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

拜湖南著名中医彭坚为师，是十年前的事情。

我在长沙市天心阁的一家酒楼里，摆了一桌所谓的拜师酒，请来几个旧时的发小和朋友，见证这个半真半假的事件。

说它假。我并非像许多朋友猜测的那样，真想活到老学到老，打算头悬梁锥刺股，把自己培养成末路出家的中医师，时不时也能装模作样诊诊脉开开方，弄个半仙儿的名声。只不过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学不会开药方，学会吃药是必须的。

说它真。我的确是个中医粉丝，多年前就零敲碎打兼道听途说，凭着小聪明浅涉医道一两分，给亲朋好友当个健康顾问，倒也有过些歪打正着的成绩，正好比一个斜眼儿的人打靶，有时候也能打个十环。多接触到一些中医的书和人之后，忽发奇想要写一本跟中医有关的书，深知凭自己贴着桶底儿的这点水，不学习不充电很难成就这份奢望。以中医的博大精深、流派纷纭，要想明其道，不能对其术完全不知不晓，若无高人指点，误入歧途也许比步入正道的机会更多。故尔真心诚意要找个师傅请教。

至于怎么就成了彭坚的学生，却还另有机缘。

2001年我在《天涯》杂志当主编，曾经发表过彭坚的一篇文章。里边记录了彭家祖上自1850年前后，在长沙市白马井64号挂起“彭氏医生”的招牌，这一百多年里家族四代多人从医，其中不乏饮誉三湘的高手，他早年则师从解放初期在湖南几乎坐了中医头把交椅的二伯彭崇让，最终成为严师高徒之往事。文中有一个细节最为令人震撼：年迈的二伯直到临终一刻，还不忘抓紧彭坚的手，朝自己背上摸去，连声问：“摸到没有？摸到没有？这就是绝汗，绝汗如油呵！”话音刚落，即气绝身亡。且不论彭家二伯一生医术了得，门徒甚众，老人油干灯尽之际，还在为薪火相传竭尽全力的传奇一幕，已经将中医师徒之间血脉相通的历史窥斑见豹跃然纸上，让我等行外之人也要闻之动容，故记忆颇深。

按照如今八竿子搭不上的亲戚都能拿来撑门面的惯例，彭坚实在是可以借题发挥，大大将自己身世炒作一番的。他的大伯祖父彭韵伯，曾在各路医生束手无策之际，用上等高丽参一枝烧炭，加保和丸煎汤，退下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军阀何键之父那要命的高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的二伯彭崇让，根据明代《名医类案》中所列“尸厥”一案，以黄芪一两、防风五钱，浓煎鼻饲，治好了毛泽东师母、徐特立夫人四十多年屡治不愈的“癔病性昏厥症”。然而家族先长与此类通天要人的交往，以及他们被传为佳话、让彭坚从小耳熟能详的光荣业绩，却被彭坚在从事医学史研究时，认真作了考证，并在文章中指出曾祖父用马蹄皮治疮，方书未载，大伯祖父以人参烧炭消滞，经传无考。

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已然将我训练出了一种从字里行间甄别作者为人的嗅觉，彭坚对家族历史可扬却抑的描述，让我与其未曾谋面便清晰地看到了他朴实真挚的面容，认准能写出这等文字的人，定然品格不俗可师可友。从此我对中医的认识，也开始从单纯的文献方剂，拓展到对人和事的关注。自古道：医者仁心，所谓医术高低，跟医心良劣相关甚要。通其道，需晓其术，更要知其人。对一个中医粉丝来说，这种视角的开阔，真是不可小觑的功课。

记得自我发愿要浅学中医之后，总是在找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医生，还曾混迹于中医的高级学术会议，听讲也发言。写书的事情八字没有一撇，自然不敢声张于前。因此每每问及医术之事，对方都觉奇怪，老想打听我目的何在。我呢，回答起来也老有点躲躲闪闪，语焉不详，这就难怪人家无论怎么客气，总带着点敷衍的意思来打发我。只有彭坚不然。

当年还只跟彭师有过一面之交，听说我想学点中医常识，并不问及意欲何为，就很是鼓励我说，自古有言道：秀才学医，笼里捉鸡，学中医的类型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练就童子功，刚刚发蒙就死背汤头，等到长大了再回头去理解运用；另一种是成年才接触，不靠硬记而靠理解来学以致用。这种说法给我带来不小的动力，有一段时间对开方子治小病兴趣极大，动辄发邮件去讨教于他，现在想来，彭师对我所提出那些非常幼稚的问题，总是回答得扎扎实实，绝无应付之意。于是才有了我的拜师酒，以及后来的师生交往。

当初拜彭坚为师，与其说是听闻他的名声而来，不如说是冲着他为文为人的诚恳与友善去的。后来我专门抽了两三个月工夫，每周三次到长沙市艽菜园的百草堂旁观彭坚坐诊，方知这位老师的知名度可是了得。

且不说他每个半天的门诊号要挂到五六十个，其中不乏外省及地市远道而来的求医者，长沙城里的各路诸侯亦常常在他的诊室里露面，时不时遇到些旧时机关大院或文坛画苑的熟人，说起彭坚都把他好一番夸赞。实不相瞒，最初看到他与这些社会名流交情甚好，我还动了怀疑的念头。要知道如今的社会，但凡有些名气的医生，特别是能给人们延年益寿的愿望助力相帮的中医大夫，身边总会围着些高大上的人物，出有人请入有车送。以身份来取人，按等级以待之，已是不少医者人际交往的惯例，中国杏林曾经最为崇尚悬壶济世不分膏粱布衣的传统，早被有些人弃如敝屣。而以我本人的处世准则而言，对朱门柴扉过于分清的人，至少不是最投缘的一类。因此在随堂观诊的那些日子里，我旁听彭坚向身边的年轻医生授业解惑之余，也在暗中察言观色，想看看为师者做人的段位到底有多高。很快我就清楚了，至少在彭坚的诊室里，他对病人从未有身份高下之分，给谁看病都只按病情轻重分配时间，脸上的表情与说话的口气也一模一样。有次，一位妇女在给孩子看完病之后，坐在椅子上不起身，要求彭大夫顺便给自己也开张单子。所谓顺便就是挂一个号，看两个人，这种做法显然精明过了头。我注意到彭坚脸上一点愠色也没有，认真替她诊了脉开了药，还很耐心地作了医嘱。事后我提起这件事，彭坚淡然说，她肯定是家境不好呀。

在此之前，我对跟彭师随堂坐诊，很有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以为既然拜了师，至少能听到师傅即时对某些病例做出分析，然后有机会伸手去为病人切切脉，再被老师指点一二。一直以来，我对中医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就是这样理解，也是这样设想的。可是等到近身体会我才明白，这种学习方式不只是在彭师门庭若市的诊室里，更是在整个现代中医的框架中，根本不可能实施的。到中医院求医的病人，最想看到的情形，是走进窗明几净的诊室，由慈眉善目白须如雪的老人接诊，被亲切地询问病状，稳稳地搭脉三分钟以上，再在沉吟之间展开药笺，以蝇头小楷慢慢写下方子，十几味药品不多不少，君臣佐使各有讲究，算起来价钱不贵，吃下去效果奇好。其实这只可能是电视剧的情节，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落差总是让人无奈。当下医患的供求比例，以及中医教育的制度设计，决定了这一点。虽然医者和患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有所忧虑，或有所诟病，不少业内有识之士甚至认为这关系到中医传统的生死存亡，从眼前来看完全无济于事。

一个如彭坚这等有名气的中医，听到的最多抱怨，当是挂出的号过多，以至问诊不能精细，切脉时间太短，有时候甚至一只手搭在病人的手腕上，另一只手已经开始在写方子了。而我在百草堂看到，彭坚一大早开诊，临到中午还有病人要求加号，应诊时间一再延后，有时过了一点钟还吃不上午餐。彭坚总是安慰病人说：“我一个小时顶多看十个病人，你们耐心等待吧，无论看到什么时候，看完最后一个人我才下班。”记得有一天，彭坚已经收了摊洗了手，挎上书包打算走了，走廊里又听得一阵沓杂的脚步响起，两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架着个病人东倒西歪地闯将进来，说是刚从某边远的县城坐火车赶到这儿，希望彭教授破例一诊。彭坚二话没有，马上重新坐下，从包里掏出块巧克力，边吃边问病。后来我每逢回乡探亲，总在海口机场免税店买两盒巧克力带上孝敬老师，正是出于这个缘由。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节奏，年复一年，彭坚安之若素地过着。每周七天，六个半天出诊，周三休息，间或约几个旧朋故友，到他家附近的茶餐厅打打麻将吃简餐，其他时间用来写文章，整理医案，还要花大量工夫回复病人咨询，据知光是他的微信群就有两千多个名录，临时发来的短信更是不计其数。不管是求过诊的老病人，还是远在外地从未见面，只是发个信息来寻方问药的准病人，彭坚每信必复，每复必有药方医嘱，有的信因为对方病情复杂，一写就是几百字。如此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一丝不苟地做下来，经年累月不曾间断，对于一个已经声名在外、医务繁忙的大医生而言，彭坚的做法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近些年，随着他的著作《我是铁杆中医》一书在读者中影响日隆，彭坚需要应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有关机构邀请出门讲学。为了保证门诊不空堂，他不得不把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常常是出了诊所上火车，下了讲坛奔机场。我曾问过彭师，长期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在几近七十的年龄，是否会让自己的身体不堪重负？是不是应该相对减少坐堂的次数？彭坚笑曰：没有办法，病人太多。再说，开方子你们看着觉得累人，其实方子开好了是一种享受。我脑袋里储存的汤头，至少有三千首，病人往跟前一坐，脑细胞就异常活跃，能迅速扫描对应，找出最合适这个人的方案，也跟你们写成了小说一样，有成就感。

在自我评价方面，彭坚素来低调，他这么说，我当然信。以他家传师授的从医背景，加上孜孜不倦的学习充电，其临床底子深厚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医事业有种近乎痴心的热爱。每当谈起二伯彭崇让，彭坚总是怀着满满的感恩之情，冬夜里的诀别之夜，那一声“绝汗如油”，几十年来仍余音绕梁般回响在他耳边。

五十年前，彭坚以病退知青的身份，从插队落户的农村返回长沙城，是一个无业青年。二伯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收他为徒，对他说：一旦咬定中医这个目标，就不要轻易舍弃，要准备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当同龄人谢幕下台的时候，中医临床医生才开始登上更高的境界，一个名符其实的老中医，肯定会比其他老年人多几分精神的充实，少几分身体的痛苦。当中医不必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怕横遭厄运，也无须借助任何物质条件，三个指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仅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低标准则可赖以糊口谋生，高标准可藉以实施仁者爱人之志向。能够与中医职业相伴始终，是人生的一种机遇，一种福气。

彭坚总说，是二伯的严苛训练成就了自己。入门之初，平日给学生讲起课来口若悬河的二伯，对亲侄儿却是三缄其口，不授业不解惑，只是命其将张仲景的《伤寒论》，在完全不看注释的情况下反复研读。等到彭坚已经将那397条原文背得滚瓜烂熟，才把他带上临床耳提面命，而彭坚历时大半年孤灯苦读的惶惑，立刻化作了一经点化满盘皆活的欣喜。二伯告诉彭坚，清末陆九芝说：“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培养中医临床医生，从《汤头歌诀》开始，属循序渐进，从《伤寒论》开始，为高屋建瓴。前者是培养一般人才的办法，后者是造就临床高手的途径。对你，我取其后者。《伤寒论》是中医临床圣典，历代注家见仁见智各有各说，所以务必先自己面对原文用心体会，以免被前人注释弄得无所适从。时至今日，二伯当年朴实恳切的教诲一一得到了印证，彭坚也用自己的业绩回馈了二伯的良苦用心，所为与不为早已远远超出了当年预定的低标准，在向着医者仁心的高标准迈进。

寒寒暑暑，朝朝暮暮，波澜不惊的日子，伴随彭坚从壮年步入了老年，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彭坚老得慢，除了身板硬朗肤色清明这些外观条件，大约还因为他不言不语时脸上总是挂着温和平顺的浅笑，而开腔谈话时这种笑容里又会添加些如童颜般纯真的成分。让你一见之下很难相信，眼前这位爷也算是阅尽了江湖各方神仙好汉，目睹过世间无数生离死别，理当炼就城府心机与老谋深算的人物。反过来或可以说，有过这番经历还能保持这等笑容和模样，当是德才兼备之人。唯其有德方能心宽面善，有才方能自信自谦，故尔与谁交往都坦荡诚恳不卑不亢，留得赤子之心君子之诚，自会驻颜有方延年有益。而彭坚也对自己把握健康的能力坚信不疑，但凡身体有何不适，哪怕是叫人闻而生畏的疑症，他都能泰然直面，自拟药方以应之，不会束手无措。在他看来，为良医者有病医病无病养生，他人尚得其益，况自家乎？

我以为彭坚这辈子会一直这样，怀着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之情，本着知足常乐的人生之道，波澜不惊自然自在地过下去。不期有一天，收到他的一条微信，转发了他的同学金世明先生抱着孙女的家常照。金先生是彭坚私交甚好的同窗，在广东中医界也是位搅得动风云的专家兼社会活动家。跟着这张照片，彭坚写道：金大侠这张脸，这副身段，简直就是中医养生学的标谱，真是羡煞人啦！几十年的修炼，才成这副模样，要想学得，为时已晚，除非时光倒转。世明只比我小两岁，十年前我还敢与他比年轻，但近年来，他渐入佳境，我陷入苦海，忙于看病写书，忽略了修身养性，想来很不值得，待今年上半年《彭坚汤方实战录》出版后，我也要收敛凡心，去追赶金大侠了！了了数言，让我兀然之间看到了他内心疲惫的另一面，不得不承认完全超然物外的圣人其实是不存在的。我马上给他回复，只写了一句话：彭老师，您太累了吧？这是大实话。

彭老师不曾回话，估计是默认了。

十年徒弟当下来，我不知道彭老师除了打打麻将，还有什么业余爱好。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他最为惬意的事情，就是在天气尚可的傍晚，出得诊所的门，沿着华灯初上的街市走上五六公里，回到那个天天为他亮着灯、升腾着饭菜香味的家里，去享受老伴精心烹制的晚餐。这一个多小时的步行，既是他锻炼身体的休息时间，也是回顾白天病例、思考晚间写作的工作时间。每周三次，这条路被彭坚踩着不变的脚步丈量，年复一年，几近二十载。在路上他可能收获似曾相识的笑脸和充满敬意的问候，是受益的病人在向他报喜；也可能遭遇愁眉不展的询问或近乎绝望的哀告，是久恙的患者在向他求助。作为一名老大夫，他不知为多少人康复了身体，带来了新生，亦不知陪多少人度过了最后时光，走向往生。

兴许是天性使然，年近古稀的彭坚至今似乎还不能将病人的所有感受，都视若寻常不为所动，也就是说这些无论叫人欢喜叫人忧的消息，仍然会影响他的心情。

如此，不累也难。

记得有一次我回乡探亲，按惯例约请彭老师去茶馆叙谈，一见面就发现他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问及原因，方知是一位淋巴癌晚期的病人，今天没有按约定前来复诊。估计是走掉了。彭老师这样说。

那位病人我听说过，是个家境贫寒的外地女孩，刚刚二十岁，身患晚期淋巴癌之后，全家举债为她治病，终因倾家荡产不得不放弃治疗。女孩求生心切，慕名从几百公里外的地县到省城来找彭坚。彭坚第一次见到她，看到她不光神情坦然，还精心地打扮了自己。当女孩徐徐解下脖子那条靓丽的围巾时，彭坚被吓了一跳，原来她的颈项右侧，长了一个巨大的肿块，坚如岩石，推之不动，皮下血丝隐隐，即将溃破。

虽说彭坚的诊室里，常年出没着各类癌症病人，其中亦有不少是在大医院几入几出，折腾得筋疲力尽囊内空空的晚期患者，为他们止痛、退烧，消除化学药物带来的不适，提高其生活质量，延长其生存年限，已渐渐成了彭坚潜心研究的方向，并且成效日显。这个女孩子惨烈的病状，仍然让他触目惊心。女孩也看到了彭坚的表情，不等他开口说什么，已经低声抽泣起来。彭坚明知到了这个程度，现有的药方顶多只能止痛疗伤，要挽留这个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可能，但深深的恻隐之心，使他不忍说出拒绝的话来。

双方约定每月一诊，调方换药，医患同心协力与死神一搏。大半年下来，女孩的病情居然一度好转，而她家庭的经济状况已连吃中药的费用也支付不起。彭坚决定为她义诊，不光不收她的诊疗费，还陆续寄赠了上万元的药品。

以往无论阴晴寒暑，约定的复诊女孩儿从来不会耽误，彭坚抱着一线希望，两次推迟了下班时间，始终没有再见到那个俏丽而羸弱的身影。

我问彭老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太可惜？可是你当初完全预见到了这个结果呀？话一出口，我便知道自己的问题太过功利。换言之就是既然预见过结果，当初如何还要这么努力？

彭坚回答道：的确可惜。但可惜的不是我做过什么，而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怎么也活不下去了。说话间，他端起跟前不曾续水的空茶杯，喝了一口，缓缓放下，又喝了一口，眼神中流露出几丝哀伤与惆怅。

一问一答之间，我突然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连忙补台：也许作为医生总在期待奇迹发生？

对这个说法，彭坚认可：是呵，奇迹常常在人们绝望的时候发生。上海那个女教授潘肖珏，你还记得不？当时也是死里逃生，后来不光活了下来，生活质量相当不错。

潘肖珏写的《女人可以不得病》，彭坚推荐给我看过。她起死回生的经历，着实是一部传奇。当年潘肖珏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同时还患有心脏病、糖尿病、股骨头坏死等好几种重病，各方面条件都很恶劣。

一个偶然的机会，潘肖珏读到了彭坚的《我是铁杆中医》，对他的理念和经验都非常信服，就设法联系上他，在电话里仔细谈了读后感，并恳请彭大师务必亲自去上海走一趟，为自己诊病。面对这位舍上海之近求湖南之远，同时堪称知音级的患者，彭坚无法拒绝，还真的在那年春节利用长假亲赴沪上，做了次特殊的出诊。

后来发生的奇迹令人拍案惊奇，十来年过去，在彭坚及众多医生的帮助下，潘教授的身体从病危状态回归了健康，还出版了四本自己的书，创建了“粉红玫瑰爱心公益”微信公众号，帮助有相同病患的女性求医问药，进行心理辅导，在全国乳腺癌患者中影响越来越大。我在这个公众号里，看到了潘肖珏第四本书《冰河起舞》的首发式现场，这位女教授神采奕奕全无病容，似乎在亲身演示从“去病”到“起舞”的过程，真实地见证着生命的奇迹。

对这类奇迹，彭坚也很清醒地认为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能企图所有在绝望中的努力，都能导致奇迹的发生，反之也不能因为奇迹发生的概率有限，就不去努力。面对患者，特别是那些命悬一线的危重患者，彭坚一旦接诊便会竭尽全力，有时候开出的方子因某味药品性烈或剂量太大，药店非得让他再次签字，才敢照单来捡，这对医师的责任无疑是一种非常强调。这样的字彭坚着实签过不少，但凡稍有自保之心，此等风险完全可以通过调方减量得以化解。彭坚的态度是方照开字照签，他不止一次说道，开这些非常规处方，真是全心全意想治好这些患者的病。而且我之所以敢这样开方，完全出于我对中医中药的信心，对自己医术经验的自信，所以说这种胆量和担当都不是无凭无据的。直到现在这个年纪，我从未停止过对经方时方的研究，以求触类旁通治好更多人的病，是这些研究给了我自信。这道理那道理，医生能治好病人才是硬道理。

哪怕多次的努力，只换来了一个奇迹，或许还是不完整的奇迹，也值得。这就是彭坚对待奇迹的态度。他从来不像有的名医那样酷爱讲故事，借此神化自己，往往只把奇迹当成特例医案来记录。

近年来，被全民保健亦可称为全民保命日益高涨的声浪裹挟，中医界出现了不少令人瞠目的乱象。一方面神医辈出鱼龙混杂，秘方频现真假难辨，天价诊费天价大方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望闻问切四诊正被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X光、CT所取代，中医不开方，开则开成药甚至开西药，还有不少制药厂家，明里暗里将西药成份加入中成药，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像彭坚这样有实力却不张扬的医师，在这一片喧哗声中敬业守责，需要很强的定力方能抵御种种诱惑。

我体会，彭坚似乎在许多事情上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初心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处处能顺应内心不纠结。起码，坐堂药号，如何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把握药价的适中，就很让他费心。中药价格飞涨，但大部分中药店仍然经营惨淡，能保证药材质量，拒绝以次充好已经不易，聘请名医坐堂是药店很重要的一种经营手段，就受聘医师而言，帮助东家维持利润成了工作指标的一部分，其中有些潜规则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一剂普通的药，加上一两味贵重药材，价格顿时翻番或者更多，疗效并不见得与药价成正比，有的甚至相反。开方子，价格从高还是从低，须在药店与患者利益间掌握平衡，考验医师的智慧与良知。在这方面，彭坚想了不少的办法，其中被双方都认可的一招，是根据病人的病情开出处方，由药店按方制作丸剂，供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中药制剂分汤、散、膏、丸多种类型，其中丸剂药性缓和服用方便，特别适用于长时间服药的患者，也是中医院占比最多的患者。一张方子总价不低，药店还有加工费可赚，但每一料可满足一至三个月的用药，平均到每天的费用比汤剂要少得多，大大减轻了病人的负担，疗效也很不错。老患者们看一次病，一至三个月不用见面，对彭坚自己的收益是不是也会造成损失，他没说过，说得更多的是有了这办法之后，他面对那些为药费犯愁的患者时安心多了。

自古以来，做医师开方子，除治病救人之外，该是别无他念，现实生活中若是没心没肺，只把手中一支笔随波逐流写将下去，也可图个万事不探的轻松。但如彭坚者，心怀对众患的怜悯，本已多了几分在一般同行看来很不专业的关切，还要助力药店长存久安，纠结之间说不累人当是假话。

打从做了彭坚的学生，已反反复复将他的著作《我是铁杆中医》读了多遍。这本书分学术和临床两部分，若仅论架构，抑或是文辞，的确并无多少要让我等把栏杆拍遍的惊人之处。初一二遍读下来，抛开临床部分的实用效果不说，学术部分反让我颇有些芜杂零碎的印象，而且觉得他这个类似宣言表态的书名，也不怎么叫好。再三四遍读过去，才渐渐体会到这本看似信手拼接，并不拘泥所谓学术规范的文集，正是以形散神不散的方式，体现了彭坚特立独行的思想定位和忧国忧民忧中医的高士情怀。不同于只埋头于临床病案的郎中，也不同于在书斋里搞理论空转的秀才，他能以丰富的临床实践支持自己对中医理论的解释，又能从世界医学史的视角辨识中医的流变与方位，对全环化信息时代的中医生存与发展，做出具有说服力的探讨。其劳累，皆因为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医生或者是教授工作范围，而几乎对所有问题的思考，都会加深他的忧患意识，自诩“铁杆中医”，其实内里包含的是一种悲壮的情绪。

我们已经知道彭坚入门中医的方式，属于最为传统的家传师授一类，随二伯进行的临床实践，给了他独特的医术训练，甚至某些历代医家都颇为重视的私家密钥，可称之为得天独厚的基础。1979年，彭坚以本科同等学历考取湖南中医学院医学史专业研究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为了摘去“中医”学徒的帽子，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医学史教员，似乎跟他热衷的临床有些隔膜。可是有谁能料到，正是这个在旁人看上去舍本求末的学术副业，却给彭坚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使他不仅善用经方，还熟知药方的来路，一些最著名的经典始出于哪一家，由何种史籍记载传播，有过什么重要的发挥和改变，曾为哪流哪派的格外推崇或贬低，都了然于心，给他的临床增加了切实的把握，为一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医师无法比肩，自是受益于中国医学史的学习。从另一个角度说，世界医学史的涉猎，又使他学术眼界与心胸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提升。

近代以降，有关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眼下随着高端科技日新月异的成果效应，变得愈来愈激烈。质疑中医的主要观点在于：中医至今尚未步入科学轨道，对疾病个体化和动态化的考虑大于对规律的认识，医生的个体经验总结大于标准化的探索。

其中最出格的言论，认为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总体上加以否定抛弃；各种中医具体疗法包括治疗经验，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中医中的有效成分应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自诩科学通的大人物杨振宁，也曾经做出过非常轻率的结论：中医传承了《易经》中分类精简的精神，坚持阴阳、表里、寒热，这虽有一定道理，但将其看作整体框架的话，中医学一定没有前途。所以我们要抛弃中医理论，而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

种种主张彻底告别中医中药的说法，引起的反响可谓巨大而复杂，仅在中医界内部出现的分歧就令人眼花缭乱。抛开小枝小蔓，大的派别无外有三：第一类强调中医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特殊性，认为继承传统的意义远远大于创新发展，因此推崇玄学，极端的一支重新进入巫术和迷信；第二类在强大的现代科技发展的声势面前，被“不科学”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全面向西医投降，急于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即西医的理念，引领中医的临床、科研和教育，按照精细的分科来建立综合性中医院，推行不中不西的诊疗方法；第三类也是少数人倡导的新科学观念，即摆脱现代科学高于一切的思想掣肘，认识现代科学量化原则、实验原则、逻辑原则这三大金科玉律的局限性，呼吁不再使用现代西医的金标准，而是制定属于中医自己的金标准，从文化背景、哲学基础、治疗观念、诊断办法、药物来源等各方面，全面重新评估中医。

彭坚的许多论点正与第三类暗合。作为中医药的坚决捍卫者，彭坚参加过一些论战，但是他的文章并不像有些中医的拥趸，只凭尖锐的词辞或者偏激的态度来维护它，而是从中西医发展的历史、中医在现代医学环境下的地位等方面入手，阐述了中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重要性，以及继续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中医的方法论，既是古老的，又是前瞻的。就前者而而论，它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全部本质特征，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成就和手段，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顽强生存着。中医的发展模式是滚雪球，从不排斥几千年的积淀下来的经验，经典的古方成药，沿用至今实效依然。就后者而言，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就懂得将人的病患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结合在一起观察，来把握生命的规律，其实已包含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模型方法等现代科学的诸多元素，但是因为中医理论话语至今不能与现代流行语言接轨，也没有形成符合现代人思维模式的框架，直接削减了它进入科学范畴的可能性。进而言之，因为中医所包含的内容，在有些方面超出了西医的边界，反而不能被纳入现代医学系统。与此同时，他毫不忌讳地对当代中医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其症结恰恰在于几十年来，置中医的理、法、方、药统一考虑、各科通用费用低廉的优势于不顾，一直在努力求证自己的科学性，却又屡屡遭遇西医金标准的瓶颈，不得其门而入。倘若以丧失中医的根本为代价，去搞所谓的中西结合，对中医是一个万劫不复的灾难。

诸如此类冒天下天之大不韪的言论，彭坚多有所涉，也很容易受到攻击。我虽不能判断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属于彭坚的创见，甚至不知道我这种挂一漏万的梳理，是否表达了他最重要的思想，彭老师对中医事业的全心投入与倾力维护，仍让我了然如昭。在很多临床同行眼中，这都是些根本用不着他来操心的事情。说来也是，以他现在的名声，应诊、讲学、受访、出镜，忙得只恨分身乏术，人望高，口碑好，家事富睦，四亲安康，还有啥不称意的，非要去趟这潭浑水？

可是彭坚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家传师授的底子和科班研究生学历，让他亲身领受过两个不同教育方式的训练，坐堂医生和大学教授的两栖身份，使他对中医的临床和教育科研有更多深入的了解。既是了解了，自有思量，既是思量了，自有观点，若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得起“铁杆中医”的自称？彭坚长期教导学生们，做个好医生，心口同一、知行合一是起码的要求，己所不欲，何施于人？尽管彭坚喜欢自我调侃不过是一个坐堂郎中，一个三流教授，一个身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但他内心深处对个人修身治业的要求，确乎不低。他常说，倘若中医在我们这一辈人手中消亡，那可真是愧对祖先。

如此，不累才怪。

十年一晃而过，当年拜师的场景被这漫长的时光浸染，已经像一张旧照片，变得色浅纸黄。虽说彭老师对我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生，一直保持着有求必应的热情，我也完全可以猜得到，我的“学业”断不会令他满意。彭老师生性仁厚，又深得中医平和即是健康的要领，对人对事总是很宽容，我便也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所以写一本关于中医的书，用最为时髦的话来说，还只是我的梦而已。如果要评估学习成绩，夸张点说也许达到了没学会开药方学会了吃药的程度，或许还可以斗胆加上一句，当不了医生学会了辨别医生的优劣。从这个角度说，已经收获颇丰。

每次回长沙探亲，按惯例约彭老师喝茶聊天。这种会面十年间有过多回，随着时间推移，话题从开初仅是病症处方的求教与指导，逐渐扩展到如今的天南地北，当然有关中医的大事小情，书目的推荐和读后感的交流始终都是主要内容。

彭坚向我推荐过的书籍和文章，中西不限，古今不拘，只要他觉得有真知灼见，便会如数家珍细说端详，并不甚看重作者名声大小以及年龄长幼。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彭老师特别向我推荐浙江老中医潘德孚的三本书，偏偏他手头只有一套，书又是作者自费出版用来送人的，外边根本买不着。回到海口不久，我收到了彭老师寄来的书，竟然是他叫学生到打印社去复印的。作者的小传记载，潘老医师自学中医出身，从医经历先是某国营工厂的厂医，退休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这套装帧有些粗陋的书放在书柜里，跟彭坚推荐的其他黄钟大吕级巨著并排陈列，真有一种特殊的效果。彭老师这种不拘一格的读书方式，会使得谈话变得自由。

春节回乡，仍约彭师茶叙。说话之间，我们说起在全球科学界引起震动的“可重复性危机”辩论。

去年8月，一个名为“开放科学合作”（简称OSC）的科学家团体，在《科学》杂志上公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结果：由27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重复100项顶级心理学期刊发表的实验报告，发现只有36﹪的实验得到重现，据此，得出了当代心理学研究存在“可重复性危机”的结论。很快他们的研究被哈佛大学心理学团队质疑，其中一项疑点是OSC在样本选择时，没有注意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比如某实验中原实验对象为美国人，而重复实验中为意大利人。

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本医学科普书《最年轻的科学》。作者刘易斯·托马斯，医学专家、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用一支行云流水的妙笔，写了半辈子科普著作，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在这本书中刘易斯记述了个人经历过的一次“可重复性危机”。1942年他在关岛给一些兔子注射含有链球菌的疫苗，以验证已经形成十五年的结论：链球菌感染对于引发急性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至关重要。结果试验异常顺利，所有接受注射的兔子都在两周因患心肌炎死亡，发炎细胞很像人类风湿性心肌炎中的典型损害。四年以后，他的试验受到风湿热领域权威人物的肯定，认为他已经在家兔身上重复了风湿热的标准病理学特征。然而他在纽约旧戏重演，用了几百只兔子，反复注射这种疫苗，却再也没有发现一只兔子患上哪怕是最轻微的心肌炎。

都是人，或者都是兔子，因为族群或生长地的不同，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直接挑战西医自认为严格的金标准，说明现代科学并非无懈可击呵。我说。

彭坚笑曰：我读过刘易斯·托马斯的几本著作，写得很好。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医学理中早就被关注到了。所谓同病异治，就是对同样的病症不同体质的病人，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治疗。对不同地理气候环境下生活的人群，会有较大体质差异的认识，还形成了所谓扶阳派和寒凉派的各自的成方逻辑。许多这样的例子都可以证明，不是中医不科学，而是近现代科学还不够先进。

这种说法让我感到惊讶：这么说来，中医不能被西医认同，反而是因为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它的范畴呀？

彭坚回答说：没错。我曾在文章中写过，西医是死的，中医是活的。前者以解剖为基础，看重人的形态结构，中医以生命活动为基础，看重人的功能状态。中医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生物医学，而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综合医学模式。身心同治说，就是这样一个模式的精要表述。心智和环境早就被中医纳入了辨证论治的范围，而西医是在近一百年，才开始用心理医学和环境医学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确实让西医的工具跟着发生了惊人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医的方法论，还停留在牛顿时代线性的、还原的、分析的、实验的水平，相对人体生命活动这样的复杂体系，这些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已呼吁，现代医学应当完成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但实际贯彻起来却非常困难。

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可重复性危机”这样的现代医学必须承受的质疑，至今仍被小心翼翼地遮蔽着。刘易斯非常尖锐地指出过：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唯一一条硬邦邦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人们是极其无知的……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填补空白。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眼下也许变得更加严重了。如今科学至上主义愈来愈盛行，致使现代人丧失了对自然界敬畏之心，当然无法认识自身在这方面极其无知的缺陷，或者即使有所认识也不能公开承认。我说。

对此彭老师认可说：光就这一点而言，今人的确不如古人，那么西医也很有可能不如中医。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医理论是前科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医自成体系，不能用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东西来阐明。西医还处在幼年期，还得发展几百年才能进入中医的整体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

刘易斯把他这本以西医观察者视角撰写的著作，取名为《最年轻的科学》，正好跟钱先生的说法异曲同工。世界上的事情就这么奇怪，最尖端的不一定是最新的，有时候反而是最古老的。我说。

彭老师点点头，接着又叹了口气说：可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必须建立现有科学标准之外的全新管理、评估、传授方法，得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阐述古已有之的中医话语。颠覆性的系统建设，光靠中医界内部的人力和思想资源，显然不够用，须得通过顶层设计，调动多种学科协同运作，由具有统帅性气质的通才带领，才有逐渐开展推进的可能。我们也许看不到这天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这样的前景就不能被憧憬被设想。

说话间，窗外暮色正在渐渐降临，好像要呼应彭老师有些悲观的慨叹。一个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想法，突然闪现在我脑际：天黑了，劳作了一天的人肯定就累了。可是当他一睡醒来，看见一轮新的太阳，就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了。假如我们把人类设想成一个整体，那么它总是能看见新的太阳，新的风景。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彭老师，他忽然开心地笑起来：这个想法不错。也许当年二伯捉住我的手，告诉我绝汗如油的时候，也把我和他看成了一个人。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