制科学合理；及时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多方影响教育决策；人才结构优化，运行机制通畅；经费来源渠道多元、稳定；国际联系日益加强。

关键词：智库；教育智库；战略；研究方法

所谓智库，也称“思想库”（thinking tank），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中心，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如果说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智库则可称为政府的“外脑”。现今，国家的发展与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就教育智库而言，它是指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方面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或方法等的科研机构。[1]

近些年来，美国形形色色的教育智库在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制定、政策评估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应的研究专著也逐渐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拟从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背景、当下趋势与特征等方面，从宏观上介绍美国教育智库的基本情况，为我国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跨国问题的日趋增多，智库也随之兴起。当前，世界上2/3以上的智库创办于1970年之后，1/2以上创办于1980年之后。在开展独立的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智库中，美国的智库数量占据了绝大部分，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加拿大、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尽管日本也存在一些智库，但因其与政府机关关系太近而遭西方世界所诟病。就种类、数量与功能而言，美国教育智库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美国，智库发轫于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时期。在最初的几十年内，智库的发展态势一直十分平缓。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智库数量迅速攀升，教育智库的数量也随之增长。20 世纪中期以前，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大多数智库致力于外交政策的研究。20世纪中期的“反贫困战争”促使智库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使得其更关注国内政策，从而教育政策的智库数量大幅上升，尤其是1983年《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报告发布后，美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教育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关注教育政策领域的智库也由此大幅增长。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教育智库为国家提供制定教育政策的方案，评估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推动教育政策辩论，已经成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二、美国教育智库的类型及地位

智库的隶属关系、组织特征、资金来源、服务对象等是划分智库类型的重要维度。麻省波士顿地区的特勒斯协会（Tellus Institute），以即时性的环境事务、社会事务为主要研究课题。再比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主张为恪守原则的智库，意在促进社会自由。

具体到教育智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谷贤林教授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关注教育问题的综合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二是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如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CEP）；三是由高等学校结成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或政策联合体[2]。著名的有 1985 年成立的教育政策研究联盟（the 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CPRE），由全美7所顶尖大学联合设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西北大学。也有人从教育智库的隶属关系出发，将其分为四类：一是政府性质的智库，如美国联邦教育部下设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该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是随着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职能扩张而成立的，主要负责搜集各级各类教育情报与数据，为联邦教育部决策提供翔实的教育数据；二是公司性质的智库，带有营利色彩，如兰德公司下设的教育研究部，重点研究教育评估、学校改革评估和教师教学等，根据客户的需要开展研究；三是民间团体性质的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公司或个人的捐助，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开展独立的研究是其主要特色；四是高校教育智库，由于其资金来源既包括政府投资，也包括基金会捐助，以及客户酬金等，这类智库综合了上述各智库的特征，其中，专业性强是其最鲜明的特征，如美国教育政策联盟等。

上述两种分类分别从研究主题、隶属关系方面对美国教育智库做了大致的梳理，反映出美国教育智库规模和功能的成熟。就其数量而言，美国教育智库的增长与智库总体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数量明显上升。据统计，美国智库在2005年共计323家（见图1），其中有90家进行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只有10家进行专门的教育政策研究。在这90家涉及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中，有14 家成立于1970年前，有9 家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其余多成立于20世纪80-90年代。

2007年，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教育研究中心评选出的过去10年中对美国教育政策产生最大影响的10个机构中，教育智库赫然在列。这10个机构分别是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教育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教育信托机构（Education Trust）、美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达成有限工司（Achieve， Inc.）、美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托马斯·福特汉姆基金会（Thomas B. Fordham Foundation）、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这10个机构中，有的本身就是教育智库，如教育信托机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而且，美国联邦教育部下设的国家教育评估中心（NAEP）、国家教育数据中心（NCES）、教育科学研究所等也对教育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智库发展更为迅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信息与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变导致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逐渐减弱；政治决策事务日趋繁杂，政府管理机构日渐庞杂；信息时代的信任危机；全球化趋势的日渐加剧；对于精细化决策服务的需要。上述因素共同驱动了新式智库（包括教育智库）的建设。

三、美国教育智库发展现状与主要特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非洲、东欧、中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面临的国际事务逐渐增多，迫切需要得到科学合理、最大限度有利于本国的外交策略的咨询，因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智库。在过去10年间，全球新增了至少4500所智库。仅以美国为例，200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调查显示，美国本土智库数量为1402所；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830所。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排名》（2014 Global Go-To Think Tank Ranking）的统计，全球共有6618所智库，分散在169个国家，其中美国智库1830所，占世界智库总量的27.7%。

在全球各大洲中，所占比率最高、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是北美洲，其次是欧洲，继而是亚洲。就国别而言，美国所拥有的智库数量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远高于中国（429所）、英国（287所），如表1所示。

就教育研究领域智库中的教育政策智库而言，美国的教育智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排名》列出了位居世界顶尖的55个教育政策智库。其中，美国所占数量最多，为12所，占比为22%。而且，美国拥有世界顶尖教育智库前10所中的6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美国教育智库均占了绝对优势（见表2）。

就美国乃至全球教育智库发展而言，面临着如下四项挑战与四种发展趋势，两者均可以“4m”来表示。

在所面临的挑战方面，“4m”是“4 mores”的简称，即“越来越多的信息与细节”（more issues）、“更多的行为者”（more actors）、“更为激烈的竞争”（more competition）“更多的冲突”（more conflict）。“4 mores”给所有的智库带来了在竞争、人力资源、技术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措施，同样也在于“4m”，即“使命”（mission）、“市场”（market）、“人力”（manpower）、“资金”（money）。从全球范围来看，智库发展需要增强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全球范围的联系与合作，创设更多的创新平台，扩大智库产品受众（见表3）。

上述智库发展趋势与所面临的形式表明，以往单纯的“发现并研究问题，寻找答案，书写报告并提交、发布”的操作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智库必须不断学习，推陈出新。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优秀的智库应该是这样的组织——能够将卓越的头脑组织起来，发挥有力的政治影响，及时将研究结果向民众发布，不落后于时代潮流”。

四、美国教育智库的基本特征

就美国教育智库的现状而言，其突出特征和发展趋势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按需设置，分类多元，组织结构自由灵活

以密歇根州的“教育思想库”（the Educational Think Tank，ETT）为例，该教育智库成立于2013年，创设初衷是满足密歇根州当地非裔美国人的教育需求。鉴于作为少数族裔的非裔美国人在升学、就业乃至社会交流等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密歇根州教育思想库的主要使命便定位在为密歇根州的非裔美国人提供职业发展、专业合作、专业认证等方面的服务，组织并发起在地方社区、州乃至联邦层面的教育对话，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适切的教育咨询服务，创设良好的社区学习环境等。

（二）紧密服务于本国教育决策

当前，各国教育智库在国家教育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以美国的“教育政策中心”为例，该中心创立于1995年，2006年被美国《教育周刊》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自创立以来，该机构致力于推动公立教育，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公立教育。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颁布以来，教育政策中心发起了一系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研究项目，产生了“从首都到教室：NCLB的第X年”的系列年度报告，从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入手，数据搜集涉及联邦、州、学区与学校多个层面。

（三）研究方法多元，注重数据搜集

在大数据时代，注重数据的广泛搜集和挖掘是一流教育智库的鲜明特色与“制胜招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教育智库无不注重开展教育数据的搜集分析与相应的数据库建设。以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例，该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下设教育研究中心、教育统计中心、教育评价和地区协助中心三个分支机构，直接承担了联邦教育部收集、发布教育数据信息的职责。一方面，面向学生、家长、教师、学者与决策者提供翔实有效的教育信息；另一方面，在搜集整理教育数据信息的基础上促进教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研究成果的转化。再比如，以著名的兰德公司为例，兰德计算机中心有一支由130多名编程专家、分析专家以及工程科技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管理和运用着大量先进设备，向研究人员提供多种服务，是当今美国在这方面的几大权威机构之一。与此同时，兰德公司还拥有全美一流的具有40年历史的调查研究小组，凭借其创造性的调查设计、数据采集和方法研究而闻名于世。以数据分析、实验设计、抽样统计见长的统计学小组，为兰德公司的各项研究提供服务。

（四）科学合理的监督评价机制

美国教育智库非常重视质量管理，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成果评价制度。例如，兰德公司著名的“内部评审制”，每一项研究计划通常都聘请两位未参与该项目的资深研究人员作为评审，负责中期和结项审查。不仅如此，兰德公司还从社会上聘用了约600名各类资深专家作为特约顾问，主要任务是对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成果论证，以确保研究的水平和权威性。

（五）及时发布最新研究，多方影响教育决策

各国教育智库无不注重发布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影响政府教育决策。以美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例，其下设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是发布美国教育信息与教育研究成果的最权威机构，为各级各类教育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持。再以美国的教育政策中心为例，除及时发布“从首都到教室：NCLB的第X年”系列年度报告之外，还与传媒界联手，以便扩大成果影响进而影响教育决策。例如，通过在《华盛顿快讯》《教育周刊》等主要媒体发声，在声明教育政策主张的同时，彰显智库自身话语权。不仅如此，教育政策中心还通过直接参与国会听证会、递交政策简报等形式影响教育决策。

（六）人才结构优化，运行机制通畅

决定智库建设的最根本因素是人才，各国著名智库无不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基本保障。以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为例，该公司正式雇员约为1600人，86%拥有硕士以上学位，58%拥有博士学位，研究人员平均年龄35岁，在公司平均工作年限为8年。研究人员专业背景多种多样，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称得上是“年富力强、人才济济”。实施二元矩阵式的组织模式，所有研究人员按专业学科隶属行政系统中的管理学部，同时按研究业务隶属系统下的常设研究部门。以课题任务进行编组，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兼具直线主管组织和横向工作组织的长处，促进了各学科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取长补短，既有利于研究队伍整体的专业培养和学科建设，又符合研究项目需要集中多学科专家工作的特点，被其他国家的智库建设所仿效。

（七）经费来源渠道多元、稳定

融资渠道的稳定是教育智库运作稳定的坚实保障。一方面，政府有着固定的拨款，从根本上为其研究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企业支持与社会捐助也必不可少，尤其是在美国，无论是卡内基、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诸多高校与社会研究机构，还是官方所属的教育智库（如联邦教育部的教育科学研究院），或各种教育协会，均有着广泛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教育智库通过向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分析深刻、见解独到以及措施行之有效的咨询报告来开展有偿服务，为自身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八）国际合作日益加强

当前，人才队伍的高度流动与国际化，以及跨部门的项目合作已成为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常态。这对于超级大国美国的教育智库而言更是如此。世界头号移民大国的国民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社会机构国际化的程度，对于教育智库而言，更为注重广泛从国际上延聘人才，注重本国教育与他国教育之间的比较。无论声名显赫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还是单单局限于教育研究领域的国际教育研究所（IIE）、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这些教育智库都在开展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聘用国际人才，承办和参与国际相关研究活动，设立海外办事处。

五、启示

结合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从战略定位、国际合作、战略机制、成果转化等方面，美国教育智库对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增强战略意识，与时俱进，服务大局

智库的首要功能便是紧密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决策，解决现实问题。对于教育智库而言，就需要将自身使命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制定、国家教育战略决策等紧密结合起来，顺应教育改革的“新常态”，服务教育综合改革的大局。无论是美国近年来诸项影响深远的联邦、州乃至地方一级教育法的制定，还是《州共同核心标准》等，其背后都离不开相应智库的强大支持。如美国NCLB颁布和实施过程中，有着各类教育智库所提供的数以百份的分析研究与相关建议，有力地促进了NCLB目标的逐步实现。

（二）明确分类定位，多元发展，激发活力

我国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差异多样，对于各级各类教育研究院所建设而言，也应该明确自身定位，脚踏实地，服务于本地区教育决策。与此同时，注重多元发展，激发研究活力。这里所讲的多元，一是指人才结构的多元，教育研究既有人文性，又有科学性，任何一个问题的决策都离不开相应学科的支持，需要多元化的专业背景，联合开展多学科研究；二是指研究方法的多元，应紧紧围绕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大胆创新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实现各类教育智库的多元发展。

（三）注重内涵建设，同行评价，完善机制

面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伟大使命，更要加强自身内涵建设。无论是人才队伍建设，还是内部管理机制，均应有所创新。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注重开展多学科研究；与此同时，要注重同行评价，借鉴美国智库，如美国兰德公司的做法，完善同行评审成果审查机制，保障教育研究的质量。

（四）促进成果转化，注重时效，加强宣传

长期以来，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下是我国各级各类科研机构的弊端，相对于发达国家教育智库，无论科研成果发布与转化的时效性，还是转化率，我国教育智库都还较为落后。据相关统计，我国社科研究成果转化率仅为5%～6%。据此，建设新型教育智库，应注重从加快成果转化方面入手，自觉发挥智库的作用，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一方面加强教育信息数据的采集，另一方面要注重教育研究成果的发布，为教育决策部门、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相关部门及时提供有效的教育信息与咨询建议。

（五）顺应时代趋势，对接国际，互通有无

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局部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对于各国教育研究而言，终身教育、全纳教育、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教育公平、教育创新、教育质量等话题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话题。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问题的趋势越来越成为常态。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应顺应这一趋势，与国际同行建立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与合作，在研究视角、研究思想、人才结构、研究项目等诸多领域发挥智库活力。

除此之外，我国教育智库建设更要注重从内涵上着力，进一步加大对海外教育智库，特别是美国智库的研究，广泛开展中美智库在人员组织、资金筹措与分配、研究项目团队建设、成果发表、国际化程度、学术守则、组织文化等等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在系统的比较中，明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特别是要深谙阻碍教育智库发展的瓶颈，从长远着手，做好一流教育智库建设。

注释：

①这里所列的教育政策智库，如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其研究领域并不仅限于教育政策，而是由于这样的智库实力雄厚、声誉卓著，其研究范畴涵盖了教育政策领域，而且研究成果颇为突出，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首屈一指。

参考文献：

[1]楼世洲，王珩. 国外教育智库演进趋势及特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0-09.

[2]谷贤林，邢欢. 美国教育智库的类型、特点与功能[J].比较教育研究，2014（12）：1.

[3]L. E. McDonald. The Rise of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The Debate over Ideas， Research and Strategy in Public Education Policy[D].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8.

[4][5]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http：//www.ifuturo.org/documentacion/GlobalThinkTank2014.pdf，2015-11-09.

[6]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http：//www.ifuturo.org/documentacion/GlobalThinkTank2014.pdf，2015-11-09.

编辑 郭伟 校对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