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后爱上杜甫。

杜甫可爱吗？世传之画像，子美皆清癯憔悴，何曾有半点玉树临风、洒脱不群的唐人风姿。他有“诗圣”之冠，“圣”冠虽堂皇，却似乎远人情，岁月以“圣”之名，把他塑成可仰视却难以亲近的高山。他有千余首诗传世，世人称颂其“三吏”“三别”《北征》《春望》，这些歌咏里有“胡马与羌笛交践的节奏”，苦涩、沉重，一如传说中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就是一首“悲怆”，令人肃然、凛然，可敬却不可羡。由长长的叹息、恣肆的眼泪、厚重的愁苦、深刻的悲哀堆积而成的生命，哪有什么可爱？

然而，只要你不被历史好心给予杜甫的各种“标签”遮蔽，读读他的每一首诗，即使只是匆匆浏览，走进他的人生历程，听他的歌哭，见他的笑泪，你就会发现他的生命如此丰富，哪里只是“苦吟”“现实主义”“悲天悯人”这些词语概括得尽的！

杜甫是可爱的。

杜甫之可爱，其一在其“狂”。如果说李白之狂，狂于“性”，狂于“态”的话，那么杜甫之狂，则狂在“气”，狂在“意”。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夏天，“丧乱饱经过”（《寓目》）的杜甫终于栖身于成都郊外浣花草堂。年近半百的他，年轻时从故乡出发，一路行走，一路漂泊，他看见过战骨新添、征魂不返的人间惨剧，亲身经历别离、逃亡，终于，他与妻儿聚首，并于草堂得享天伦。杜甫颦蹙的眉头大概也舒展了，战乱后的安稳竟让他压不住“狂”气，写下《狂夫》这首七律。

初读《狂夫》，除末句出现两个“狂”字外，似乎读不出“狂”应有的张扬风发踔厉之气。当然，想要在这首杜诗里寻找李白式的“酒后发轻狂”，只怕会失望。并非杜甫不能发此种“狂”性，李白有“槌碎黄鹤楼”“刬却君山好”，杜甫则云“吾将罪真宰，意欲刬叠嶂”（《剑阁》），但杜甫面对自己，面对生活，不必以此类搥胸、顿足、呼天、斫地的激愤之语显其狂。

从容平静也有“狂”。你看他第一句即言“万里桥”，这虽是桥名，但杜甫拈来置于诗的开头，一座小桥似乎有了通向万里之遥的格局，所谓“尺幅千里”不在物之大小，而在取势之远，在器局之大。而草堂静立桥西，大有元代倪云林山水“乾坤一草亭”的意境。不过，亭是供人休息之所，体量较小，四面无壁，是“空”的；倪云林画中之亭不能栖身，是供人翘望那净洁幽寂的山水疏林；倪云林写亭，“以此说明，人是匆匆的过客，并无固定的居所，漂泊的生命没有固定的锚点”（朱良志语），他的心境是寂寥孤独的。而杜甫的草堂却实实在在地遮风避雨，安顿跋山涉水后疲惫的身体和饱经忧患的疲倦心灵。起句平易，却有老杜内心的笃定，他走过的路何止万里，而天地之大，惟此草堂！这不是有几分狂气么？百花潭名字艳丽也俗气，但不妨以“沧浪”观之，水清可濯缨，水浊可濯足。老杜并非随时俯仰“遇治则仕，遇乱则隐”之人，他是“一饭未尝忘君”真儒士，致君尧舜是其理想，忧君忧民是其“本色”，此处用“沧浪”典故，显其不拘于物，自在洒脱的心性——这是困守长安，安史之乱期间种种苦难也不能完全损伤的心灵自由。

《狂夫》颔联向来为人称赏，人皆赞其“体物之妙”，描摹之工。风，无色无影，“捕风”本是难事，而他写风，用一动词“含”字，不事细描，已能写尽风之微细温柔，更妙的是，他还写出风似对竹有怜爱体贴呵护之情，有情故“含”之；写雨，不必用“细”“微”“密”“柔”来修饰，只用“裛”字，既显微雨飘洒之状，又写雨之润物有情，而且翠竹之净，红蕖之香都是风滋雨润而来的。再看碧色嫩竹与艳红芙蕖两两相映，艳而精雅，正应了《红楼梦》里的“配色学”——葱绿配桃花是极好的。细竹绢好秀洁之姿、红莲柔和幽淡如烟雾冉冉升起的香味，可目、可鼻亦可心。但只见到杜甫这两句写物的工丽，用词的精妙，也不过皮相之见（见皮相，也不过能满足感官的愉悦，难以见心见性）。老杜写自然之物，不刻意用情，却能发语有情、多情，甚至能深情，一个能体会“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后游》）的杜甫，不仅张开双目，还敞开怀抱去迎接造化给予人的一切美好馈赠，能感受天地之大美者，必有生命之至情。最难得的还在于他从艰难中发现美：半生碌碌、功业无成的杜甫有过“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的消沉灰颓，但他依然能敏锐地感受美并创造美。文革中，沉寂孤独的沈从文在给外甥黄永玉的信中说“荷花真美”，他和老杜都有“痴狂”之性，而这“痴狂”不正是灵魂被生活之重的人压得气喘吁吁的现代人缺少的么？

《狂夫》颈联直写人生困境，老杜从对美的沉醉中醒来，直面“惨淡的人生”，大概无法再“狂”了吧？纯美是心灵的“彼岸”，“此岸”是朋友富贵断绝了书信来往的现实窘境，年幼的孩子常年饥饿，面有菜色，贫困在一个幼小的孩子脸上打上“凄凉”的烙印，这些读来总令人心酸。肖涤非在《杜甫诗选》里说：“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有人推测此诗写于杜甫与其世交故友严武相忤之时，言语辛酸之外更有讽刺。对杜甫酒后失礼，触怒“衣食之源”严武的这段公案，历来聚讼不已，我们不必纠缠无法查究的真相，可以确知的是，杜甫在蜀颇为依仗这个小他十四岁的故交严武。他在《奉侍严大夫》一诗中说“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袍向谁开？”此诗写于严武再次镇蜀时，老杜得知其归来的消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此之前的宝应元年秋天到广德二年（公元762年—公元764年）三月，蜀地发生徐知道之乱，杜甫避乱流寓梓州、阆州，得知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即刻回到成都，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六月，严武上表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可见二人情谊深厚。况且老杜待友真诚，性情温厚，即使二人有些龃龉，也不应直言抨击，我们暂且认为故人音书断绝不过“写实”而已。而“书断绝”确实是家人“恒饥”之由，引发了“填沟壑”的生存危机。衰朽之骨将被委弃沟壑，稚子老妻不免死亡，先前安顿身心的“草堂”，如“沧浪”让人安时处顺的清潭，翠篠红蕖的造物之美，再看时不觉惨恻。杜甫一生多次面临死亡，他见过“路有冻死骨”，听过“幼子饿已卒”的亲人号啕之声，他太了解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生命如风中摇曳的残烛，随时可能被黑暗吞没。

生活如此残酷！而此等残酷不是短暂的狂风暴雨，忍一时可能等来雨后彩虹，它是苦雨终日，单薄的人生永远飘摇。我见过许多人在不见尽头的艰难中放弃持守，在无尽的穷愁病苦中空洞了头脑，麻木了眼光，他们固然可悯，亦可叹可悲。面对种种“艰难苦恨”，杜甫不怅叹潦倒失意（那样的句子要等到他走到生命尽头时才横空出世，出现于《登高》诗中），却以“疏放”自处。“疏”是与世情俗理相疏，是老杜的执拗倔强使然；“放”则是任情放达，狂放不羁，既然生活已到如此境地，更要“忘却营营”。美景当前的迷醉与现实处境的艰困，没有让诗人丧失掉精神意志，他倒是索性让自小根植于生命中的“狂”再强烈地“发作”一次。想到此处，杜甫也笑了，笑里有些许自嘲，但并无不甘与郁愤，它不是“苦恼人”勉强无奈的笑，而是站在沉重生活之上俯视人生的放旷之笑。隔了那么多年历史的风烟，我们还能听到杜甫具有穿透力的狂夫之笑。

在未读此诗前，很多人不会将杜甫与“狂”字联系在一起。赋予他“诗圣”之名的历史也固化了他的形象——他似乎该是天才诗人李白身影后的小跟班，是个怀有“圣哲体人心，宇县复小康”（《壮游》）这样社会理想的儒者，是个具有“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悲天悯人情怀的人间圣哲。他可以长叹流涕，但不会大笑，更遑论狂气大发了。而事实上，杜甫“性豪业嗜酒，疾恶怀刚肠”，不过他不会像李白极端时“发酒疯，洒狗血”，因为他不仅关注个人穷通之际遇，还对君对民都有真切关怀。他心性也极高傲，“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但他断不会有呼喝千乘如奴如婢那样得意忘形之举。就在他已入老境，流寓漂泊之时，依然有“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的豪情壮思，只不过他不会有凌空高蹈的翩然仙姿。他的狂在“气”，气狂故能将生命之重以一己之力担之任之；他的狂在“意”，意狂故能于穷苦的夹缝里永远觅到可爱之物，可喜之事，能发出敞亮的笑声。“狂”，是夫子杜甫的一个性格侧面。

其实，杜甫的性格何止“倔强”“疏狂”呢？爱上杜甫，爱上杜诗，就是爱上不会“标签化”的丰富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