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保明

鲁迅的《故乡》是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本。多年以来，对《故乡》的研究解读为数不少，也有常读常新的结果产生：国人精神说、轮回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等等。这也许就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再读《故乡》，如果我们把解读文本的视角从社会学移开，不从阶级、社会、政治的角度去审读文本，多从作者写作文本的主观心理和情感结构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故乡》还是鲁迅精神故乡瓦解的写照和反映。

一、安放心灵的阳光故乡

故乡情结是中国人情感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故乡永远是中国人最温暖、最安全、最亲切、最期盼的情感安放地，也是中国人最神往、最想念、最动情的心灵栖息地。那些在故乡度过童年的人，无论故乡多么僻远多么穷困，但有亲人和乡邻的照顾，有童年玩伴的陪伴，得到的都是幸福和快乐。故乡的山山水水滋养着故乡的每一个人，包容着故乡的每一个人，惦记着故乡的每一个人。童年足迹遍布故乡的沟沟坎坎，童年的歌声回响在故乡的山山水水，成长中的情感蓄积化为血脉流淌在身体里，故乡一草一木的呼吸与故乡人的气息相通相融，从而共同形成了稳固的情感结构。这样稳固的家乡情感结构潜藏在人们心中，一旦被发现，一旦被唤醒，故乡情就会被演化为各种各样的情愫。法国作家埃尔韦·圣德尼在《中国诗歌艺术》中这样写到：“中国大家庭所有成员身上具有一种明显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别的任何民族中都没有这么根深蒂固，这就是对家乡的怀念和思乡的痛苦。”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乡愁作品之多似满天星辰。

实际上，在众多远离故乡的游子心中，故乡已逐渐从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山一水、一沟一坎中脱形而转化为一种虚在的情结，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心灵的慰藉和情感支撑。哪怕故乡远在千里之外，哪怕故乡有变故，但故乡在人们心中的情感贮存永远不会改变。有时候，故乡变得现代化了，变成了城镇，反而让人有找不到故乡的感觉。有时候，故乡变得穷困了，变成了落后而破败的乡村，又会让人觉得无比的痛心和悲伤。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平衡的故乡情感结构，一旦外在的变化引起这个情感结构发生动摇，人的精神故乡就会被击破，乡愁、乡思、乡怨之类的作品就会大量产生。鲁迅先生的《故乡》就是这样的作品。

“我”不是鲁迅，但“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思想和灵魂的代表。“我”过去的故乡是令人神往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完全是一幅五彩绚烂的图画，充满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故乡的人是幸福而快乐的，“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多么英俊可爱的少年！这位少年“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他很会捕鸟、管西瓜。而“豆腐西施”杨二嫂，在店里终日坐着，可“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在故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愉悦的。闰土“见人很怕羞”，可他“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竟然是非常好的玩伴了。以至于“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

很显然，鲁迅所写的过去的故乡，是美丽而神奇的天堂。在那里，有美丽富饶的土地，自然风光如诗如画；人们身体健壮，生活富足，日子平平安安；人人平等，关系和睦。这样的故乡那真是“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俨然是“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这实际上是鲁迅的精神故乡，是他灵魂的栖息地。此文写于1921年，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时局混乱，人民生活非常艰难。他写自己回忆中的故乡，把自己的故乡写得神奇而美丽富饶，只能是他心中的故乡，是想借此让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安放的地方，是想让自己痛苦的心灵有一个慰藉的地方，是想让自己的心理情感结构能找到支撑。

客观地讲，这样神奇而美丽富饶的故乡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是一种虚无的存在。但每个人都宁愿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故乡。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热爱故乡是一种天然的情感。但实际上，人们心中的故乡更多地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一个变动着的精神实体，是一个人在精神成长过程中逐步建构的稳固的情感结构。人们不仅仅是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而且更是希望能把自己心中的精神故乡作为美好的情感皈依，以此确保自己的人生之路有精神故乡这个情感贮蓄场的存在。

二、精神故乡的崩塌

“我”再次回到故乡，故乡的变化使“我”非常悲哀。

此时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老屋“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现实的故乡，一幅凄凉的图景，使“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我”。

此时的闰土，已是苍老贫穷，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红肿，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又粗又笨又开裂像是松树皮。他叫“我”“老爷”，等级思想已根深蒂固。他少言寡语，似木偶一个。他拣了一幅香炉和烛台，已变得崇拜神灵。此时的杨二嫂，由貌美花仙的“豆腐西施”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细脚伶仃的圆规。她说话尖酸刻薄，找各种理由“拿”“我”家的东西，就连手套、狗气杀、碗之类的东西都要，贪小便宜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在故乡呆了数日，“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人们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是辛苦辗转地生活，有的是辛苦麻木地生活，有的是辛苦恣睢地生活。

很显然，鲁迅的物质故乡此时依然存在，但精神故乡已经崩塌，他感到不仅是自己表层的情感结构正在发生动荡，由渐进故乡时的悲凉，到离开故乡时的悲哀，对故乡的未来感到害怕。而且更加让鲁迅痛苦的是心灵情感结构的瓦解，由人所组成的精神故乡竟是如此让人伤痛。闰土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他本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希望，但他被封建宗法伦理道德换了思想，变得等级思想无比严重。他被封建社会制度压迫得没有了生命活力，更没有争取自己前途的斗志，他消极地过着木偶般的日子。杨二嫂，作为城市的小市民，本来生活优裕。可如今变得没有操守、没有道德、非常自私自利。她的眼里只有物质利益，想到的是把任何东西都占为己有。只注重眼前利益，只看物质利益不讲任何情感，经常虚情假意，以多拿多占为能事。此时的故乡人，要么愚昧麻木，要么自私狭隘。使得鲁迅心中赖以维持精神自主的精神故乡彻底失落，使得他内心借以抚慰心灵痛苦的情感结构不复存在，使得他从此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

本来，面对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现实，鲁迅想用美丽的故乡影像来使自己的心灵存活，想用那孩子般纯洁无瑕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来存放自己的社会理想。但冷酷的现实很快摧毁了这个美丽的精神故乡，理想和希望的变异和幻灭，使鲁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

三、虚无的偶像

尽管小说中的“我”不是鲁迅，但在读小说时，很难把鲁迅与小说中的“我”区别开来。当然，小说中“我”回到故乡搬家时所见所闻不是鲁迅本人的所见新闻，但又很难说小说中“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是鲁迅真实内心的写照。如果说小说中的“我”是为鲁迅代言的，也无可厚非。

小说最后写到了“我”的希望，并说“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因为，鲁迅的精神故乡已经瓦解，已没有了理想故乡的生存土壤。尽管鲁迅一再说“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并且还在朦胧中出现了那样的故乡——“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可这样的希望是虚无的，仅仅是鲁迅手制的幻像而已。在鲁迅写作此文的1921年初，鲁迅是看不到希望的，也正如他在小说中所写的故乡一样，带给他的是无尽的悲哀。小说最后写下了鲁迅的思索：“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其实并非鲁迅的乐观坚信，也不是小说的一条明亮的尾巴。实际上是鲁迅茫远的希望、无望的希望。这样的写作风格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表现。这样的充满希望的话语只是鲁迅借以自慰并也想慰藉他人的“希望”，是鲁迅内心的精神故乡瓦解后的渴望重构。实际上，寄托在字里行间的不是鲁迅的希望，更多的是他内心的矛盾、苦闷和痛苦。现实的无望，时刻在摧毁梦幻中的希望。希望确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鲁迅连走的人都没有看到，何来“走的人多了”，本来少年闰土应该算是“走的人”，可他在旧制度的重压下发生了精神变异，他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变得忍让和麻木，他已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香炉和烛台上。除此，还有谁走呢？杨二嫂吗？她的所作所为不是走正路的人。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小看鲁迅，鲁迅先生在无望中不绝望，在痛苦中能用“无望的希望”来开释自己，来慰藉天下更多的有“无望的希望”的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是他的一种坚定人格的写照，也是他人生的一种悲壮的美。

《故乡》是鲁迅思想的深度反映，是他精神故乡被现实摧毁后内心极度痛苦的写照，是他潜在精神故乡的形象描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物质故乡是精神故乡的外壳，物质故乡也许会演变消亡，但精神故乡却会长存人心，因为精神故乡往往是人游走四方的精神依靠。但一旦精神故乡瓦解，人的精神依靠就漂浮无根。所以努力重构新的精神故乡，凝固较为稳定的情感结构，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让希望不再虚无，将是每个人该走的“路”。这也许是《故乡》应有的一种解读。

[作者通联：重庆涪陵区第十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