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那年我高三，在一所省重点中学就读。这所学校素以高升学率和管理严格闻名，考进这所中学，据说“等于一只脚踏进重点大学的门”。

很多年过去，我已经不记得每一天和另一天有什么区别，就像我不记得一张试卷和另一张试卷有什么区别。我只记得做不完的习题和睡不醒的早晨。桌上的辅导书堆砌成碉堡，我们是疲惫的狙击手，躲在碉堡后面。我还记得黑板左边贴着“书山有路”，右边贴着“学海无涯”，正上方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张”和“严”中间有一面小小的国旗。后墙的黑板报似乎一年多没换过了，红色的粉笔勾勒出“飞扬青春，梦想成真”八个大字，有些暗淡。“真”字缺了下边两点，大概是被某个冒失男生蹭掉的。

午休时，校广播站有个点歌栏目，大多是女生祝闺密生日快乐的，偶尔也有男生点一曲Beyond 或者Michael Jackson的歌。大家一边吃着盒饭，一边静静地听歌。这是我们难得的闲暇时光。

红喜是个农村娃，戴一副土得掉渣的近视眼镜，球鞋永远灰扑扑的，衣领永远油腻腻的。红喜不善言辞，没什么朋友，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书做题。其实，谁又有真的朋友呢？同学大多来自工薪阶层或周边农村，在这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县城，高考是翻身仗，是跃龙门，是毕其功于一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唯一机会。“多考一分，干掉几万人。”我们同病相怜，又彼此戒备；我们抱团取暖，又互相提防；我们是貌合神离的战友，我们也是暗中较劲的对手。

红喜学习不行，或许是底子太薄，或许是中考花光了他全部的运气。他认真听课，努力做题，熬夜背单词，日复一日把自己埋在碉堡里，却始终不见有起色。月考成绩公布，红喜依旧是全班倒数第一。他挠挠头，一脸无奈，对试卷上惨淡的分数报以更深的沉默。

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对那些“无药可救”，即铁定考不上一本的学生，会安排转校，以免他们拉低一本率，影响学校的“声誉”。在一次例行班会上，班主任宣布，红喜将转至县二中，一所普通中学，下礼拜就走。

大家转过头去看红喜。红喜像是早已知道这结局，低着头一声不吭。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以红喜的成绩，离开已是定局。

一阵交头接耳。班主任清了清嗓子，准备讲下一个话题。

谁都没想到，阿菲站了起来。

阿菲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那种女同学——瘦小，内向，中规中矩，没什么存在感。只见阿菲涨红了脸，声音颤抖着：老师，为什么要让红喜走……这是不对的。

教室里一片寂静。班主任的表情有些尴尬。他干笑了一声，示意阿菲先坐下。

阿菲仍杵在那里，倔强地抬着头：老师，这是不对的。

这个，这个是学校的决定……

阿菲的声音带着哭腔：可是老师，你知道这是不对的。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零星的掌声顷刻间化作狂风暴雨。我们像如梦初醒，使劲地拍着巴掌。几个男生高声喊，“凭什么赶红喜？”“红喜不能走！”

班主任徒劳地挥着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没人听他的。

我们从来都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十多年的教育从未教过我们质疑和反抗。我们循规蹈矩，我们唯唯诺诺，我们患得患失，几乎忘了自己正青春年少。然而此刻，仿佛是血液中的叛逆因子被点燃，所有的人站了起来，叫嚷着，宣泄着，肆无忌惮忘乎所以。我们敲打着桌子，大声喊着红喜的名字，不知是为红喜，还是为自己长久被压抑的青春。

红喜愣住了。他傻傻地看着大家，扑倒在桌面，失声痛哭。班主任脸色铁青，额头沁出汗珠。他僵立了一会儿，愤愤地摔门走了。

这事闹得挺大，全班被通报批评，班主任挨了骂。可到底还是没能留住红喜。那一天，我们正上着早自习，红喜的父亲来了。他弓身站在门外，带着最谦卑的表情，翻起的裤腿上沾着泥巴，像是刚收完三亩水稻。

红喜双眼红肿，抱着书包走上了讲台，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好多女生哭了。黑板报上的“飞扬青春，梦想成真”，不知何时已换成“红喜，没你不行”。

此前，我们几乎从未视红喜为朋友。这个沉默孤僻的男生，不经意间引发了一场青春风暴，然后用背影告诉我们离别的重量。

中午广播时间，传来女主播的声音：“高三（5）班的红喜，为全班同学点歌。他想对周阿菲同学说一声，谢谢你，祝你长命百岁。”

我们哈哈大笑。这个红喜，真是土得可以。阿菲也在笑，随即捂住嘴，眼角噙着泪花。

现在想想，在那个男生女生几乎不说话的年代，这大概是一个农村孩子最真诚质朴的祝福吧。

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一瞬，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于是我闭上眼睛，假装专心听歌——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

和那段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