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入第9天。七届二中全会充满着胜利的氛围，参会的34名中央委员、19名中央候补委员以及11名列席人员围绕着毛泽东在3月5日所作的报告开展讨论，先后27人发言。不过，胜利的氛围中也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一是关于权力集中的问题；二是关于王明的问题。

权力向中央集中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必然要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指出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虽然曾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因此，中央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根据这一决策，中央先后制定统一后勤补给、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等一系列措施，要求“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后方勤务工作”等，都要“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

不过，对各地党政军领导而言，由于目前的战争局面、长期分割的状态以及中央难以对地方实现物质支持，使他们迅速转向集中统一的中央管理确实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许多参会的地方党政领导固然同意实现权力集中，然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就分歧极大，实质仍然倾向分治，个别同志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