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

“中国制造2025”是未来十年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行动纲领，需要职业教育大力培养复合型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但是，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父母“望子成龙”的高期望，不愿子女选择职业教育；“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和白领导向的就业观，削弱了年轻人从事职业技术工作的意愿。同时，两亿农民工缺乏职业教育和培训，进入城市后成为低端劳动力，达不到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当前，关键在于深化校企合作模式，真正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于产业发展和个体职业生涯发展需求。

一、传统校企合作方式下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保障：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缺位。传统校企合作是浅层次的、基于人脉关系的合作，是非制度性的，不稳定、不可持续。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尚未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宁波等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由于上位法缺失，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二是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具体的、实质性的激励办法，配套的实施细则不完善。

2、缺乏协调：缺乏协调职业教育和产业需求的机构。职业教育应该以企业需求为主体，但传统的校企合作由教育部主导，以职业学校为主体开展，而教育部门实际上无法掌控岗位供给和解决就业需求，使得学生培养与企业需求出现了割裂。因此，校企合作改革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建立能够对职业教育和产业需求进行全国性地设计、统筹、管理和监督的专门机构。

3、缺乏标准：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尚未建立。近年来，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融通”零对接的探索实践，并未给中高职毕业生增加更多含金量。由于职业标准体系不完整、认证体系缺乏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职业资格鉴定过程不严格、颁证部门既当教练又当裁判等各种问题，即使毕业生获得“双证”，企业也不认可其职业技能符合需求，“双证融通”形同虚设。

4、缺乏预测：人才需求预测和发布平台尚未搭建。美国、欧盟都有人才需求预测，提供人才供给和匹配信息，引导现有人才自由流动与补给，但我国缺乏具有公信力的人才需求预测和发布平台。教育部门在确定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时缺乏依据，开设专业和课程是否对应产业需求无法考证，职业教育发展由于短视而陷入招生困境，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低。

5、缺乏贯通：职业教育隔离于义务教育之外。德国11岁开始教育分流，只有22%的青年成为大学生。瑞士70%以上学生进入职业教育学习。而我国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比例大致为4.5：5.5，职教占比偏低，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被隔离。尤其是广大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从未接受过职业技术技能学习，只能从事最低端的体力工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需要。

6、缺乏提升：缺少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功利化导向，将职业发展需求片面理解为“找工作”，缺乏对学生职业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除了职业技术技能以外，企业看重的学习能力、敬业爱岗精神、职业道德养成、安全生产意识、对行业的理解和职业文化认同等，恰恰是当前的职业教育所欠缺的，导致毕业生能力单一、后劲不足、可替代性高。

7、缺乏认同：没有形成职业教育价值的社会氛围。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一直存在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导向，并且有进一步加剧的势头。其原因：一是职业技术从业者无论是收入、职业环境，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劣势，影响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同。二是职业教育走出学校、服务社区的意识不强，公众对职业教育了解少、参与度低。三是对青少年的职业生涯指导渗透不够。

二、完善产业需求驱动下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激励机制。一是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完善促进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功能定位，以及权利、义务和责任。二是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政策，设立国家与各级政府校企合作项目专项资金，对切实提供职业教育机会的企业进行经费补贴，包括国家层面的培训补贴金、地区层面培训贷款和行业部门补贴。三是要求地方对支柱性产业以及技能型人才短缺行业，必须主动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2、建立协调职业教育发展和产业需求的专门机构。一是各级政府建立以教育、产业和人社部门为核心，财政等多部门共同协作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从国家层面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整体战略，全面设计规划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平衡政府、企业、学校和学生的不同利益。二是建立职业教育与行业协会的协作机制，各类行业协会与职业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建立经常性的对话协商机制。

3、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框架。一是建立基于岗位的职业标准，开发对应的专业培训包。二是由注册的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进行职业资格培训，政府履行监管职能。三是建立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实现不同的学业证书之间的对应和转换。四是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和发证机构互相独立，避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不正常状况。

4、建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预测与发布制度。完善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部委办局和行业协会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信息采集和共享机制。尤其针对重点产业、特色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若干领域，及时发布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信息，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支撑。建成覆盖主要行业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预测与发布制度，每年出版《岗位需求手册》。

5、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开展职业生涯指导。一是建立国家先进制造业职业生涯路径引擎网站，帮助个人评估教育技能水平和理想职业要求之间的差距，以便找到合适的教育或培训项目。二是职业生涯启蒙教育前移，贯穿幼儿至成人的整个过程。三是在中学设置专职的职业生涯指导和咨询工作者，工作者必须获得资格认定，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四是在大学设立就业市场学院，专门负责培训学生专业知识以外的求职能力和提供职业生涯规划。

6、营造职业教育的文化认同。一是面向所有教育阶段的学生、教师、家长及公共部门发起提升制造业公众形象的活动，提升制造业职业教育吸引力。二是设立“国家制造日”，鼓励企业、学校、社区、家庭联动参与制造业公众形象提升运动。三是推进“职业体验日”制度化，依托职业院校，探索建立面向中小学生的职业体验中心，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四是面向中小学开放职业院校实训场所、课程、师资等教育教学资源，要求企业开设面向区域中小学的职业体验活动或选修课程。

7、推动职业教育建设成服务区域多元化需求的平台。职业教育突破学校定位，履行服务区域多元化需求的平台功能，尤其是发挥服务社区的功能。各类职业院校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短期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文化生活类课程，在设备利用、维修、护理、家政、早教、环境卫生等方面向市民传授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和信息。每年开设社区课程10门以上。

8、加强农村学生的“职业预备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导向作用。一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实行“2+1”或“3+1”模式。“2+1”指初中最后1年为农村学生增加职业培训课程；“3+1”指3年普通初中教育加1年职业教育，在义务教育框架内增加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选择机会。二是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增加3年免费义务职业教育。三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工作，参加职业学校培训是准入门槛，培训经费由政府承担。四是将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列为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条件。采用“学分银行”的方式，累计职业教育和培训学时学分，对应相应的落户积分。五是新增高等职业学校主要向中小城市布局，推动县区职业教育中心（中等职业学校）成为区域学历教育、技术推广、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社会生活教育的开放平台，将服务网络延伸到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

9、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扩大需要大力发展专业的合作办学。目前已有来自24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235个机构与我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296所高职院校进行了合作办学，但合作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合作机构主要在江浙沪，合作项目聚集在财经、电子专业大类。为此建议：一要推动国际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向内地及农村地区发展，各省应确立示范性国际合作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各1所。二要加强与职业教育发展强国的合作办学，借鉴德国的“双元制”、日本的“产学合作”，瑞士“三元制”、新加坡“教学工厂”等先进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三要加强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气象与安全、资源开发与测绘等专业方向的国际合作办学，满足我国需要大力开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