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荷

知道“压岁钱”三个字的意思时，我已经六七岁了，刚懂得一角钱的用处和一分钱的份量，会把一块糖的钱攒起来，攒到能买一个演草本，然后拿着它到书店里去左顾右盼一番。

有一年，母亲领我去她的一位好友家，女主人是位很和蔼的阿姨，因为是新年，阿姨就给我五角钱当压岁钱，母亲好像觉得她也应该给，就又每人给了我们几毛钱，算是补的压岁钱，从此延续了下来。有了压岁钱，我就不用向母亲要那几角钱买杂用，而是把压岁钱存起来，细水长流地用来买纸笔。

通常这时除夕已过，初一早晨刚刚来临，窗外阳光明媚，家里家外的气氛又一派祥和，全家人早早起床，大人小孩换上新装，看着面带微笑的父母，一种美好的预示出现了，这就是马上就有一份压岁钱，仿佛那些钱，从母亲那亲切的笑容里走出，即将钻进每个孩子的挎包。从最初的五角，到后来十块八块不等。

那时候，我家住在公社机关大院里，爷爷奶奶在外地，家里的长辈只有父母亲，所以拜年的方式简单些。我曾见过农村家庭的孩子拜年的情景。有一次去同学家拜年，见她家堂屋里安了张八仙桌，桌面和桌子周围已扫除一新，椅子上还搭了两块带背的坐垫，等老人们在太师椅上坐好，一家人在地上站齐全，拜年的仪式开始了。

事先教好的吉祥话说完，一个个头叩过去，老人们才从怀里掏出备好的压岁钱，根据孩子年龄的大小，有的三毛，有的两毛，收到压岁钱的孩子高兴地在房间里跳跃。等家里拜完年，还要到前后左右的邻居家，到本家同族亲戚家拜年，家里又有些积蓄的人家，还要给本枝近亲的晚辈压岁钱，所以大年初一的孩子，都愿意逢人磕头，特别是见了长辈们。不仅压岁钱，几块糖，一本散发墨香的小人书，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孩子们的最爱。我小时候的压岁钱就是这么得来的。

压岁钱，是每个孩子都向往的事，时间离年还很远，压岁钱就成了大人与孩子交谈的话题。父母们在这时往往要约法三章，比如要求孩子们好好配合大人做家务，年底学习成绩要考好等等。故而年假前的半个月，孩子们的表现都不错。不过大人说时是一脸的严肃，说过之后就忘了，大年初一的压岁钱还是一分不少，平等对待，不分厚薄。只是热爱劳动的孩子值得表扬，考不好的孩子得用劳动去弥补，这样的教育，不乏父母的智慧。

就是由于生活窘困，拿不出压岁钱的家庭，父母也不会让孩子失望，他们总会想法子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一份童年快乐的记忆。比如我的同学三妮家，父母就从不给压岁钱，只给孩子买上一串“花喜团”，五分钱一串，用一根棍挑着，挂在每个人的床头上，“花喜团”——它的寓意就十分深远。

“花喜团”是用炒好的糯米做成的，用炒热的糖黏在一起捏成团，捏成燕子状，染上红花绿叶，画上燕子的翅膀，点上燕子的眼睛，团子和燕子间隔穿成串，悬在高处，又能吃，又好玩。汪曾祺曾在《炒米和焦屑》中写过这物件，他说他们家乡称这种吃食叫“炒米糖”，加热加糖后发黏，一块块切成长方形。也有搓成圆球的，叫“欢喜团”。“欢”和“花”的音相近，或许是方言口音的误差。

据说，古时有一种妖叫作“祟”，每年大年三十就偷着跑出来摸孩子，被“祟”摸过的孩子会生病，厉害的甚至能把人变成傻子。大人们就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放在孩子的枕边，等“祟”再来时，这些铜钱就会迸发出一道闪亮的光把“祟”吓跑，后来就演化成了压岁钱。至清代，又带上了去邪祈福的成分，《燕京岁时记·压岁钱》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

小时候盼过年，除压岁钱作为一年到尾的奖励，父母还给我们买小人书，买女孩子喜欢的头花，像纱一样的布，染成五颜六色，经过剪裁加工出来的绢花。进了腊月门，集市上卖绢花的到处是。有人把一块布挂在沿集的墙上，再把各种绢花插在布上，就像一张彩色的挂毯，五颜六色，春意盎然，煞是好看。

那时的年集上有年画，纸花，绢花，有年糕，有糖葫芦，有烟花爆竹，唯一没有看见有人卖鲜花，一切鲜活的东西，都用手工艺品替代了。

一声声祝福，一杯杯佳酿，一幅幅春联，构成了年的主旋律，组成中国人红火而又热闹的节日。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一路成长，不知撒下多少阳光欢笑，而如今的孩子们，尽管收到的压岁钱百元千元，但是与我们的童年相比，似乎并不比那时更加欣喜。早上醒来，在那熟悉的桌角上，一摞厚厚的红包中，新岁的祝福依然殷切，毫无二致，倒是多了些虚荣和攀比。

无论你多么平庸，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有多少财富，大家在新年里都会彼此祝愿，对生活寄予美好的祈愿，愿长辈们健康长寿，孩子们平平安安，做工作的顺顺利利，无论失落还是悲伤，都让生活从新开始，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年之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