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春

彭先生

大学毕业，阴差阳错分配到了一家工厂，做了厂子弟学校的老师，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彭先生。

对彭先生开始是喊彭老师的，很久后才尊称为彭先生。彭老师是上海人，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诸多习惯和当地人不同，一股子上海人的做派，我见到彭先生时，他略略的欠身和我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去忙自己的事了。他的身边围着一群子人，男男女女一大帮，热闹得很。

彭先生的光环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除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外，还说得十分地道的牛津腔英语，他对美式英语的发音、句式不感兴趣，常常找美式英语的毛病，说得头头是道，听得人晕头转向。

围着他转的是跟随他学英语的人，学生收多了，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时间分割成一小段一小段，平时走路一阵风刮过，很少有聊天说话的机会。他并非是任何学生都收的，他的考查方式很独特，对求学者，他鹰隼般的目光要和你对视三分钟，对于对视中低下头的一律不收，他说他的目光能通过人的眼睛看到骨髓里。他的教学方式也简单，写上几行英语句式，勾勾划划要你去理顺，下次再写上几句，重新颠倒了，理顺了，一课也就结束了，据说效果很好。他曾试图要收我为徒，但那些日子我迷上了诗歌，对他的好意也就一笑了之。

我所知道的彭先生，有两样爱好，一是喝酒，再一就是听广播。彭先生的酒喝得“烈”，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是少不了的，常在醉态中。彭先生喝酒是不需花钱的，他的一大帮子学生，这人送两瓶，那人送两瓶，酒的牌子五花八门，却从没断过。彭先生教学生不收费，收上几瓶酒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人议论，反过来说彭先生够意思。他的酒时常带我们喝，不过喝时我们也是点到为止，看着他大杯狂饮，敬佩中多了份提心吊胆。听广播他只听英国BBC，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津津有味地听，听得忘乎了周边的世界，学生们装模作样的跟着听，似乎都入迷了，有不识时务的问上彭先生几句，彭先生瞪着眼睛，用近乎BBC播音员的音调回答，提问者仍是云里雾里，估计听懂的也难以找着。

彭先生酒醉时会说自己，说自己是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大学生，东吴大学全用英语教学，他的专业是国际法，英语仅是他的副产品。刚解放时，他还年轻，国家要送他去苏联留学，他不愿意，要追随老师去英国，组织者给他扣了个帽子，说他里通外国，是英帝国主义的走卒。彭先生说，他一时义愤，一拳打断了组织者的鼻梁骨，因此获罪，先劳教后劳改，直至流落到了现今的厂子，做了子弟学校的老师。彭先生说时仍很激动，即便醉了，拳击动作比划得地道有力。他说，东吴大学每个学生都练习拳击的，且是英式的，说得有鼻子有眼。

五十多岁的彭先生孤身一人，也没有结婚的迹象，热心人为他牵线搭桥，他手一挥就将做媒作伐的人拒之了门外。不过他做了一件事，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他认养了一个女儿，女儿进他门时，已有十五六岁。女孩长得漂亮，家境却贫寒，在厂子的子弟学校求学，英语成绩出奇的好，彭先生自然偏爱三分。彭先生主动提出要认她作女儿，女孩家长自是乐意，自此，女孩户口转到了彭先生名下，她的生活、学习就由彭先生全包了下来。女孩进进出出，非议不知由何而起，风言风语说得难听，传到彭先生耳朵里，他全当没一回事，坦坦然然的喝酒，自自在在地听BBC，没事样让大群学生围着自己转。好在时间过得快，女孩知上进、懂努力，大学考得顺利，竟一举考上了武汉大学的国际法专业，连带起了不小的轰动，女孩知恩图报，真的把彭先生当作了亲生父亲，彭先生的晚年过得有滋味，和认养的女儿有关，这是后话。

在我调离厂子的那年，发生了两件和彭先生有关的事，差点让他栽得头破血流。彭先生名声在外，外出授课，同时编英语复习材料，可谓桃李满天下，厂党委感到要为他做点什么，想来想去决定给他一顶副校长的帽子。恰好，首度给教师评职称，高级教师对彭先生而言应该是板上钉钉子的事。两件事加在一起，调调他的档案是必须要做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翻阅彭先生的档案，却没见他上东吴大学的任何记录，能见的仅是他读东吴中学的学籍档案，吓得我一身冷汗。我向厂党委书记汇报，他一把捂住我的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党委书记是个忠厚人，长长的叹了口气，说：老彭一辈子不容易。

彭先生做了副校长，职称却评为中级，两件事一中和，彭先生仍是高兴的，酒喝得比过去更畅快，收音机的音量调得更大。我调离厂子时，彭先生单独请我喝酒，一瓶酒见底，彭先生突然泪流满面，向我鞠了一躬，几近哽咽地说：那年我考上东吴大学，家父却被逮捕了，说是英国特务……慌得我忙忙站起，喊了声彭先生，尽管慌不择言，却是由衷的。

水 爷

和水爷结识纯属偶然，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厂子当老师，单身汉的日子过得昏天黑地，吃食堂，自己不生火，去水锅炉打水是一天中少不了的事。厂子发水票，一天两张，超过了得自己花钱去买，五分钱一瓶水，算得上便宜。一天打水忘了带水票，和烧水锅炉的水爷好说歹说，把手表压在他的面前，才同意打了两瓶水。水爷干事认真，否则几千人的厂子天天打水不断，水票也难以收上来。年轻人忘劲大，加上周六、周日外出和同学们疯玩，忘了送水票、兑换回手表。周一，水爷竟找上门来，那天我正在给职工业余学校的学员们讲三角函数，只见教室门外光亮闪闪，水爷拿着手表向我示意，我匆匆出门，掏出两张水票，换回了手表。手表劲上得满满的，“滴滴嗒嗒”走得欢快。水爷头也不回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心中却泛起难以说出的滋味，自此和水爷熟悉起来。

水爷个子高高挺挺，黑黑瘦瘦的有精神，快到六十岁的人了，走起路来带着旋风火烧火燎，倒像是四十来岁的人。水爷整天和热气腾腾的水打交道，却爱酒如命，一天时光里，时时刻刻离不开酒，不要碰面，相隔多远，一股劣质酒味就冲了过来。水锅炉房地小，他整天守着，除了添煤加水、收收水票，大多时间他都蹴在门前，一张破败的桌子，摆着豆子之类的下酒菜，酒瓶浑浑噩噩的杵在那，转过身来一杯，转过去又一杯。水爷泡在酒中，厂里的人都说。问他能喝多少酒，他幽幽地回句：酒瓶不倒人不倒。

水爷本名叫刘大水，喊他水爷是有讲究的。一来他整天烧水、冲水，做着水的营生，名号中又有水。二来就和他喝酒有关了。厂里喜欢喝酒的人不少，酒鬼也有一群，喝“摽”酒的大有人在，看着刘大水左一杯右一杯的喝，酒瘾难免上来，讨好刘大水，喊声“爷”，算不上丢人，讨杯酒喝最重要。时间一长，想喝酒不想喝酒的都“水爷”“水爷”的喊将起来。

在喝酒的事情上，水爷大方，酒杵在那，想喝的人走过来，凑上独一的酒杯喝上一气，水爷看上一眼，眼光漫漫的浮上层水气，之后就咧嘴一笑，巴不得人喝醉，水爷有钱，几杯酒喝不穷，爱喝酒的人这么说，不爱喝酒的也这般议论。

厂是大厂子，三五千人的规模，自是藏龙卧虎，奇人、怪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何况厂子的前身是劳改农场，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政治犯”，能人一大堆，迎面碰上一个“歪歪倒倒”“稀里哗啦”的人，细细打听，弄不好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曾做过了不起事的人，因了区区小事送了一辈子的前程。水爷来自浙江，据称刚解放时，做过地区一级的公安局长。不过水爷绝无公安局长的气派，与人善善的无有筋骨，唯看中的是水票，看中的是热气腾腾的热水，再有就是酒。水爷喝酒最烈时是市场上没酒的日子，酒馋难忍，他拿出了当公安局长时的手段，时不时去厂子的医院“偷”酒精，兑上水过酒瘾。一次、两次直至很多次，医院的医生只见酒精少了，找不到去处，偶然发现，是水爷半夜三更悄悄去“顺”，报告了厂保卫处。案子结了，水爷的日子难过了，倒不是因为受批判关禁闭，而是在“黑咕隆咚”的房子里没酒喝。

酒是水爷唯有的寄托，他无法不喝酒，在送还我手表之后不多日子的一天，我去打水，夜已深了，月亮高高的爬上树梢，他还在有一杯无一杯的喝酒，看到我，少有的让我坐下，让我喝上一口。我本不会喝酒，劝来劝去，我倾头喝上一杯，酒透过五脏六腑，只想把心吐出来。水爷哈哈大笑，对着月亮头说出了一串故事。他说，他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大，如果活着，或许也会干教书之类的事，可惜死了，死在他戴上手铐时。那天，他正破了个命案，和同事们高兴得喝酒，酒没过三巡，地区的书记带着省里的人宣布他为历史反革命，“咔嚓”一声手铐带上了，扔进了他常关犯人的牢房。儿子是他的命根子，他做牢的日子，不知什么原因，掉进水里淹死了，随之是老伴，一根绳子寻儿子走了。历史反革命的他，一头被扔进黑暗里再也不见光明，一关就是二十年。月光下水爷像在叙述别人的事，小酒喝得“吱吱”响，临了说了句：醉了好，什么也不想。那天，我是摸着黑回家的，厂子停电，路不好走，眼前却是水爷偶而发亮的目光。

没过多久水爷死了，死在了酒上。仍是没日没夜的喝酒，下雪天，天冷得出奇，他坐在水锅炉边喝酒，火引燃了他的衣服，又点燃了酒，醉中的水爷被活活烧死了。烧死的水爷缩成一团，焦糊的躯体却张显着自己的骨架，张张狂狂的呈显出大大咧咧的醉态。

水爷的丧事办得隆重，送葬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除了喝他热水、喝他酒的厂子人，更多的是一些头头脑脑。实际上，水爷的身份在这之前就明晰了，早认定为老革命，级别明确为市厅级，他可以有更好的去处，在退休之前“混”个一官半职。水爷拒绝了，只想烧水，一天里左一杯右一杯，有的无的喝酒，把醉一天又一天地进行到底。酒是水的身子，火的性格，水爷喜欢，喜欢得彻彻底底。

迷一般的水爷在他的灵堂前终于解开了。抗战时水爷受命于共产党组织，打进了日伪机关，和他的上级单线联系，送出了一份又一份价值极高的情报，直至抗战胜利；随后又打进了国民党军队，继续干着潜伏的事情。全国解放前夕，已是国民党军队师长的他，率队起义，共产党重用他，做了浙江一地区的公安局长。新生活、新气象、新活力，水爷充满了斗志和信心，谁知运动来了，潜伏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汉奸、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却戴在了他的头上，判刑坐牢成了他跑不了的深渊，一坐就是二十多年，到留厂就业时，陪着他的就只有一壶老酒了。平反时，他再也不愿离开几乎是干了半辈子的厂子，把自己隐藏起来，像若干年前的潜伏，咬着牙什么也不愿说起。每天把水烧沸了，收取一张两张的水票，再有的就是晚酒，醉醉的打发一天又一天的日子。

送别水爷的日子有俩人哭得呼天抢地，一个是他单线联系的上级，一个是做过他交通员的女子。上级说来迟了。女交通员扑在他的遗体上，捶着他焦糊的遗体，半天没说出完整的一句话。

天放晴时，我和几个厂子里的人清理水爷的遗物。水爷的身后寒酸得让人流泪，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更谈不上家具之类，几口破纸箱子，齐齐的码在床底下，打开了除了品种不一的酒，好酒不少他没舍得喝。再就是破铜烂铁，有刀状的，有枪形的，间杂着还有子弹壳子弹头之类，也不知他是从何处拣来的。纸箱里一个纸袋封得死死的，他没有家人，征得领导的同意，我们打开了，竟是厚厚的一沓人民币，数了数竟然有五万多元，那时这不是小数字，时下万元户就了不得了。

人民币下一张纸条写得明白。党费，刘大水。

刘大水的名字好久没人叫了，水爷自己喊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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