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

我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下农村

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我们到达修文县久长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我们是听毛主席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些寸草不生的山区来了。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当“上山下乡”成为历史的记忆

当年，1700万知青从中国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涌进广阔的农村，真是波澜壮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掀动了社会，触及了很多很多家庭。千千万万的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轰而下。事实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从1955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安置读了初中、高中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就提倡过上山下乡。在1955—1965年这10年当中，整整下去了100万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安置，所谓安置就是说吃饭有保证、住房有保证、你的未来有保证。不是说这10年上山下乡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序。“文化大革命”这10年中知青一拥而下，产生的问题就多了，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说的，“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他当时写了很多实际问题，他儿子理发没有钱，每次回到家里来狼吞虎咽地吃饭，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饭，还有严重的开后门现象，当时的确暴露了很多问题。

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作家在生活当中有了感受，对我们中华语言有了领悟，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10年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的戕害，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孽债》这本书和这部电视剧，有更为深层的意义。我总说7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力争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

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10年7个月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我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了农村这个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了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最后开始觉醒，想真正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第二，10年7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顿饱饭吃，希望在天寒地冻时有一件棉衣御寒。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开始灵活起来，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

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要发展经济，要使13亿人口的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解决温饱的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的要奔小康，进入了小康的日子，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生活，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