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元 阎长贵 李宇锋

姜宝元：1973年6月至1975年12月为江青警卫员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我听说江青的警卫员有一个工作就是陪她散步，她对散步有什么要求？

姜：江青一般是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以后喝点儿麦片，吃点儿小点心，然后看一会儿文件，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出去。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等之前要去楼外面转一圈，看看什么风向，看好了以后，就坐着等。她出来你先递围巾，给她围好，她两手支开，你从后面给她穿上大衣，先是右手，再是左手，整理好领子，动作要轻，出门前再给她帽子。然后她问你是什么风，西北风就往东南走，走到路口。钓鱼台的风它是受周围楼房和树木的影响，经常刮转风，本来是西北风，走到11号楼，风又转回来了，迎面来了，这下坏了。她火了：“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不高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你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对我的伤害就是对党的伤害，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吭声，低着头就行了。如果你说“我确实看风了”。她更火：“你敢跟我顶嘴，你什么东西！”说的话特别难听。

李：她跟你发火多吗，都是因为什么啊？

姜：不多，有几次。都是她不高兴。她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护士，三下是警卫员。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打了三下，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办公室见她，进去了我就站在那。“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还得抬头，蹲下，蹲下。”没办法，我就一条腿跪着一条腿那样半蹲着，她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见。”我说话声音一向比较高，她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嚷嚷。”“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要带风。”她把脚翘在小凳子上，你站着说话她让你蹲下，她不能往上看，她要平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求，她就发火了。我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没人跟我交代。然后她吩咐我联系什么事，我就到外面去联系。

有时候她急着要走，我说不行，那时候怕出事，一旦出事不好交代。我就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她一听打电话就怀疑，我就解释我打电话叫他们市公安局做做工作，因为你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旦出个什么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那好，我等一会儿。”她就回去等一会儿，她有时候也通情达理。

有一次，开完会后江青特别高兴，有说有笑，眉飞色舞，说要请我们吃饭。打电话叫秘书提前安排，在17号楼放了大长桌，请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放电影的同志，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天拿出茅台，她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很成功，她高兴，“主席的眼睛能看见了！”她跟主席还是有感情的。那天包的饺子，吃得很饱。

杨：我跟她在一起吃饭，从来没吃饱过。

姜：她要严肃起来，可不敢吃了，你不能光闷头吃，她眼一瞪就吓得你直哆嗦。

阎：别说我们了，连她留汪东兴吃饭，他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都是叫程师傅给做点儿，端到我们办公室吃。有一次，她吃饭时，我去向她报告一件什么事，报告完，她说：我这里还有包子，你帮我吃了吧！我说，谢谢江青同志，我不饿。

李：她还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到主席的表扬，只要主席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是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要看，告诉新华社，提前两个小时给我打印出清样来，我要大的，主席看得清楚。”主席一表扬她就高兴，也不找茬了，而且特别和气，也通情达理起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杨：就是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跟她开玩笑。

姜：我一开始不知道，看她高兴，就说：“江青同志，我看了一个笑话，给你讲讲。”哪知说完了以后，起反作用，引起她的疑心——本来不是那个意思，她就理解成那个意思。

李：听了那个笑话她当时就发作还是过几天再发作？

姜：当时没有，过了好几天她还琢磨这个事。“你和我说的那个笑话是怎么回事？”这也提醒我，凡是社会上的事，特别是一些不准确的事，涉及个人的一些事，千万不要给她讲。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就想“是不是针对我啊”。

李：也能理解，因为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她不能不保持灵敏的触角。

姜：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事。以后她散步的时候我就不再随便说话，她问到你什么事，你能说就实事求是地说，要不就打马虎眼。比如有个人呼一下跑过去了，你明明知道是谁，但不能说。她会问：“那是谁，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就是一个人从这走过去。”她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就问我：“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说没看清，可能就是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吧。“哦，工作人员可以。”别人看见她都是赶紧跑，因为害怕她，她就以为是要害她，要搞她的小动作。如果你说是谁，那就完了。“他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见到我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他不适合在我这里工作，赶紧把他弄走。”

李：江青跟你发火还为什么？

姜：一般发火就是她不高兴的时候。后来我摸到规律了，她不高兴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出声，有什么没听清，再问她一句也不要紧。

杨：他是1973年6月到她那儿的，到他离开1975年年底，这一段江青工作比较忙，她一忙起来对工作人员就比较好了，顾不上了，没有精力和你闹别扭了。而且那段时间，她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了。

姜：有一件事江青比较烦心，就是烧照片。有一天，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里挂的都是什么画。我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局长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说江青要到18号楼看看，就赶紧准备，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一看，墙上都挂了些古画，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猫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说这是影射，把毛主席孤立了。然后就把新华社的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全拿出来给钓鱼台国宾馆选，要挂在18号楼。选出来后，让杜修贤给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都是进口的，挺贵。放大后，江青看了很高兴，要求做镜框，把18号楼的古画都拿下来，挂上她的作品。挂上去的时间不长，主席听说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摘下来，新华社印了多少相片，全算账。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说，没有从他的稿费里面出，叫吴连登给她补钱。江青特别不高兴，让我们把那些照片都弄到10号楼的天井里烧掉。我们也不敢不听，相片上面都带油，烧得吱吱啦啦的——那都是钱啊！

还想起一件事。江青要树立中国妇女的形象，想了一个点子。她说外国的男子都是西服领带，叫国服，中国的男子也有国服，是中山服。她琢磨来琢磨去，就是中国妇女没有服装，她想为中国妇女设计一种服装，穿出去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妇女。有人提出中国有旗袍，她说旗袍是满族人的服装，不是中国的服装。她把这个事交给天津市委副书记王曼恬。王曼恬就成立了一个班子，把中国历朝历代的服装样式都找出来，最后设计出来，大斜领，旁边系扣，达到膝盖以下，像连衣裙。她一看还行，不难看，就叫王曼恬做一批，先叫大会堂的服务员穿。后来一到大会堂开会，她们就说我们穿的是江青服，叫布拉吉。但她们又反映干活不方便，穿的时候也不太方便。后来不了了之，也没推广。

李：当时做这个服装的时候你在？

姜：在。当时她还有假发。她怕风，有时候大会堂里的风她也受不了。在外面她可以戴帽子，大会堂一般都是进屋要脱帽，戴着帽子不太礼貌。她跟王曼恬商量，能不能给我一个类似帽子又不是帽子，在室内可以戴的，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王曼恬就想了个办法，做了一个假头套。

杨：戴过吗？

姜：就看了看，没怎么戴。现在社会上传的江青没有头发，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李：除了安排工作，江青平时跟你聊点儿家常吗？

姜：有时候说点儿。“我是一个很受苦的孩子，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她说，“我爸爸很厉害，还打我妈妈，有时候打我，我母亲把我搂到怀里，他还打，往死里打。”她妈为了她离开了她父亲。 “小时上学的时候，我没有吃的，跟父亲要两个铜板买个烧饼来充饥。”她说， “我父亲过去是一个开木匠铺的，专门做大车轮子。”她问我知道吗？我说我知道，现在农村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木匠铺。

后来她说到茉莉花，她说她对茉莉花很感兴趣。1972年在广州小岛，路两旁都是茉莉花，她弄了一大堆，还挂了一串在脖子上，又叫拿到香港去卖。她说：“我为什么喜欢茉莉花呢，它虽然小但香味很大，过去我父亲开木匠铺的时候，冬天有几盆茉莉花摆在炉子旁边，开的花我特别喜欢。”我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她，一般就是散步的时候说几句，她说你听。她一讲你就不用怕了，因为她集中精力给你讲这些事，什么风就不管了，只要她一聊天就不会批评你了。

李：听说看电影是江青每天不可少的活动，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姜：我在的时候，江青看电影不多，她对电影很挑剔，血腥的不看，有床上镜头的不看。日本拍的 《精武门》 有一段比较暴露的表演，江青告诉放映员：“你给我把那段镜头挡起来。自然主义的给我挡起来。”江青自己拥有500多部电影，就放在17号楼的地下室。有几部电影她反复地看，《红菱艳》 《红与黑》，她能看进去，我要看几遍的话就厌烦了。她说：“《红与黑》 心理描述得特别细，话还少，不像好多我们自己拍的电影全是说话。” “把第三本和第四本给我放一放，那个情节好。”

杨： 《红菱艳》 那个男主角用拳头把玻璃打碎的那个镜头，她特别愿意看，不知看了多少次。

李：她看国产片多不多？比如 《春苗》 《红雨》《海霞》 《闪闪的红星》 《南海长城》 之类的？

姜：国产片看得不多，那时候也少，《春苗》《南海长城》 《海霞》看过，《闪闪的红星》 看得多，那个演得好，她还指导过，把哪个镜头应该去掉，添什么。《白毛女》 等样板戏她可下功夫了，说要挂个小辣椒、挂个玉米棒子等做道具，等等。

李：苏联电影和港台电影看吗？

姜：苏联电影没有，港台电影到广州看的多，都是从香港调几部片子来看。

李：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离开她，往往都是磕磕绊绊的，有的甚至是被江青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赶出来的，听说你离开江青是平平安安的？

姜：我老婆1976年年初要生孩子，我就提前报告了江青。一次散步的时候，我说江青同志，我有个事想报告您一下。“什么事，你说吧。”我家属要生孩子了。“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啊？”我说预产期是l976年1月份。她一听，“生孩子是个大事啊！她现在在哪儿？”住在北京。“哎呀，那可不行啊。老家好，老家有老人侍候，老人有经验，你应该把她送回去，叫你的母亲侍候她，在家里生，不能在这生，你没有经验。”我说，现在肚子挺大的，坐车挺麻烦，上千里地，我家在山东，得从天津坐船，再坐车，很危险。“危险？你早干什么了，你早不把她送回去？”这时候就到了17号楼了，她不说了，我也不吭声了，她就进去打牌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散步的时候她说：“你老婆生孩子可是大事，既然不能回去了，那你就侍候几天吧！”还不错，叫我离开侍候几天。“你侍候你老婆生孩子，但是我这里有什么事，你要随时来。”她想起了要周金铭来替我，可能周金铭在被江青赶走后见过江青。

杨：那是金日成访问中国，到了北京火车站，中央领导去接站，江青也去了，警卫科要到车站去执行警卫工作，江青就见着了大周。

姜：好像在钓鱼台江青还让大周去了一趟，这时候正好我也提出这个事。她就说：“那你走吧，叫大周来。”我心想太好了！没犯什么大错误，没被打成反革命。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警卫科，把大周叫来。

临走的时候，趁她要出门散步，我在门口等着她，告诉她，江青同志，大周来了，我也可以离开了吧？“那你走吧，我这有事，要随时能找到你。”我就伸出两个手跟她握手说：“江青同志，您多保重！”心想真是谢天谢地，我可以离开了！

李：从你提出到离开，一两天的时间？

姜：一两天的时间，她琢磨了半天才同意。然后我就离开了，回二科了。之后我只是有时候值班时跟过她的随车。

杨：关于大周回去，我补充一下。刘玉庭生前跟我说过：“大周回去以后，江青就问大周：‘小杨回来了吗，他在哪呢？”大周说：“回来了，他在警卫团。”江青说： “叫他也回来吧，小杨在我这里时间比你还长呢，他更了解我，叫他也回来吧！”汪主任就找我谈话叫我回去，我说：“汪主任，我死活不回去了。”他说：“我怎么跟她说啊？”我说你这样说：“你知道他心脏不好，他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在你这里工作了，你工作那么重要，就不要叫他回来了吧！”汪跟江青这样一说，江青说：“行啊，小杨心脏不好，就不要回来了，部队工作也挺累的，叫他转业吧，照顾他一下，转到北京不要转到地方。”汪东兴说：“你转业吗，转业的话我给你安排。”我说我不转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了，轻车熟路。“那就好好干吧！”我没回去，真是万幸。

李：您回到了警卫二科，对抓“四人帮”的事，事先知道吗？

姜：我不知道。1976年10月6日晚上抓“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二科一部分同志在中南海。领导说今天要开会，让我们在车上等着，等了好久也没让出来，后来跟我们说你们回去吧，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以后我们才看到一个车队，全是红旗车（那时候安排了好几个车队呢），在东西长安街、中南海来回进出。那时候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看这个情况特别紧张。

李：你什么时候知道那天抓的有江青？

姜：那时候光听到一句，可能中央发生大事了。但是我们只是看车辆来回跑，那个气氛不对，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刚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正是全国紧张的时候，但具体的那些事，是后来才听说的。

我们回去以后就看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都住在钓鱼台，王洪文在16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在9号楼，看不到影儿了，江青当时住中南海201。后来，他们的警卫员统统集中起来了，这个我们知道，常本耀 （王洪文的警卫员）、王世柯 （张春桥的警卫员）、朱胜利 （姚文元的警卫员），原来吃饭还在一个饭堂里，现在看不见了。我们从侧面了解，说是在花园村，在集中办学习班，这才知道“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至于怎么抓的，中央怎么部署的这个我们不知道。

李：当你知道江青抓起来以后心情怎么样？

姜：我们想这下可解放了，我们完成任务了，心情就像解放了一样，很高兴。1977年把我弄到江西“五七”干校，所有“四人帮”的警卫员都在“五七”干校。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去以后，劳动改造，干部轮训。干一年。在干活中‘过筛子。”所谓“过筛子”就是检查检查自己有没有问题。

李：“过筛子”怎么给你过的？

姜：重点就是那几个，朱胜利、王世柯、常本耀。“五七”干校的连长、指导员当时说，给在“四人帮”身边工作过的人开会，“你们背着党、背着组织干过什么事，一事一议，有什么事交代什么事”。我想来想去没有啊？

李：一般人评价江青，是一个政治符号，是左啊右啊，革命啊反动啊，你作为一个身边人，觉得这个人有没有我们平常所说的妻子、母亲、女儿、姐妹以至朋友那样的亲情？

姜：我看她亲情不多，爱情也说不上，她经常说：我和主席是政治夫妻。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就在北京，而且姐姐还是帮她把孩子拉扯大的，自从离开中南海后，似乎从来没有来往过，姐姐来了不少信，她一封信也没回过。她和自己的女儿经常吵，李敏不是她生的，更是冷若冰霜。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侄子来北京勉强见了一面。李讷生的是她的亲外孙，从来没抱过一下。

当然，我说她“亲情不多”，不是说她一点儿亲情也没有。记得我刚做警卫员不久，有一次主席让秘书打电话给江青，说李讷住在玉泉山，听说病得很重，我去不方便，你去代表我看看她。那次我跟着江青去了。李讷住在玉泉山一号楼，当时的确病得很重。江青从那里出来一声不吭，也没掉眼泪。路上我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到主席那儿去。”随车有电台，我就给主席值班室联系，主席那时候刚睡觉起来，同意见了。她进去了，我们在外面等着，张玉凤也进去了。我后来听张玉凤说，到了主席那江青哭了，说：“主席啊，咱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赶紧救救孩子！不行啦！”以后成立了一个医疗班子，专门给李讷看病，她才逐渐康复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有时候她还是有亲情的。

李：这就是母女天性。江青像这样的真情流露，哪怕只有一次，也应当记录下来，这才是鲜活而丰富的历史人物。

反过来看，一般的人不管怎么忙革命、工作、事业，总得有点家庭生活，江青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

姜：毛主席住在中南海，她住在钓鱼台，见面还得请示。毛主席的那些亲属，岸青、邵华，不管怎么样，都是家人，应该在一起说说话啊什么的，但她从来不见他们。

杨：我看老阎的文章上面有一句话：“你到我这儿来工作就是为我服务，到我这来以后不能接受别人的任务，别人不能再叫你办事了，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你走了以后她这话跟我也说过。

阎：那段话是我刚去不久时她说的，这是她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其过程是这样的：戚本禹1967年2月份叫我到中办秘书局了解情况，那确实是有他的想法的，当时他很想管秘书局的事情，但又没有什么名义，因为我已是江青的秘书，他希望通过我让江青说句话：“这件事请本禹同志去处理。”江青清楚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动去的，而是别人派我去的，这“别人”江青一定猜到了就是戚本禹。所以江青在收到我给她写的报告时，马上找我谈话，郑重地告诉我：“这件事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任何人不能再派你工作任务，这是纪律，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我觉得她说得很在理，我诚恳地向她表示：“江青同志，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我是一个老实人、守纪律的人，当时我马上就去告诉了戚本禹和关锋。我跟戚本禹说时，戚还说：“好，以后你动嘴 （指传达江青的指示），我跑腿。”这一点，我在给江青做秘书时，是严格做到了的。

杨：老阎讲这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有一部电影叫 《一仆二主》，江青指名叫我看，说她中午休息，要我看 《一仆二主》，意思很明显，是警告我不要“一仆二主”。

李：江青这个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她从反抗压迫始，以压迫他人终；从娜拉、繁漪那样追求个性解放出发，到投身灭绝人性的“文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很值得考察和研究。

谢谢姜老的讲述！

谢谢阎老、杨老的参与！

（选自《百年潮》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