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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工笔花鸟画“写实性”的成因分析

2016-05-14颜晔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6年6期
关键词:工笔花鸟画

摘 要:中国花鸟画从唐代起成为独立的画科。五代时期,经由黄筌、徐熙的发展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花鸟画风格。北宋时期,“崔白之变”到宋徽宗院体画派创立,使得花鸟画进一步走向成熟。南宋时期,以林椿、李迪为代表的院体花鸟画家将工笔花鸟画发展到顶峰,形成了以“细节忠实”的代表特点。

关键词:写实性;工笔花鸟画;南宋

“写实”一词来源于欧洲绘画史,是对某一类绘画风格或者流派的定义。主要是指利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等科学理论支持,描绘出自然生活中的客观事物。这种“写实性”与传统中国绘画中的“写实性”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分析中西方花鸟画作品,寻找南宋工笔花鸟画独特的“写实性”。

宋代工笔花鸟画以其“细节忠实……而成这一标准的最好体现和独步一时的艺坛冠冕”。《多子吉祥图》为南宋画家鲁宗贵的作品。鲁宗贵,“钱塘人。宋理宗绍定(1228 - 1233)年间为画院待诏。工花竹、禽石、窠石,尤长写生”。画面中描绘对象是橘子、石榴、葡萄等多子蔬果,人们以这些多子水果来寄托中国人期望多子多福愿望,从而体现主题。画面中的水果安排得错落有致,进行了人为客观处理。为了突出前面石榴的成熟质感,采用了以带有墨色的葡萄和石绿的叶子衬托;后面为了衬托出前面的墨色葡萄又采用了白绿色橘子相互衬托;主体的石榴在真实观察后,作者采用了朱砂以及大红色进行描绘,留空出来小空从而体现石榴籽的水灵和密集。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体现石榴的成熟之感。从中可以窥视,中国传统绘画是在对事物的外在仔细观察后,又加入作者的主观意识,这种主观意识往往是为了表现出事物的内在精神以及寄托。

卡拉瓦乔作为西方写实绘画的代表,“在当时影响了整个欧洲,把现实主义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水果篮》……为后来静物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同于《多子吉祥图》带有对美好生活寓意的向往,《水果篮》似乎更对是生活中某一角落场景的再现。同样是描绘生活中蔬果,《水果蓝》这幅画更多是基于色彩学和透视学基础上理解的绘画。这幅画描绘了苹果、葡萄、桃子等水果,整幅画运用三角形构图,以及平时构图法。这样使整个果篮稳定竖立在桌子上,表达一种安静感觉。描绘水果的观察方法也不同于中国绘画,更多地是表现物体的质感。运用前后透视以及阴影的再现将现实生活的场景再次重现。

从两幅绘画来看,南宋花鸟工笔画“写实性”不同于西方的写实绘画。我们可以看到南宋工笔花鸟画带有一种独特“写实性”。这种“写实性”是一种对客观事物认识观察后的,绘画者结合内在精神,进行概括的写实描绘。南宋工笔花鸟画是以“写实性”成就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的顶峰。这种绘画风格形成有多种因素组成。

一、北宋遗风

北宋院体工笔花鸟画在中国花鸟绘画史上到达艺术高峰,对南宋工笔花鸟画的“写实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太祖赵匡胤“性好艺文”“重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以及宋徽宗赵佶“宣和体”的创立,可以反映出来北宋整个上层社会对绘画的爱好。以愉悦皇帝为目的,甚至是皇帝也亲自参加创作的北宋宫廷画院,在享有极度闲暇和优越的条件下,把追求细节的逼真写实,发展到顶峰。这种皇家审美的重视促使皇家画院的发展。由于皇帝的重视,画家的地位有所提高。一直到南宋建立,画院地位依然“绍兴间官画院待诏、或承直郎赐金带者,皆属名家……”。而由于皇家对花鸟画的喜爱,当时花鸟画艺术受到上流社会审美意识重视而得到发展,“入宋,纯粹审美之风气大盛,致花鸟画与山水画,益见荣盛,几取人物中心地位而替代之”。南宋的工笔花鸟同样受到上流社会的喜爱,在此基础上继承北宋遗风得以发展。

北宋院体绘画发展促使到了南宋花鸟画技法的转变与发展。这种转变影响到了南宋工笔花鸟画“写实性”风格的发展。“南渡而后,绍兴待诏李安忠父子最善勾勒,为黄派之遗;绍兴画院使副李迪斧子,淳熙待诏林椿,生动秀拔是为徐体之遗。”五代时期“徐黄异体”对北宋绘画风格影响极大。无论是品评方式还是绘画技法上都受到黄居寀、徐崇嗣的影响。“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黄居寀本人也入宋为待诏画院。“太宗尤加眷遇,恩宠优异,委之搜集名画,铨定品目,一时侪辈。莫不敛衽,故其画为当时画院标准。”“崔白之变”继承了徐熙的野逸之风从而影响了当时整个画院的绘画风格。“崔白花鸟画的出现震动了当时的画坛……特别是吴元瑜,培养了大批崔派传人……宋徽宗赵佶青年时期师从吴元瑜。”到了南宋画院李迪等作品还是可以看到接受了崔白的影响。

二、格物思想

格物思想作为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代表,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南宋绘画“写实性”形成同样也受到了重要影响。

“格物致知”来源于《礼记·大学》中“物格而后知至”这句话。朱熹在《大学章句》记载他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某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其理,惟于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也。”在这里,朱熹强调了天下的事物都有“理”的命题。这种理学命题的产生导致画家在观察事物时方式的转变,引发画家从客观事物中对事物的“内在精神”思考和观察。“朱熹的格物学说中虽然也包括省察身心性情之德方面,但是主要和更多地是强调对于外在事物的考察,尽力在方法论上指出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的学说中不仅容纳了认识的客观法则和辩证过程,而且表现出鲜有的理性思想。”这种“格物致知”的造型理念出现于宋徽宗的画学理念中,并在南宋被继承。邓椿《画继》中记载了“写生月季”以及“观察孔雀”。“这两个事例都说明了宋徽宗画学教育的造型理念‘格物之精。物形、物理的求‘精求‘准,是徽宗对写实艺术的要求。”《笼雀图》作为南宋画家宋汝志画作,充分体现了“格物致知”的观察方法。画面主要描绘了一群麻雀在竹笼中嬉戏吵闹的场景,生活气息十分浓厚。画面中竹笼不同传统画面的平面表达,而是一种立体表达。作者使用“以黑当白,以黑做白”的填色之法,将竹子与竹子之间的转折生动地表现出来。同时,也通过这种方法将竹笼的本省构造、空间感、质感表现出来。画面中的麻雀也脱离了呆板、无神的形象。作者通过三组不同的形态表现出麻雀的灵动和欢快。竹笼中两只麻雀都处于画面的中心,作者将这两只麻雀描绘成一只向上张望,一只麻雀向下探视。这样的处理方式将视觉点分散到竹笼外的两组麻雀上,并且能使画面中三组麻雀联系成一个整体。此外竹笼上方的两只麻雀,一只望向左上方,一只注视右上方。这种动态的表现似乎是张望是否有所动静,给人一种联想。

三、小幅绘画

这里所指的小幅绘画是指我们传统绘画语言中的“小品绘画”。笔者认为小幅画更契合变现出南宋工笔画的特征。“小幅画”来源于《宋代绘画史》的论证。“对照南宋小幅画,除了画幅尺寸较小一条确切相符外,其他多有不合……因此,南宋小幅绘画并非后世人们所言之小品画,用现在‘小品画概念指称南宋小幅画,实为不妥。”

我们可以从北宋徽宗的代表作《芙蓉锦鸡图》和南宋林椿代表作品《果熟来禽图》分析,总结这种绘画尺寸的转变对南宋工笔花鸟画“写实性”的作用。作为两幅都是描绘禽鸟的工笔绘画,禽鸟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芙蓉锦鸡图》在表达物象是已经继承了“写实性”的表现手法。画面中锦鸡、芙蓉画进行细致的勾线染色,表达了“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的思想。“锦鸡的富丽灿烂,芙蓉的华光灼灼,加之勾线晕色如黄筌般新细轻染之妙,都在丝丝入扣的围绕主题而刻画。”而林椿的《果熟来禽图》相对于《芙蓉锦鸡图》来说是一种更加简练的“写实性”处理。“构图简洁,主题鲜明。自然之态的生动……更有秋叶的意态之美。”画幅减小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增加了画家对画面的处理和把握的能力。同样这种能力,也是促使南宋花鸟画“写实性”的出现。

南宋工笔花鸟画不同于北宋院体的严格要求,它在此基础有了更多自由性的发挥。画家在描绘对象基础上,继承并超脱了原本“严谨性”写实,将“写实性”发挥到对事物内在意境美的营造上。“与北宋时期的创作相比,南宋花鸟画的表现出充分的创作个性和特长,在题材、技法、风格等方面呈现出精彩纷呈的繁荣和发展。”“写实性”发展到南宋后期,对水墨花鸟的萌芽起了重要作用。从绘画风格来看,南宋后期水墨花鸟画也是脱胎于“徐熙野逸”之情。从“野逸”之情发展到营造画面空间的“意境美,不仅仅需要对事物造型“理”的了解,同样要对事物内在精神“理”的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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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天寿.中国绘画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颜晔,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画创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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