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雄

杨晓升是《北京文学》杂志的社长兼执行主编，自1984年大学毕业进京，不觉间已经过去32个春秋。他先是在《中国青年》杂志干了16年编辑、记者，还曾担任文化部副主任、社会部主任；之后，自2000年起担纲《北京文学》杂志负责人，全身心投入，兢兢业业一干又是16年。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年他始终没有改行，一直是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在期刊界可谓是少有的资深。

掐指一算，我与杨主编相识竟然有21年了。记得1995年暑假，我放弃了校团委组织的去上海采访“希望工程”先进人物事迹的事，跑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旗下的《农村青年》杂志实习，因为两个杂志都在车公庄那儿的同一个院子里（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社所在地），我也就偶然会跨进《中国青年》编辑部门的几个办公室去串串门。其中一次，就偶然认识了杨晓升先生，印象中，当时他的职务是杂志的社会部主任，说话或不说话，神情都含着些儿严肃，但若仔细观察的话，其实也不乏温和。之后的这些年里，我虽偶然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却真的很少能见到他。不过2011年春节前夕，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久的我，应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在京中国作协会员春节团拜会活动时，我倒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电梯处遇见了他，而且当时周围少见他人，好似我们俩都迟到了几分钟。再之后的第三次见面，应该就是这次作采访了。

在《北京文学》的办公室里，感觉他的目光依然能闪现出炯炯有神的光芒，虽然又过去了21年，但却未见衰减多少。但我更强烈一些的感受还是他在事业上的那份雄心，这一点，固然更多的是从言语交谈中感知，但其实从其庄重的神情和举手投足间就也能察觉到若干了。杨晓升今年55岁，正是年富力强继续大干事业的黄金年龄，无论经验、资源还是人脉，在这个节点上，都可谓积累到了相当的高位。

杨晓升是文学期刊的负责人，更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六月风暴——拷问中国教育》，中短篇报告文学《大学生迷离变奏曲》《自杀沉思录》《沂蒙山走出的执火者》《倾斜的天平》《中国，令人揪心的泡沫足球》《断层威胁共和国明天》《科学巨星蔡诗东命陨1996》。获得过“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创作发表有中短篇小说《真诚》《生生息息》《日晕》《都市骚动》《遥望爱情》《溅血的城市》《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等。

为《北京文学》成功创办接地气的“现实中国“栏目

2000年，杨晓升惜别《中国青年》杂志，从此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彼时，各文学期刊普遍不景气，都在走下坡路，不少期刊都显示出了倒闭关门的迹象。杨晓升新官上任，又有足够的创新激情和干事业的劲头，自然要奋然有为。他考虑到国内各文学刊物千刊一面的现状，就坚持在杂志上创办了以报告文学为内容的“现实中国”栏目。杨晓升颇有感触地说：“当时的文学杂志都以小说、诗歌、散文作为主要发表内容，虽然上世纪80年代这些体裁包括报告文学在内都曾经红红火火，但90年代初以来，作家中有一种趋势——远离现实，无论刊物的编辑，还是作家的写作，都远离现实，这就导致了读者的疏离。我认为应该重新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否则读者有理由不关注文学。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编辑理念，我坚持策划这样一个关注现实的栏目，这在全国的文学杂志里都是没有的。我们主动策划、组织、出击，同时发稿还比较挑剔，要求稿子要贴近现实、有新鲜感、可读性、深度、关注度和较高的文学品质。”

事实上，“现实中国”栏目一经推出就以其新颖、鲜活、锐利、富于感染力和冲击力的风格而受到文学界的格外关注，几乎凡报告文学作家，都会来这投稿发稿。16年来，这个栏目刊发了大量有份量、有锋芒并且很接地气的报告文学力作，倍受广大读者的瞩目和喜爱，经这个栏目首发的作品被国内众多报刊大量连载、转载，每年出版的各种报告文学年选都会从“现实中国”中选收几篇。“现实中国”堪称《北京文学》有口皆碑的明星栏目，《北京文学》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文坛“报告文学的新重镇”。

杨晓升表示，其实，“现实中国”这个栏目大多数时候每期也就只刊发一个比较有份量的中篇报告文学，篇幅并不多，一篇三四万字。《北京文学》发表最多的还是小说，每期通常会刊登两三个中篇和若干个短篇，相对其他文学期刊来说，“小说也以当代题材为主，强调其现实感与可读性。其它体裁的作品，也要么是文化角度，要么是现实角度。不能无病呻吟，要有价值，要让读者觉得有感染力，能够启迪和陶冶情操，或者引发读者的思考。”

办杂志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必须期期都好

作为《北京文学》杂志的执行主编，杨晓升每个月都得终审两本厚厚的刊物，上半月的原创版和下半月的选刊本，工作量可谓不小，而且他对审稿的工作非常认真、严格，绝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该撤的撤，该换的换，该改的改，哪怕搭进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在所不惜。在他看来，这最后一道关必须切实把住，因为这关系到杂志最终面市后的质量、品牌和读者评价。作为《北京文学》杂志的社长，杨晓升更多的精力还得放在杂志社全方位的管理和经营上，杂志的发展固然要靠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但这副重担毫无疑问首先是压在他肩膀上的。

《北京文学》目前每月发行量稳定在两三万册左右，其中订阅和零售大致各占一半。这在同类刊物里已经是很不错了，许多省级刊物发行量都只有几千册甚至更少。《北京文学》是事业单位，其主办单位是北京市文联，每年都有两百多万的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人员工资、作者稿费和办公经费。杂志社每年的创收也有一两百万，主要来自发行收入，也有少部分广告收入。谈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行成绩，杨晓升表示，“首先要改造产品，提升杂志的可看性、作品的质量。杂志的发行渠道要畅通，要尽可能多地送到报刊亭和各种二渠道。宣传要跟上，尤其现在有了新媒体的竞争。杂志必须期期好，每期都让读者有期待，一期好一期不好是留不住读者的，这是一个长期效益积累的过程。平庸枯燥谁会看？”的确，文学杂志也是产品，确切地说是文化产品，既然是产品，要保证一定的销量，甚至要不断提高销量，那就必须有稳定可靠的质量，并抱定在质量的追求上永无止境之心境，当然，文化产品有其特定的区别于其它类产品的属性，这就要求其生产者，也就是杂志的编辑们用心把握这一属性，在日常工作细节中不断提高各方面的标准和要求。

作为杂志社的负责人，杨晓升在以往的经验基础上，也不断摸索、积累、总结了一套管理思路、机制和方法。比如对编辑的考核就包括：阅读量、发稿量、读者反馈、转载率、评奖等多个维度，而且把看自然来稿纳入考核，设置有专门发表处女作的栏目“新人推荐”。对此，杨晓升是从办杂志的策略和效益来看待的，他解释说，《北京文学》和其他兄弟文学刊物一样，散文和诗歌都有不少自然来稿，而每个编辑联系的熟人、作家都很多，要拼稿子很容易，但是办杂志不能这样，而得讲究策略和效益。在杨晓升看来，《北京文学》的编辑策略在于，“团结名家，确保每期都有实力派作家，这关系到杂志的权威性，因为名作家都有号召力和固定的读者群。但是，光发名家作品杂志会显得高不可攀，也缺乏活力，名家之外必须有新人，没有新人就没有活力，文学和杂志和活力来自新鲜血液源源不断的注入，来自生活底层、有真情实感的作品，而新人的发现主要依赖自然来稿。所以文学刊物应该广开门路，包容并接纳各种来稿，这样，稿件就多了，水涨船高，就可以精中选精，尽可能保证杂志拥有最好的品质。”在杨晓升看来，很多杂志作品跟不上，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忽视自然来稿。杨晓升还无奈地表示，达到发表水平的稿件很多，但是刊物的版面却很有限，这样一来，已经通过三审留用的稿件就得排队，排三四年、四五年的都有，排一两年的就太正常了。

为了抓好《北京文学》的质量，杂志社规定自己的员工 一律不能在本刊发表作品，“小说、散文、诗歌都不行，因工作需要的点评可以。有的文学期刊，老发自己员工的作品，有的发朋友的、同仁的，这样做，杂志的公信力哪里来？杂志又怎么发展？公信力的建设，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做好文化产品，发展好，是有策略的，当中有很多细节需要用自己的智慧把握。就像餐厅，食材都差不多，关键就看厨师的手艺怎么样。办刊物就像厨师，做菜要色香味俱全，但怎样调适到味道最佳？每天坐在编辑部里，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没有想法，没有策划，杂志怎么能够办好？又怎么能够形成气场？好的刊物得精心策划，从理念到布局，到作品的搭配，到对编辑的管理，还有杂志的宣传、发行，是一个系统工程。多方面努力才能形成气场，各方面才会关注你。”

正是因为多年来杨晓升一直把《北京文学》办得格外的别开生面、风生水起，所以他在2010年就被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评为了“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接着又在2012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了全国范围内的“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物”。这些荣誉可谓来之不易，都凝聚着杨晓升奋斗的汗水和心血。杨晓升和《北京文学》的成功经验，应该也值得许多文学类、文化类期刊同仁认真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