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

诗人牛汉1978年受命为 《新文学史料》 组稿，曾多次独自采访萧军。牛汉晚年回忆：“我曾经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以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后不写信的。鲁迅病重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

孙中山1916年自日本回国后，一天晚上在上海私宅宴请国民党总部的一些核心人物，由林焕庭具体操持。孙中山向来不爱应酬，对自己的同志更不作应酬，这次突然请客，与宴者都感到有些诧异，问林焕庭，他也表示不清楚。届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相伴出来，孙正式宣布与宋成婚，并讲述结婚缘由，客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场婚宴，纷纷向新人道贺。胡汉民代表大家向孙中山请示对新娘如何称呼，孙中山说：“你们大家称呼我为先生，就以师奶称之可也。”胡汉民认为师奶的称谓太普通，不足以表示崇敬，应称夫人，在座者拍手欢呼。从此“夫人”乃至后来的“孙夫人”，就成了宋庆龄的代名词。

抗战期间，戴笠与胡蝶一度同居于重庆松林坡戴公馆。戴笠将胡蝶与丈夫潘有声所生的女孩送到立人小学读书，每天换一套鲜艳的时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熟人都喜欢逗她玩，问：你爸爸是谁？女孩每次都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戴笠爸爸。”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到福州，任省政府参议，月薪300元。不久兼任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编政府公报。郁达夫闲时贪杯，常招人共饮。某日他对同事黄毓泌说：“听说福州有一家菜馆叫‘可然亭，有没有？”黄答：“有，就在省府后门出去的西门街，一家小馆子，没什么好菜。”郁说：“听人说老板娘长得很漂亮，我想看一看，你能领我去不？”黄笑道：“老板娘的年龄恐怕要大你一二十岁，有什么看头？”郁说：“无论如何，要一见为快。”黄便找熟悉这家饭馆的报人高拜石出面，约老板娘共进晚餐。届时郁达夫等三人同去，老板娘已年届花甲，头发斑白，且身体欠安，抱病出来接待。三人酌罢离店，黄问郁感觉如何，郁说：“不错。徐娘虽老，风韵犹存，尤以迟暮的病姿更美。”

上世纪20年代初，戴季陶为避债与妻子钮有恒从上海迁居湖州潜园，并装疯卖傻。戴表面上生活不能自理，需其妻钮氏及钮氏的内侄女赵文俶一同照料。不久戴与赵发生关系，赵于1923年生一女，取名赵戴子 （即戴家祥）。戴在日本时的保姆雅安也在1922年夏天到湖州寻戴，在潜园住了几个月，后为钮氏所忌，给钱令其返日。钮氏病故后，戴未再续弦，一直与赵同居，又收一批女孩为干女儿，并安插在考试院等部门为雇员。

《〈读书〉十年》 记了几则和名家相关的“情事”：

黄裳和黄宗英：“黄裳曾追求过黄宗英，事未谐，黄便说：‘那么我做你的衣裳吧。自后果真改名为黄裳。”

张中行和杨沫：“往张先生处。又说起 《青春之歌》，问他可有北戴河救孤女一事，道：‘我1956年才第一次去北戴河！‘那第一次是怎样认识的呢？‘原是我哥哥一个同学的妹妹。”

钱锺书和赵萝蕤：“想起陆灏曾提到，施蛰存对他讲，《围城》 中的唐晓芙的原型即是赵萝蕤，钱当年是追求过她的，不知确否？”

抗战时，王芸生已是重庆 《大公报》总编辑。有个才貌双全的文官考试“女状元”看上了王芸生，写信以身相许。王初无此意，尽量回避。但时间一长，也不免心动。有一阵子，王下午的会客时间几乎被该才女占据。两人吟诗作画，谈情说爱，其乐融融。后才女找上家门，对王妻说：“现在社会上有两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王后来也和妻子挑明。王妻没哭，也没吵闹，平静地说：“你不说，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们确实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帮不上忙。我打算回老家，但仍希望孩子们继续读书，不要像他妈那样，一辈子‘睁眼瞎。”说到这里，王妻才动情地落下眼泪。王芸生当时没答话，悄然离开。随后王断然拒绝了“女状元”的求爱，并退回她的所有情诗和情书。

叶圣陶说：“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开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适合，更适合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不过叶圣陶也承认：“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一种偶然；迷信一点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月下老人。”叶的话换言之，可以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婚姻就是一场赌博。

民初，张謇在南通办了一所女校，聘请苏州才女沈寿教刺绣。张在自家花园里给沈建了一个别墅，取名“谦亭”。沈颇有风姿，张与沈一来二去，不免日久生情。时沈已嫁人，寒暑假须回苏州。张不时写信过去，字里行间可见其对沈的情爱。如：“汝定不回，我亦无法，惟有归后，独至谦亭，看可怜月色耳，汝何由见之。十七日六时。”又如：“热日加甚，当年阳盛，切勿俯颈事绣，小卧最好，便人去，附书敬问谦亭主人安否？謇，八月二十六日九时。”后张謇出巨资促成沈与丈夫离婚，总算达到了与沈相伴的目的。

家境

民国后，前清“皇亲国戚”们的生活江河日下。不少王公子弟靠变卖古董字画、珍珠宝石等度日，以至溥仪也常常把宫里的东西拿出来卖。汇丰银行的买办邓君翔与溥仪很熟，溥仪常把东西押在汇丰银行，也常把东西直接卖给邓。邓曾向人展示过一对金丝灯笼，极其玲珑精致，并说这是宫里出来的宝贝。邓还从溥仪手里买过一座宝塔，上面的珠翠拆下来能摆满几大盘子。溥杰在回忆中也曾提及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听我父亲给‘奉命卖物的听差打电话吩咐说：‘八件不行，你说再添两件，叫他凑个整数得了。那就是想拿八件狐皮之类的衣服卖1000元，八件不行再叫添两件凑成整数的意思。”

蒋介石浪迹上海时，与邓铿等时相往来。蒋平时花钱从不算计，往往拆东墙补西墙。1917年春节前，蒋手头拮据竟致年关难过，遂张口向邓铿借钱，邓也没钱，只存有21英金百枚，受欧战影响，英金暴跌，当时约折合400元。蒋仍借去应急。邓后来和别人说：“不过蒋还讲信用，旬日之后便送回我500元，可谓本利双收，实出我意料之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随蒋介石飞往南京，随即失去人身自由。张在西安的公馆实际上也随之撤销，但张的个人财物并未受到损失，由专人负责妥善保管。这批财物装在箱子和柳条包里，其中樟木箱子和柳条包各四十多件，另有一些皮箱等。有的箱子贴着封条，有的箱子因箱内物品须不时晾晒，未贴封条。未贴条的箱子里装有古书、字画、人参、鹿茸、呢料服装等，还有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送的两支自动枪，一支是用金子镶的，另一支是用银子镶的。

张群早年当开封警察厅长时，和别人表示，能有五万元存款，此生足矣。他说这话的根据是，把五万元存银行定期取息，则全家生活无忧。可见张那时还欲望不奢，而且存款离此数尚远。张后来逐渐发迹，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当上军政部次长，1930年又任上海市长。此时，他的资产已经不下好几个五万元了。而他的财产期望指数，自然也早今非昔比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和范绍增同住上海杜美路。1949年，他们相继把房子卖给了美国人。范绍增11号宅子卖了170根金条，杜月笙70号宅子卖了45万美元。杜带着这笔钱逃到香港当寓公，两年后去世时，只剩下25万美元的遗产，被孟小冬等几个老婆瓜分。

戴笠花钱一向挥金如土，但从不在军统局报销。他的财源来自以下几方面：宋子文等“财神”的奉送；和杜月笙、贝祖贻做点投机生意；蒋介石给的特别费。此外就是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借款。抗战后期由于法币天天贬值，这个月借这个银行一亿元，下个月这一亿元就只等于几千万元了，他又向另一个银行借一笔，归还前一个银行后还能余出一些。如此循环借款还款，这在当时只有少数特权人物可以办到。戴笠有个小保险柜，里面装满美钞、黄金、珠宝之类的东西，由他自己管理。

段祺瑞的一个管家曾回忆段下野后寓居天津时的生活：“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家务事都由张夫人做主，现在老段比过去认真了，每月的日常开销，如柴米油盐及烟卷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给他过目。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光是这些日常开支，每月大概在五六百块钱以上，在他说来，那已经是十分节约的了。我给他管这本小账，一管就是两年多。”

民初，大量遗老移居香港后，带动了当地的房地产生意。这些遗老的身价也因此翻番。前清闽浙总督、礼部尚书许应骥之子许秉璋，在干诺道中买下数幢洋房。许半身不遂，房子交其二妾经管。起初只打算收些租金，以维持家用。由于地价一涨再涨，房租也跟着大涨，买入时每幢房子不过港币两三万元，后来涨到一二十万元，许的物业所值达一百几十万元之多，这比许应骙毕生做官积下的所有遗产还多出一两倍。前清举人冯溥光移居香港后，置屋于坚道，冯本人整日沉湎烟榻，将余钱交给长子冯偃修做房地产生意，在中环摆花街、德辅道中及半山区坚道、干德道等处都有购入或按揭的屋宇。十年后，总价值超过五六百万元港币。

胡适职场收入的起点很高。1917年10月，不足26岁的胡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及：“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元，本月加至280元， 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从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第二年，毛泽东来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仅8元，而胡适早已薪过300元了。

抗战时，王芸生任重庆 《大公报》总编辑，已然社会名流。但他的家庭生活与他的社会地位并不相符。王的儿子王芝琛回忆：“我们家的生活，虽没缺过吃穿，但日子仍过得清贫。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是靠父亲一人的薪金过活。父亲领回薪金后，往往还要接济一些亲戚朋友，余下的才由母亲支配。在我的记忆里，在重庆八年多，几乎没穿过新衣服，衣服都是拣哥哥的穿。记得某个春节，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连大年三十都没舍得穿，而是放在枕头边，等到大年初一早上才穿上，之后就在整个报馆里跑，许多父亲的同事都逗我说：‘王小弟，今天穿新衣服啰！我们的内衣内裤经常是用报馆处理的油墨布做的，虽然事先母亲已用碱水洗过多次，字迹看不太清楚了，可是穿在身上仍然能闻出油墨的味道。”

癖好

张作霖听评书入迷。他常找说书的上门服务，因而对三国、水浒、红楼、西游、三侠五义、东周列国等旧小说里的故事多有了解。他听评书时，在故事到了某个关键的地方，常让说书的停住，自己对某个人物或事件发表评论。这些评论有的是赞扬，有的是批评，也有的是咒骂。

作家姚蓬子 （姚文元之父） 长期沉溺牌局。据徐铸成回忆，他初识姚蓬子就是在麻将桌上。上海解放前夕，姚在重庆时的一个中统同事去看他，时已近午，姚仍高卧不起，说昨夜外出雀战，黎明方归。这个同事问他走不走。姚答：“像我这样的生活，还能走到哪里去？”姚蓬子当年若举家搬走，至少“文革”史的某些段落得重写了。

段祺瑞着迷围棋，已为世人所知。陶菊隐说：“段嗜棋如命，每早爬起来就斗一盘，一年三百六十日从无间断。”他的棋力如何，则各有说法。他的一个侄子回忆说，段在50岁上下时，精力强健，每日必弈，是棋力最盛的时期。他与北方高手汪云峰、伊耀卿，南方高手顾水如、刘棣怀等对弈，水平约莫弱两子。1925年春，顾水如带着13岁的吴清源来段家下棋，时吴尚须站立下棋，而顾也只能让吴三子。吴甚得段的赏识，并得到段的资助去日本深造。1933年，段祺瑞已寓居上海，吴清源返国，往段宅拜谒。时吴的棋力早非昔比，顾水如、刘棣怀等已不是对手。段与吴对弈时，吴出于恭敬，仍要执黑，段则认为技有专攻，不能以齿爵论，坚持自己执黑。这盘棋以吴小败告终，这显然是吴故意使然，而非两人之间的真实棋力对比。后段祺瑞去庐山避暑时，还当面向蒋介石建议，吴清源为难得一遇的围棋天才，应将吴从日本召回，供其优裕的生活，让吴安心指导棋艺，否则中国的围棋水平将长时期落后于日本。据说蒋当时唯唯称是，但此事终成泡影。而段祺瑞颇具先见性的预言，则成为事实。

张謇好书法，晚年尤享书名。他喜欢苏东坡、刘石庵、何蝯叟这三家的字，如在友人处见到三家的碑帖、墨迹，必临摹下来。张名播四海后，作伪的书法也难免跟着传播。他的一个后辈在外边买到一张他署名的字，拿回去请他鉴定。张一见便说是真的，还为此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老夫书法虽不佳，但是糅合数家而成书，要作假也不容易云云。张謇所办大达轮船公司一职员的亲戚蒋某在东北某地当电报局长，张作霖五十大寿时，辗转托到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求张一副对子，说了几次，张答：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胡匪出身啊？后张不得已让秘书拟了一副口气阔大的对语，再由常常代其作假的曹舜钦用红对大书。贺礼递上去后，张作霖因能被状元看得起而大为高兴，蒋某也如愿以偿地屡放美差。后来曹舜钦在上海酒后大谈，认为这是自己平生作伪最成功的一次。

王公度曾任李宗仁秘书，在广西权重一时。王幼时随当京官的父亲居京读书生活，说一口京片子。王酷爱京戏，有时对客自拉自唱，意气甚豪。他每一哼唱都很考究，声腔、节拍、用词吐字丝毫不苟。他学谭派，精心摹拟，到了称得上神似的程度。

傅作义生活上没什么不良嗜好，唯网球是爱。任绥远省主席时，每天下午在省政府院内打球一两小时。抗战胜利后又恢复中断多年的爱好。据陪傅打球的下属说，傅抽、杀、击球都很有力，且不赢不罢休。傅作义的秘书马青凡则说：“傅作义自奉严谨，无任何嗜好。”

吴佩孚喜好画竹子。寓居大竹时，吴一日兴来，想画一幅大竹子，刻在石壁上，来一把永不磨灭的“吴氏大竹石刻”。随即让人买来白布，拼成巨幅，吴站在桌子上挥毫运墨，第一张自感不满意，又画了一张，并题大竹歌长诗一首于其上。章太炎对吴佩孚画竹有些微词，曾题诗：“大块成天籁，因风尽鸣于。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

王云五是藏书家，他的私人藏书可以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上世纪20年代，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时，有人去他家观其藏书后说：“我瞥见有德国化学会所出的专门化学月刊，从首卷到世界大战前，整套齐全。这种杂志我除却在日本理科大学图书馆内见过外，回国后未曾见过。”可知王云五藏书的覆盖面之广。王云五当年接受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大概也与所好不无关系。王1916年从北京迁居上海，到1937年抗战爆发，二十来年间收集了三万册木版书、四万册铅印书以及七千册外文书，合计私人藏书达八万本之多。

黄裳最大的癖好还是藏书。黄裳自称：“我对古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大量买古书却是1947年后的事。”他收藏的一些宋版书，如《柳宗元集》 《尚书图》 《东坡后集》 等，皆属国宝级，后来都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他曾以家藏的满满两三轮车的旧书为代价，在上海温知书店换下一部郑振铎想买但买不起的明崇祯刻本 《吴骚合编》。他认为：“古书的味道，有时还不在文章本身。大量的古书都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如果能从中发现当时时代的一些特征，一些线索，看得出当时的思想、人物、典章制度等等，就觉得有意思了。”

1927年，刘半农在 《半农谈影》 中谈鲁迅和自己的嗜好：“所谓消遣，乃是吃饱了饭——或者说，吃不饱了饭——寻些事做，把宝贵的光阴在不宝贵中消磨了。八年前，鲁迅在绍兴馆抄写六朝墓志，我问他目的安在，他说：这等于吃鸦片而已。呜呼，吾于摄影亦云然。”近十年后，周作人说：“我现在是一个教员，写文章是课余的玩意儿，不是什么天职或生意经。”他还曾更直白地申明这个意思：“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平常说起游戏，总含有多少不诚实的风雅和故意的玩笑的意味，这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我的仍是古典文字本义的游戏，是儿戏 （paidia），是玩，画册图像都是玩具 （paignia）之一。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此外还有日常的苦工，驮砖瓦的驴似的日程。驮砖瓦的结果是有一口草吃，玩则是一无所得，只有差不多的劳碌，但是一切的愉快就在这里。”

做派

冯玉祥本是文盲，后来能写一笔不错的字，能说简单的英语，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这自然是其刻苦努力的结果，据说他任河南督军时，每日苦学两小时，学习时门口挂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

袁世凯腿短。袁从不跷二郎腿，坐下的时候，两腿叉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般是两腿垂直，姿势如骑马蹲裆。他在落座的时候，总是一边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就座。与人交谈时，操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时不时“啥”“啥”的，并时不时用手摸胡子。他和人谈话时神情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拖泥带水，絮絮叨叨。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钱穆于第一时间 （3月29日动笔） 写了 《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当中提及1943年冬天他在张群寓所与林初识的一个细节：“语堂两指夹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兴致甚浓，那烟卷积灰渐长，而语堂谈话不停，手边及近旁，没有烟灰缸。我担心那烟灰堕落，有损主人地上那美好的地毯。但语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那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我此刻已记忆不清，语堂最后如何交代他两指间那一条长长的烟灰。”

蔡元培长北大时，崔适讲公羊学。时崔年近七十，佝偻驼背，讲课的声音极细，如蚊子哼哼，满堂无人知其所云。崔只身入京，未带眷属，也没人知道他有没有眷属。他来北京后，多住“胡同”，七十来岁以妓院为家，实为一怪人。

吴佩孚操一口胶东土话，且有点口吃。他当陆军第三师师长时逢大年初一，必集合全师，来一次阅兵典礼，并对官兵训话。当时还没有扩音设备，吴每次磕磕巴巴地说了些什么，大家都不了然，听着而已。吴还喜欢炫耀武力，一次他请到访的冯玉祥和胡景翼观操，冯、胡跟在吴佩孚的后面走过队列，冯比吴高一头，胡比吴宽出三四个，三人同行，显得有点滑稽。本来是三人看操，反倒引起士兵们的目光和阵阵笑声。操毕，忍不住发笑的士兵被挨个点名，至少被搧两个耳光。

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下班后或节假日常躺在家里的帆布椅上读书。有时女佣来干活，擦地板擦到蒋的脚下，蒋便起身，把椅子挪开，待保姆擦完地，再将椅子回归原处，继续看书。

上世纪20年代，辽宁追击炮厂建成后，张作霖任命美国炮兵退伍军人沙顿为总工程师，并给予洋楼、汽车、高薪等丰厚待遇。沙顿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致右臂残疾。他不仅能用左手写字，还能自己开车，跳舞啥的娱乐活动也都不耽误。

1925年，冯玉祥兼任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后，派所部暂编陆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入甘。刘部从包头出发，经宁夏往甘肃，行至石嘴子时，马鸿逵整队郊迎。见面后马一一握手言欢，殷切备至。正说到当地食品匮乏时，忽见远处夕阳残照下黄尘飞腾，适有一群黄羊惊窜。马鸿逵说：“此真佳肴，今夕不虞无佐餐者。”遂取卫士手枪，不经意地连发数响，命骑士驰视，果然满载而归。

徐卓呆是上海滩的小说家兼翻译家，还兼滑稽戏演员。他每分钟眨眼不下50次，几乎平均每秒眨眼一次。某年徐迁居虹口一豪宅不久，遇黑道两人上门打劫，都穿黑衣短装，腰扎黑皱纱带，斜戴毡帽。先入者对徐说：“我们的信，你当然收到，今已到期，你靠谁撑腰，竟然不瞅不睬？”徐不回答，只频眨其眼。后入者上前几步仔细端详一阵，哑然说：“你不是在新世界演滑稽剧的徐卓呆？”徐点了点头。先入者起身碰了碰同伙，说：“走吧，我们的目的物已搬家了。”

作家周瘦鹃确实很瘦，且体质文弱，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依然弱不禁风。他曾是民国小说界红得发紫的人物。周写稿时有一怪癖，须用紫色墨水，否则旷日持久也写不出东西来。

郁达夫一生走南闯北，以作品闻名，但执教从政编辑的差事也都干过。他到哪都喜欢替人写对联，常酒后一写就是几十副。郁握毛笔和拿钢笔的姿势差不多，字也是歪的，向左倾斜，字风自然自成一体。

马幼渔上世纪30年代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他是章太炎的弟子，讲声韵学概要。有北大同学回忆：“我听了一年课，不知道声韵学是什么。我问别的同学，他们告诉我说：‘从来就没人听懂过，您对付着听吧。‘此刻是这位老先生的口头语，听他课时除去‘此刻两个字外，再也听不见别的。说也奇怪，谁也听不懂，但到考试的时候谁也能考个好分数。”

1942年底，顾维钧回到重庆。12月13日，应邀与蒋介石同赴黄山。当晚蒋送顾就寝，亲陪往顾的房间检查床褥；在蒋处谈话，出门时蒋必招呼人来帮顾穿大衣并备汽车；顾发表意见时，蒋必从抽屉里拿出纸来记下。顾维钧说：蒋这些举动，“是得力于和蒋夫人结婚”。

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时照毕业照，陈独秀和梁漱溟坐在一起，陈把腿伸在了梁漱溟的前面。后冯和几个同学给陈独秀送照片，陈端详着说：“照得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腿伸得太远一点。”冯等回答：“这是你的腿。”陈连呼：“呵呵！”

孙殿英敢盗慈禧的墓，在蒋介石面前却跟孙子似的。孙在一次闲谈中说：“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荐，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

胡适任教北大期间，很少着家。某日一小偷以为胡家没人，从窗户溜进屋里行窃，当发现有人在家时，慌忙中企图再跳窗逃走。正独自在家玩牌的胡太太江冬秀发觉后，不但没惊慌失措大喊大叫，反而十分镇定地用手指了指门，说：“喏，门在这里。”小偷遂安然从大门走出。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大任教的马衡就有了私人汽车，这在当时的教授中为数寥寥。一次，马听说钱玄同想托人请齐白石刻印，特地坐着自己的汽车赶到孔德学校找钱，郑重相劝：“你有钱尽管有可花的地方，为什么要去送齐白石？”

胡宗南在外事场合则显得沉默寡言，每次招待外宾的宴会，他只说两句话。开头时说：“菜蔬很坏，招待不周。”散席时，把这两句话再重复一遍。洋人饱餐了一顿丰盛的酒菜，听到这两句话后，往往感到费解。

性情

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时的一个学生说：“他对于一切新兴事物都成见很深。”辜在英国留学时，曾和两个同学相约，不到40岁不发表文章。他常说：只有死猪、死猫、死狗才浮在水面，金银珠宝是沉底的。

张学良很有些临难不惊的胆识和气度，曾扬言：就是第二天把我枪毙了，头天晚上也得睡个好觉。长期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洪钫随张身历若干险境，可以为证。

戴笠、郑介民、唐纵都是军统头目。戴笠曾感叹：“（唐纵） 过去是我的部下，现在爬到我的头上做了上司 （内政部次长）。”唐纵在国民党官场上，确是一个异类。他没有染上烟、酒、嫖、赌一类的嗜好，也没有染上自骄自恃、难处难合一类的毛病。他能得到国民党上下各方面的好评，连CC派的二陈和陈诚都没少称许他。陈布雷的遗书也对唐纵给予盛赞，并将身后的家事托付给了唐。

作家李劫人写 《死水微澜》 前后，处于无业状态。四川大学教授刘大杰几次邀请李到川大讲课，均被李婉言拒绝。李劫人说：“教书比写文章还苦。一个月写两万五千字是容易的……我爱自由。我要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要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一上讲堂，就变玩把戏的猴子了。”

胡风回忆抗战期间在香港一个聚会上对陈翰笙和乔冠华的印象：“在九龙一个茶室，有二三十个人。陪着陈翰笙的是一个很年轻的人，知道是乔冠华。不记得他讲话没有，也不记得陈翰笙讲了什么。只记得陈翰笙态度拘谨，说话的声音低而慢，学者的派头。他却似笑非笑地很自在，好像有一种凌驾于客人和到会者之上的气概。”

胡适点评冯友兰：“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汤恩伯当旅长时曾对手下一参谋说：“一个人的个性不能让部下摸到，否则他会找你的弱点进攻。记得孙传芳有个弱点，凡是他的部下当面骂了他的娘，不但不会受到处分，反而会升官，原因就是他觉得此人胆大。因此，他的部下有时故意去骂他一顿。”

高梦旦深信西医，反对中医。扬言即使到了西医束手之时，也绝不请中医一试。丁文江就其不信中医，爱吃肉，不喝酒，爱步行等特点，送他一副对子：“吃肉走路骂中医人老心不老；喝酒写字说官话知难行亦难。”胡适后来把对子抄下来送给高，高视为知言，挂在客厅。

章太炎1914年夏天游历南洋，特地到爪哇三宝垄访华侨巨商、后来成为顾维钧岳父的黄仲涵。黄此时已入日籍，闻章太炎来访，即吩咐家人转告，老爷正在浴室冲凉，请客人等一会儿。章在客厅左等右等，主人就是不露面。章一气之下拍案而起，大骂一声：“什么东西！”拂袖而去。

1924年秋，冯玉祥的部队将曹锟囚禁在总统府延庆楼内。时任陆军次长的王坦担心曹的安全，前往探视，曹对王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什么说的。”

抗战期间在程潜手下任职的肖作霖晚年回忆程潜：“我当时年轻，喜欢玩，一坐上麻将桌子就是一个通宵达旦。有一次，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晏勋甫说：‘要打个电报催作霖回来。程潜说：‘不要催，他玩够了自然而然就会回来的。……平日我们开会，他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抽雪茄烟，一不过问，二不参与讨论。当散会时，他问：‘讨论得差不多了吧？我们说：‘讨论完了，您老人家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于是，他就和愿意留下来陪他熬晚的人谈天了。”

张元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期间，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来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三四次。后来王云五任商务总经理时，何柏丞任编译所长。何每天向张元济报告所务，都套在新的信封里差人送去。两三个星期后，送信人带回一叠何送去的信封，并附有张元济的一张纸条，请何以后用这些旧信封。

恩怨

民初，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破裂。梁的故友周善培回忆，1913年冬，康一再托梁为其办事，某一回梁没有照办，康大怒，让周去信责备梁，遭到周的婉言谢绝，康遂断绝与梁的往来。几年后，梁从广西到上海，经周一再撮合，康才答应和梁见一面。当日由周陪同梁往康府，梁进门后磕了几个头，康也不还礼。坐了不到一个小时，这对著名的师徒便无言而散。周善培说：“从此康、梁就神离而貌也不能合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锡山对手下说：“介三（陈长捷字） 在天津破城后被俘，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宜生 （傅作义字） 这么干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事情，说是为了保存文化古物，这话是不能成立的，什么是文化古物？你不打就投降了，这么做已没有文化精神，难道剩下的一些字画、瓷瓶、古董和建筑等等，才算是文物吗？”

上世纪30年代初，孙科任行政院长时，汪精卫一度在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养病。冯玉祥一次从山西汾阳到上海，自以为和汪有一段渊源，特意到医院探望，以表关怀。孰料汪精卫怕对冯玉祥过于热乎而得罪蒋介石，显得十分冷淡，致冯大为生气。汪冯关系，从此疏远。

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度失势，在重庆闲住。一次和人谈起宋子文时说：“西安事变时，我们主张他陪蒋夫人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他同蒋的感情，总算做到。不料今天会落井下石地联合外人倒我。”

周作人看吴稚晖：“吴君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千万里。”

冯友兰在忆及黄侃时说：“他在北京，住吴承仕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曹锟任总统期间常患病，也不大见客或出席公务活动，渐而有他已死的谣传。后曹命王毓芝追查谣言的来源，王查后向曹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传出来的：总理孙宝琦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说曹大总统不出一月即死，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听后大为震怒，骂孙是“老混蛋”。孙知曹对其误会，三到公府，想当面解释，曹不予接见，叫手下人答复孙：“我已经死了。”

1933年3月，周作人致信江绍原：“观蔡公（蔡元培） 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 （鲁迅） 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后，猜忌四起。当事人及张凤举、徐耀辰两个见证者均三缄其口。周氏兄弟的朋友章川岛回忆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钱穆在 《师友杂忆》 中忆及，他与胡适初次见面时谈到冯友兰，胡适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 右者。”

（选自《去趟民国Ⅱ》/刘仰东 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