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制社会构建和人的培育研究

2016-05-14张冲

人间 2016年5期

摘要：从传统社会到单位制社会再到现在的后单位制社会，经历了社会建设和人的培育三个阶段变化，单位制的隶属性、行政性、多功能性、低流动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单位制已逐渐消失，伴随着后单位时代的来临，社会整体凝聚力表现不足和个体原子化趋势加强，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视角，分别从树立社区人共同体意识、构建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法治国家的建立展开对后单位社会的构建和人的培育问题的分析。

关键词单位制；后单位制；社会构建；人的培育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32-02

一、传统社会—单位制社会—后单位制社会

以1949年建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两个时间节点，建国前可以称作传统社会（前单位制社会），建国到改革开放是单位制社会，改革开放后是后单位制社会。下面从社会构建和人的培育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三个阶段城市和农村的比较。

首先，传统社会分为两个整合系统，城市是以官僚制组织化为基本特征，农村是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组织化，士绅指乡镇财阀，村中宗族势力强大、有影响力的人。城市人在官僚制下分工明确，有职权等级，按规章制度办事但是也容易出现大资本大官僚阶级的资本垄断和腐化现象；农村人的自治力、组织力强，能联合宗族或以乡绅为代表自我组织力量和政府力量尽相抗衡并维护自身的利益。

单位制社会在城市表现为党政机构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在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生产大队的形式存在，城市人的衣食住行全在单位中进行，可以说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种福利保障状态。城市人对单位的依赖性极强，集体整合性和凝聚力强，对单位成员有强烈认同感，明显的排他性；农村人在公社中采用集体生产的模式，所有生产产品和土地归集体所有，村内成员有很强的的集体认同感，集体中领导的号召力较强。

后单位制社会城市以社区建设为表现形式，社区的功能远远小于之前的单位，自由性增强。农村则是以行政村渐变为社区为主要组织形式，农村的发展方向基本和城市步调一致，都是以社区规划作为管理方向。后单位社会农村基本是宗族势力和行政力量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村中有较高威望的家族往往在村中任有重要职位。后单位制时期城市人和农村人愈加趋于原子化和个体化，原有家族式的亲缘关系也逐渐演变为业缘和地缘关系。

二、单位制的特征、功能及其终结

“单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类型的组织。单位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基本组织细胞，单位成为国家和个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单位以外的社会空间狭小、资源稀少。单位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特点体现在它的隶属性、行政性、多功能性和低流动性。[1]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着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整合的功能，是国家特殊时期在城市实行的一种统合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和措施。在当时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运转提供了高效率的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迫使传统单位制退出历史舞台，单位制所表现出的一种被“刚性的社会”、“制度锁定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各种弊端所造成的生产效率的下降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走出“单位社会”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单位制逐步消解并走向终结。

三、后单位制社会的来临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单位制的消解，以社区为主要生活场域时代的来临，社区制成为单位制解体后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另一种制度选择。有学者将之称为“后单位制时代”或“社区制时代”。目前，尽管尚难以断言后单位社会来临的确切临界点，因为由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的过渡将会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渡期表现出了后单位社会的一些新特征和问题的出现。

（一）脱离组织后的单位制惯习的消解。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作为一种场域，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不同小世界（场域）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和必然性。因此，任何一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风格的和性情的倾向系统——惯习。[2]单位制时期，由于长期生活在单位制下，社会成员也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惯习。进入后单位制时期后，“单位制场域惯习”仍不断型构着个体的行为，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新场域相适应的新行为的出现。单位制下所形成的依附心理在单位制突然解体后而发生断裂，在单位之中习惯了政府的大包大揽，习惯了单位给予的各种福利和保障，他们生活在被单位完全规划好的生活中，缺乏能动性和创造力，在失去单位的襁褓后，他们难适应市场经济下各种竞争，也往往很难主动地去积极改变，只是被动的选择接受现实。[3]

（二）心理失去依托后的群体认同感的降低。

当国家垄断了全社会的所有资源和发展的机会时，在再分配经济中形成了一种单位依赖于国家，个人依赖于单位的局面。具体表现为人的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集中围绕单位这一中轴，对单位形成严重性依赖。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性的组织，更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种准“生活的共同体”，甚至有的学者将其比作为“中国社会中的家族”。[4]失去大家族和大集体的关怀后，单位内的人难免会感觉心理失去家的依托，以前单位内的人共享社会资本和各种社会资源，单位制终结后，成员顿时失去方向感，处于组织外的游离状态，组织外成员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越来越低。

（三）单位人变社会人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

在单位体制下，低工资、高福利是对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可谓单位办社会，承担工人永久的就业和各种福利的义务，[5]随着单位制的消解，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逐渐消失，社会就业由一元、阻滞的向多元、流动的转变，而社会福利也向全民社保方向转变，现在处于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的过渡期，单位人被买断后，将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下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状态，下岗后的单位职工游离于组织之外，面对体制外的激烈竞争和技术要求，他们转瞬变为再就业的弱势群体，不再享有国家再分配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各种福利和保障也渐去渐远。

四、后单位制社会构建和人的培育

（一）社区人共同体意识的树立。

我国当前的社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腾尼斯所指的社区，它更多地表现为区域性，社区内的人员呈现疏散化、原子化、陌生化，既不是建立在农村的血缘关系基础上，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业缘关系，所以政府应该努力建构能够表达情感和利益一致性、畅通民意渠道、去过度行政化的社区，社区不止体现在形式上的科技化管理，网格化的结构，在本质上要有动员社区内群众的集体性认同感和力量的号召力，根本的意志体现在社区居民的利益而非完全行政上的指令性约束性管理。重视对社区内人们的共同体意识，特别是人的心理归属感的培育，以唤起人们新的“共同体想象”，并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让集体成员感到集体的义务和报酬与成员的义务和报酬是一致的，为了克服分裂化和分割化的结构问题，为了使忠诚和绩效起作用，为了使退出者和搭便车者降到最低水平，集体可采取三种策略：（1）通过教育和儒化来教化行动者。使他们内化集体的义务和报酬；（2）参与集体活动，促使行动者共享资源与集体的认同。[6]我们可以通过培育社区的利益共同体、兴趣共同体和职业共同体实现社区内成员的内化和认同。这也是从微观角度对后单位社会人该如何适应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这一转变提供的一个思路分析。

（二）构建社会公共领域。

社会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也即是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交换的经济领域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领域中间的“市民社会”。“劳动阶层一旦在在城市企业和某些乡村阶层中扎下根来，就会发展成为‘市民社会；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7]在西方，最初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普通职员等构成，此时的市民社会力量薄弱不足以同公权力领域展开对峙，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家的队伍逐渐扩大，他们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同公共权力抗衡，因此我国的劳动阶层要想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就要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形成公共领域意识，彼此进行言语对话、信息交流和舆论沟通，掌握市民阶层的话语权。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到“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阻碍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市场及权力体系越来越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沟通领域中，造成了生活世界市民阶层的沟通阻碍。[8]因此我们要建立全新的公共领域，使公共领域与国家相应政策保持一致，要求公共领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国家相关要求保持一致，市民要有畅通的渠道发表自己对政府管理的看法和对国家权力的支持和监督，促进政治生活的健康化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发展。而实现这一前提是公众从自己狭隘的境地中重新走入公共领域，实施有效的交往行为，在对话沟通和理解中构建社会关系。

（三）法治国家的建立。

1.法治与德育的协同。

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法治”是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前提，国家的能力太大，“法治”可以限制其对公民的伤害。[9]因此我们要以“法”限制国家权力。除“法治”以外，还需君德与民德的统一，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概念及其传统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治国驭民要以德为核心。德治除了君德外还有民德，[10]后单位制社会是世俗化了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席卷我国，加之国家对大力加快发展经济全力支持，上层设计对经济过度重视，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断裂的社会或不协调的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已经脱节”，换句话说，以经济的增长来拉动社会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单纯的经济手段已经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了。相反，还有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健康、有序增长的最大障碍。[11]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了社会发展，忽视了民风民德的培育，难免出现物质利益化倾向，一切唯经济理性是从。因此需要重新唤回公民的道德之风，而道德是蕴含在传统文化中，例如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可见传统文化建设对于后单位社会至关重要。

2.健全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就是建设法治国家，首次提出建立“法治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在法制基础上建立全民享有的符合公平原则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通过经济、行政、法律和道德等手段对市场加强规范和调控，国家再分配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相结合，使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于各阶层间、城乡间和区域间，个人、国家和企业都成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要面向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它要强调社会的公平，并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从而打破身份和所有制的界限差别。与此同时，对于贫困地区和群体，过去“普惠式”的扶贫难以收到预期效果，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扶真贫、真扶贫”的“精准扶贫”指示精神，干部入村实践调研，确认真正贫困村和户，实施建档立案、有进有出的动态、信息化管理，有计划、有目标、循序渐进的实现贫困人口和地区的脱贫致富。国家有选择和针对性地承担起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等基本的生活的责任，从而真正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12]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唐慧玲. 现代性语境下的后单位制社会整合 [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4]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利与交换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5]路风 .中国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学[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6]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8]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9]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

[10]张立升.社会学家茶座第41辑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11]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