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生

偷摸看电影

电影院原来是木器厂，临街，大门口经常坐着两个师傅，耳朵上夹着一根削了铅的铅笔，一上一下，你来我往，呼哧呼哧地拉大锯扯大锯。一旁还有推刨子的，单眼吊线儿，两手持平，前腿蹬后腿绷，咔嚓咔嚓地推来推去，眼见着一块木方子愈推愈薄。厂房里面，斧子凿子叮叮当当地响着，桌椅板凳、箱子柜子，素面朝天，层层叠叠着。阳光璀璨，刨花漫地，木屑飞扬，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木质的清新气息。

然而几年后，这里摇身一变，成了电影院。

在此之前，三站和周边乡镇一样，一年也演不了几场露天电影，学校操场，生产队场院，人山人海，年节般热闹。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以后，三站也跟着活跃起来，许多日渐衰败的厂子改头换面，于是木器厂改建成了电影院。

电影院的主体建筑依然是原木器厂的厂房：方形，起脊，红砖到顶。看门的就地取材，用的是原木器厂的工人，一个个膀大腰圆，两眼如炬，探照灯似的在嘈杂的人群中扫来扫去。

尽管电影院在三站轰轰烈烈了很长时间，但我始终没有踏进过一次。那时，《少林寺》正如火如荼，一场接一场，呼呼哈哈的武打声搅扰得我困兽般在电影院门前转着磨磨儿。

电影票一两毛钱一张，不算贵，但以我的家境，还是买不起的，只能眼巴巴望着别的小伙伴兴高采烈地往电影院里挤。

一天，正在电影院门前转悠，突然捡到一张电影票，激动得浑身直突突。但和别人一对，票根上的数字差了一位，原来是昨天的。就在这时，我懊恼的大脑突然霍地闪了一下，若是将那个数字改动一下不就行了么。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偷偷跑到电影院门口，如获至宝地划拉了一些废弃的电影票，回到家后进行二次加工（也就是造假）。票的左侧是座号，即几排几号，原封不动；票的右侧是票号，三位数，流水号，根据前一天的数字一路排列下去。然后再和座号那部分一起粘在一张薄纸上，晾干后，剪去四边毛茬儿，便大功告成了。

尽管检票时风高月黑，容易浑水摸鱼，但毕竟做贼心虚。当那个两眼如炬的原木器厂的工人在我脸上扫来扫去的时候，我的心噌地一下子蹿到了嗓子眼儿，身子也有些发抖，直至那张做了手脚的电影票有惊无险重新回到我手里的时候，悬了半天的心才咕咚一声落了下来。

之后，我欢呼着，雀跃着，蹦着高儿蹿进了电影院，那种惶恐之后的欣喜，用亢奋一词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

只见电影院前面的台上，挂着一块又宽又大的白布，后面离地两人多高的一个棚子里，藏着一台放映机和一个神出鬼没的放映员。观众席是清一色的长条凳，那是原木器厂师傅们的杰作，一排排从前往后平铺直叙着。

正东张西望着，一段片子已经放完了，电影院里霎时一片沉寂。紧接着，四下里便响起一片嘁嚓声，唠嗑的，嗑瓜子的，嚼爆米花的，仿佛突然涌进了一百只耗子。如果换片子的时间长了，或者前后衔接不好，就会有小青年耐不住性子，拍巴掌跺脚起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跟比赛似的。

那时的电影都是彩色的，尽管和现在比颜色有些不正，但已经很知足了。《木棉袈裟》《红牡丹》《牧马人》《雁南飞》《小花》《瞧这一家子》，武打、战斗、反特，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有时看了一遍不过瘾，就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因为票是假的，当然没有座位，于是便挑一些空座坐。如果赶上满员或者中间查票，就苦了我了，屁滚尿流地四处逃窜，生怕被那个如炬的大眼睛生擒活捉。

终于有一天，看门的原木器厂的工人见我天天风雨无阻，一场电影也不落，于是起了疑心，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票，上下左右前后，鉴宝一样仔细查看起来。

这一看，便露了馅儿，惊慌失措的我挨了重重一脚，受惊的小马驹般趵着蹶子，在三站的大街上一路狂奔，眨眼便没了踪影。

忐忑走夜路

上学或者上街，那条路是必经之路。白天还好，光天化日，晚上黑天黑地的，头皮就有些发麻，感觉路边的壕沟里窝藏着一群红眼睛绿下巴的小鬼，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挤挤插插。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或者从中蹿出一只猫狗来，走夜路的便会“妈呀”一声，吓得血往上涌，两条腿面条般瘫软，灵魂一下子就出了窍。

三站卫生院就挨着那条路。路，南北走向，向南，走到头儿，是正街，拐个胳膊肘弯儿就到松花江边了；往北，翻过北山，天高野阔一条道儿，据说一直通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

卫生院共有两趟房，前趟是门诊，号脉看病，吃药打针，四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中草药味；后趟是住院处，四五间屋子十几张木板床。乡下人皮实，除了动刀，一般都不愿囚在卫生院里，因此那些床大部分时间都闲得五脊六兽的。住院处的西侧，紧挨着路边，有一个独立的小房子，经常“铁将军”把门，神神秘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我读书的小学就在卫生院的前身，从教室里向外望，能望见卫生院门前的人来人往。还会望见两棵粗壮的老榆树，枝杈纵横，系着红布条条，迎风招展。树冠上还有鸟巢，大鸟小鸟一会儿引颈高歌，一会儿唧唧喳喳说着悄悄话。

春风忽忽拉拉一吹，榆钱儿便像从树枝里冒出来似的，一嘟噜一嘟噜，钱串子一般压得枝条绷得紧紧的。于是猴子一样攀爬上去，左一把右一把地撸着。还觉不过瘾，就折下一些枝子，抛给树下哈喇子流星的伙伴们。

三站卫生院有好几个大夫，剧大夫、孟大夫、康大夫，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只需一个听诊器，一把手术刀，也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脏六腑望闻问切，手到病除。后来听说这些人都是城里下放的，大学生，有本事，乡亲们有个病有个灾儿的，一见到他们，心就放进肚子了，病顿时好了一半儿。

路过卫生院的时候，经常会捡到一些瓶瓶罐罐，还有输液的胶皮管儿。小的瓶子，大多是青霉素链霉素，瓶盖是铝的，起下来后一个个攒着，攒多了就拿到土产收购部去卖。大一些的，是葡萄糖瓶子，拿回家装满水，用来灌生产队场院里的老鼠和蝼蛄。输液的胶皮管儿，小拇指粗细，有韧劲儿，能抻得老长，可以作弹弓。

那时候，对于卫生院更多的是新奇。每天体育课的后半截，自由活动时间，跑到卫生院，小狗一样筋起鼻子四处嗅着空中飘荡的中草药的异香，瞪着眼睛看大夫们在一张方方正正的纸上写着天书般的方子。还有那个脸色粉红胸脯温暖的女护士，舒展着纤细的小手，在一个个哎哟哎哟的屁股上绣花一样一针针地刺着。

在卫生院玩够了，就跑到榆树下，扔土块打树上的鸟巢，拿弹弓瞄树上的鸟和红布条条。尽管鸟巢一次也没击中过，鸟毛也没碰着过，但一直乐此不疲。

直至有一天，突然看见两个人悲切地将一个蒙着头盖着脸的人抬进了路边那间神神秘秘的小房子，才知道我们每天上学或者上街路过的，竟然是太平间！人咽了气，就停在里面。于是一下子便对卫生院，继而对那条路产生了恐惧。即使大白天从那儿经过，也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有时甚至是小跑。晚上，只能几个人搭伴儿走，两条小腿儿紧倒腾，走几步回一下头，像跳探戈似的，神经高度紧张。若是其中有人搞恶作剧，冷不丁地发出一声怪叫，大家便会妈呀一声作鸟兽散，狼奔豕突地，只恨爹娘没多生两条腿。

自此，卫生院我们去得便少了，即使春风浩荡，榆钱儿缱绻枝头，也很难再调起我们的兴致了。

后来，上头来了红头文件，卫生院的大夫们陆陆续续都走了，有的回了原籍，有的去了县城或者省城。镇上几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接了大夫们的班。对此乡亲们心里有些不托底儿，有个头疼脑热就用药顶着；实在顶不住了，就跑到县城或省城，还找原来的那几个大夫看。三站卫生院从此走向了萧条。

几年后，三站附近发现了油田，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应运而生，绕过卫生院，直抵松花江边和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卫生院，还有那条鬼魅丛生的夜路，隐居在寻常巷陌中，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

半夜去偷铁

土产收购部因为名字太长，叫起来别嘴，人们便简称它土产部。土产部的房子是“大跃进”时建的，年久失修，有些下窖，进屋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进了屋，迎面是一截高高的柜台，黑森森的，跷着脚儿才能看见里面的白瘸子和吕麻子。

白瘸子是一名退伍军人，四十多岁，在部队时受的伤，转业后，被安置到土产部。吕麻子，三十岁左右，瘦瘦的，脸上密密麻麻着一些小黑点儿。平日里，土产部就他们两个人，昏黄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明明灭灭着，有时洒在他们的身上，有时照在他们的脸上，两个人就这样雕塑一样在阳光里静默着。

当那扇沉重的木门吱扭一响，探进来一个身影，仿佛已经沉睡了一个世纪的白瘸子和吕麻子这时才会活泛起来。吕麻子验货、称重，白瘸子算账、开票，最后吕麻子收货、付款，一道工序下来，两个人各自落座，土产部旋即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

那时候，土产部仿佛一个大杂货铺，似乎什么都收：女人发辫、马鬃马尾、狗皮猪骨、碎铜烂铁、麻绳头儿、塑料鞋底，以及杏仁儿、车前子等等，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平日里，像我这样的人家，压根儿就没有零花钱，想买本小人书看，买根冰棍吃，只能打土产部的主意，那儿也是我唯一能够换取现钱的地方。

因为家里的日子过得窘，即使掘地三尺，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到土产部去卖的东西，于是便琢磨起西铁厂来。

西铁厂位于三站的西北角，一圈儿砖墙，一趟厂房，四五十号工人，炼钢淬铁，打造一些机械的零部件，成品半成品支棱八翘地四处散落着。

偷铁是一件十分危险也十分刺激的事情。要等到半夜，天黑透了，那个打更的睡得死过去了的时候，才能动手。而且人数不能太多，三四个最佳，神不知鬼不觉，匍匐前进，进了院子，不管是钢还是铁，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抓起一块儿就跑。

第二天，到了土产部才知道，铁也跟米一样，有生有熟，生的便宜熟的贵。一块大个头儿的铁，有时能卖两三毛钱，能买两三本小人书，或者六七根冰棍儿。最让人懊恼的是，费劲巴力偷来的东西，吕麻子用吸铁石一吸，竟然吸不了，原来是钢，只能可惜地扔掉了。尽管白瘸子和吕麻子知道我们卖的是赃物，但大多时候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也会善意提醒我们不要偷公家的东西，最终还是照单付款了。

铁毕竟便宜，三四分钱一斤，铝和铜贵，铝四毛多钱一斤，铜分红铜、黄铜，一斤八九毛钱。那时候见到的铝多是从电线里扒出来的，可我们家连电灯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电线了。更多的时候是看村里电工家的孩子，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一点点扒去电线外面的绝缘纤维和胶皮，一截截地从中掏出软塌塌的铝丝来。铜，只能从废弃的锁头上提取，铆足了劲儿将锁头砸碎，从中取出铜制的锁芯。但因分量太轻，上不了秤，只能几个人合伙去卖，钱平均分。

后来听人说，土产部收购的东西当中，有两样东西最值钱：一是金子，二是银子。金子一斤得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银子好像也不便宜。只可惜当时的三站不产金子也不产银子，因此只是没头没脑地想了想，也就罢了。

去西铁厂偷铁，渐渐尝到了甜头，不禁有些上瘾，次数也就频了。平日里三两天一趟，有时手头紧了就一天一趟。人多嘴杂，不久就有人跑风漏气了，招来了“外鬼”——南街的几个小孩，鬼头鬼脑地尾随在我们屁股后，铁呀钢呀的一顿穷划拉。

时间一长，西铁厂也知道自己的东西丢了，于是加强了戒备。而且还使了阴招儿，先让打更的拼命打呼噜，佯装睡得死死的，然后再派厂里的几名工人守株待兔蹲守在围墙外面，待我们偷偷摸摸进去并得了手，再来一个瓮中捉鳖。

结果当天晚上，一个南街的“外鬼”被抓了现行。第二天游街的时候耷拉着脑袋，脖子上挂着一串钢圈铁片，走起路来，丁当作响，现了大眼。

从那以后，土产部那截下窖的门槛我再也没有踏进过一次。

鸡蛋换大葱

刚开春儿，家里的冻葱便吃没了，菜园里新种的小葱，毛毛草草的，还供不上嘴儿。母亲正蹲在炕上孵小鸡，随手将两枚热乎乎的鸡蛋揣进我的胯兜，叫我去菜市场换点儿葱。

鸡们憋闷了一冬，冰雪一开化，便撒了欢儿，屁股绷得松了，蛋就不分时间地点地下，这个时候的鸡蛋最难得，也最金贵。

金贵的鸡蛋舍不得吃，攒个十个二十个，端到菜市场上卖，或者孵鸡雏卖，买个油盐酱醋。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拿去换葱。鸡蛋大个儿的，八九分钱一个，小一点儿的六七分钱。葱那个时候基本上也和鸡蛋一个价，等量代换，一个鸡蛋一斤葱。

菜市场位于三站镇政府的后身，门冲西开，东西狭长，南北较短。南侧是镇政府又高又长的院墙，其余三面皆为民居。菜市场的入口没有门，大敞四开，门的北侧有一户人家，厢房，矮趴趴的。男主人姓袁，身材瘦弱，眼神不大好，大家都叫他袁瞎子。袁瞎子胸前挂着一付老花镜，手里端着一个小茶壶，一边嘴儿对嘴儿地喝着茶水，一边虾着腰在菜市场里游来荡去。袁瞎子的女人身体有点儿毛病，很少出屋。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她苍白着脸，一点点推开窗子，探着头看菜市场里的热闹，眼睛里充满了惊喜。

菜市场的南侧和北侧各有一趟土房。南侧是镇政府所在地宏城、宏光两个村卖菜的场所，茄子辣椒黄瓜柿子一堆堆的，小山一般直抵棚顶。父亲曾给宏城村卖过菜，那是一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美差，一度让家人引以为豪。

北侧的土房是一户韩姓人家的，窗下立着一口漆黑的大铁锅，两口子常年炸年糕饼：黄米面，豆沙馅，浑圆，扁平，在油锅里翻着跟头。年糕饼一毛钱一个，油汪汪的，又香又软。每次去菜市场换葱，我都会站在那儿，裹在那团氤氲的雾气里，一边吸着鼻子，一边眼巴巴地望着，眼珠子一动不动，仿佛掉进了锅里。

炸年糕饼的门前，一左一右蹲坐着两个鞋匠，站如松坐如钟，犹如哼哈二将。哼哈二将都是残疾人，一个瘸子一个罗锅，以修鞋为生。一个沉重的木头箱子，里面装着锤子、錾子、钳子、锥子、刮刀、胶皮、鞋掌和铁钉，还有一个女人小脚般的铁制鞋撑子，呆头呆脑地倒立在地上，日复一日拯救着三站人民一只只豁牙露齿的鞋子。

菜市场里，更多的是卖时令蔬菜的小商小贩，自家菜园和自留地里产的，张王李赵地堆放着。偶尔也有卖鱼卖肉的，平日里只有那些在镇上上班和家境好的，才会鱼呀肉呀买上一些，然后招摇过市。

当时，菜市场里只有一个收税的，姓关，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小脸儿整天喝得红扑扑的。一个摊位三毛两毛的，有时摆摊儿的还未开张，乡里乡亲的言语一声，关同志哼哈就过去了。

在菜市场里东南西北闲逛了一通，最后我跑到一个同学的摊位前，看她扯着小脖儿吆喝。同学的母亲常年卧床，父亲不务正业，同学又是老大，于是经常站菜市场，卖自家种的小葱、炒的瓜子、生的豆芽。起初，同学的脸一直红着，木木地张不开嘴。后来被一旁的人呵斥了几句，并帮着喊了几嗓子，才终于发出了蚊子一般的声音。渐渐地，一声比一声高，脸也就不红不白了。

这时，我摸出了胯兜里的那两枚鸡蛋，有些忐忑。鸡蛋换葱，是很有学问的。葱有辣的有甜的，有老的有嫩的；蛋有陈的有新的，有好的有坏的。如果大人去换，卖葱的秤就会撅得老高，有时还会搭上一根两根；小孩子去换，秤就会压得很低，有时还会缺斤短两。

而卖葱的，对于鸡蛋的甄别更是格外细心，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掂量，晃荡，像照镜子一样，冲着太阳看里面的成色。混沌的坏蛋、孵了小鸡的寡蛋，都难逃他们的慧眼。

尽管我家的鸡蛋小了些，但还是换了二斤葱，最后同学还搭了两根。走出菜市场的时候，我看见袁瞎子的女人，倚在窗前，探出头来，苍白着脸，冲着我诡异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