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之一：和鲁迅的误会

沈从文曾是鲁迅的崇拜者，这一点从沈从文先生早期的文章标题，或可窥测一二。他的《狂人书简》看起来更像是对风行之后的《狂人日记》的一种仿制。

除了给郁达夫写过求助信之外，沈从文似乎还给其他名人写过求助信，比如周作人。荆有麟在回忆丁玲时曾这样写过：“在鲁迅先生说过这话以后的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周作人）先生那时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

而沈从文是否给鲁迅先生写过求助信，则不能确定，据目前所看到的信件、日记及回忆文字来看，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他给鲁迅先生写过求助信。但丁玲女士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却让鲁迅和沈从文一生交恶。这实在是一个文坛上的小缺憾。

鲁迅先生在1925年4月30日的日记里特记下“得丁玲信”，而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这篇回忆文章里，仔细写了她给鲁迅先生写信的经历：“这时，有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教我法文，劝我去法国。他说只要筹划二百元旅费，到巴黎以后，他能助我找到职业。我同意了。可是朋友们都不赞成，她们说这个人的历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着他去，前途渺茫，万一沦落异邦，不懂语言，又不认识别的人，实在危险。我母亲一向都是赞助我的，这次也不同意。为了寻找职业，我从报纸的广告栏内，看到一个在香港等地经商的人征求秘书，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元，却可以免费去上海、广州、香港。我又心动了。可是朋友们更加反对，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人贩子。我还不相信，世界就果真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满生荆棘，遍设陷阱，我只能在友情的怀抱中走进大学的一条路吗？不，我想去试一试。可是母亲来信了，不同意我去当这个秘书，认为这是无益的冒险，我自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怎样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以何为生呢？我实在苦闷极了！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地陈述了一番。”

然而，两周之后，焦虑的丁玲并没有得到鲁迅先生的回信，丁玲很绝望。

在此之前，丁玲已经在长沙和上海闯荡了一番世界。

沈从文在《记丁玲》一文的开头部分，也用了几近过度的篇幅介绍丁玲到北京之前的状况，先是去长沙读书，然而不久便被上海的一种半工半读的风气吸引。到了上海呢，倒是认识了一群名流，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等。这倒是一个爱情的福利，于是，一起前去的王剑虹和瞿秋白好上了，这打开了丁玲的情商。然而，不久后，丁玲三个女伴中的一个害热病早逝，一个提前回了湖南，只剩下这王剑虹和她两人在南京又大肆玩了多天，经济上困顿，又找不到工作。甚至，同乡们看她们两个打扮得像妓女，还联合起来抗议她们，要求她们离开南京。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下，王剑虹回到了上海，丁玲到了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院。然而，丁玲并没有考上，所以，前途迷茫的她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

其实，这信若是早一些写，命运可能就会改变。比如，在1925年3月11日之前写，哈，这样说，多少有些荒唐。因为，1925年3月11日这天晚上，鲁迅先生收到了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到了4月30日这天，鲁迅和许广平已经进行到了爱情的初期试验了，他正一门心思地应付着许广平这样一个有着迷茫症状的病人，无暇他顾啊。所以，丁玲的绝望几乎也和鲁迅先生的恋爱有关。

包括鲁迅对沈从文的误解，或多或少，都和鲁迅先生的这场恋爱有关。

通常，恋爱中的人，精力都会放在自己珍惜的事情上，视野会变窄，其他的事情，便不再认真细究。比如，对于丁玲的这封求助信，他便觉得孙伏园的话有依据。既然是这样，信自然是不回的了。可是，事有凑巧，丁玲写完求助信后不久，便认识了在《京报·国语周刊》做编辑的胡也频，而胡也频对丁玲几乎是一见钟情。没过两天，胡也频去探望刚刚认识的沈从文时，也带了正无所事事的丁玲一同前去。

想不到，丁玲和沈从文的共同语言挺多，不只是因为沈从文的哥哥当兵的时候去丁玲老家安福县的家里住过；而且沈从文的表哥黄玉书喜欢上的那个女孩杨光惠，竟然也是丁玲的朋友；还有，天天碰面的那个校长，竟然是丁玲的母亲。这可真是有缘。

胡也频领着丁玲从沈从文那里出来没有两天，丁玲有急事回了湖南。

丁玲在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里是这样解释的：“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来北京的，现在准备回去。他说东北军正在进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在北京我本来无事可做，没有入学，那个私人画室也不去了。唯一能系留我的只有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这只给我失望和苦恼。我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母亲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我了，正为我一会儿要去法国，一会儿要当秘书而很不放心呢。那么，我随他归去吧，他是王剑虹的父亲，也等于是我的父亲，就随他归去吧。”

这以后不久，胡也频就开始到处找丁玲。大概是这个时间，他自制了一张丁玲弟弟的名片，来找过鲁迅先生。我甚至曾猜测过，胡也频是想从鲁迅先生这里探出丁玲都写了什么内容，是不是可以通过这封信获取到丁玲的缺失，让他好去做补救的工作，打动丁玲。

然而，鲁迅正在生沈从文用一个假名字来欺骗自己的气，现在，发现沈从文竟然还要编出来一个弟弟来证明丁玲是真的，所以，更生气了。

他在1925年7月20日给钱玄同的信里，这样写：“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这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觉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于一类也耳矣。”

鲁迅先生的性格多疑，常常惹得他的对手们举例攻击，然而，在丁玲信件的事件前后，的确是鲁迅先生自己仅靠身边的人的一句说辞，就完全相信了。事后，鲁迅先生知道，确有丁玲其人，但又因为沈从文和徐志摩等人走得近，而完全没有机会握手言和。

但是，丁玲的这封信误伤了沈从文之后，鲁迅先生对青年作家的信和要求便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误解了，包括萧军萧红，更是因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从此走上文坛。

鲁迅先生这种对陌生人信件的重视，不能不说和丁玲的信有关。

之二：徐志摩先生

《沈从文全集》里现存的给徐志摩的信件有两封，第一信可用两个字概略：哭穷。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28年12月4日，此时呢，沈从文的母亲病着，刚在北京看了病，转到上海不久，他的妹妹也跟着她在上海一起生活。当时的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一起办了红黑出版社，却一直没有赚到钱，甚至还赔了些本钱。在信里，沈从文这样写道：“近从文已迁萨坡赛路二零四号。目下情形，实在窘中，北平方面亦非钱不行，且因上月欠人钱太多，实有非还不可之势，因子离说钱钱不得，新月方面不能为从文设点法，眼前真不成样子。因穷于对付生活，身体转坏，脾气亦坏，文章一字不能写。自己希望也不为过奢，但想得一笔钱应付各方，能安安定定休息一个月，只要有一个月不必在人事上打算，即是大幸福，此事你帮帮看看。”

沈从文求徐志摩帮他说说好话，如果欠他的钱不能给，就先垫付二百元给他，他以后用书稿来还钱。他还写道：“总之这时是有五百块钱也有正当用处的。最低限度我总得将我家中人在挨饿情形中救济一下。实在没有办法，在最近，从文只好想方设法改业，文章赌咒不写了。”

沈从文所说的想改业，不过是想去跟着刘海栗学画画，将来好赚些钱养家。

徐志摩正是听说沈从文有放弃写作的意思去上学，才将他推荐给胡适所在的中国公学，并对沈从文说，你念什么书啊，还不如去教书。

徐志摩和沈从文的交往应该再往前推些时间，郁达夫给沈从文写完公开信不久，负责《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因为鲁迅先生的一首诗，与总编吵了一架，不干了。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之后，沈从文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25年10月起，《晨报·副刊》邀请徐志摩做主编。徐志摩将沈从文列为重点作者，在发表沈从文的散文《市集》的时候，专门配发编者按“志摩的欣赏”来赞美沈从文，录入如下：“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可是这篇叫做《市集》的文章，沈从文一稿发至了几处。大概先是投稿给了《晨报·副刊》，并没有得到认可，过了些日子，沈从文又将稿子投寄至《燕大周刊》，结果发表了。胡也频呢，当时在《京报·民众文艺》做编辑，觉得沈从文的这篇散文写得不错，便又转载了去。

等到沈从文看到《晨报·副刊》发表这篇文章，甚至还配了徐志摩的推荐，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徐志摩，马上又写了一封信来说明情况。在信里，他这样写：“志摩先生：看到报，事真糟，想法声明一下吧。近来正有一般小捣鬼遇事寻罅缝，说不定因此又要生出一番新的风浪。那一篇《市集》先送到《晨报》，用‘休芸芸名字，久不见登载，以为不见了。接着因《燕大周刊》有个熟人拿去登过；后又为一个朋友不候我的许可又转载到了《民众文艺》上——在此又见，是三次了。小东西出现到三次，不是导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

而徐志摩看到沈从文的声明以后，就将沈从文的说明发表了，并在那说明的后面附上了他自己的回复：“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沈从文在上海期间，经济困顿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人，是徐志摩。由1928年这封信可以看出。在这封信里，沈从文甚至对徐志摩说，“在你们新月社那里的一本书稿，虽然已经排好了版，但是，如果有别的出版社给我钱来出版，你就让出来好吗，大不了，我将你们的排版费付了。这样的话，有了结余，也好解一下我的燃眉之急。”

徐志摩自然是帮助了沈从文的，因为不久，沈从文便因为徐志摩的推荐到了中国公学去教书，虽然只是一个讲师，但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沈从文在1929年6月初给父亲沈宗嗣的信里写下了他的待遇：“现有人正同意找男教书，一百七一月，大致为公立大学，一星期在十个钟点左右，约四元一小时。”

比起当时沈从文一千字才挣两三元的稿酬，这份稳定的工作自然是帮了他的大忙。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不久，沈从文也结束了在中国公学的教职工作。这个时候，胡适和徐志摩又一起举荐沈从文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书。

不仅如此，胡也频被捕后，丁玲的书稿当时出版不了，也还是徐志摩帮着推荐出版了一部。同时，救助胡也频的时候，徐志摩和远在美国的王际真均帮着沈从文出了些钱。

因为救助胡也频的缘故，沈从文错过了武汉大学的开学时间，徐志摩又一次举荐沈从文到了青岛大学教课。

正是在青岛大学期间，沈从文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然而，十天后，徐志摩便因飞机失事殒命了。

这封被多人解读过的信里，传递出很多名人的轶事。

信的开头这样写：“这里近日来冷了一点儿，但不如北京那么大风。（北京人十分温和，北京的风可有点刻薄。）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她应当在北平找点事做，能够为她援一手的只有你，你若有那种方便，为她介绍到一个什么大学去作女生指导员，比教书相宜。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通同 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载得来的。为了使她心情同年龄相称，她倒是真真需要‘教婆教训一顿的人。”

这一段信里说出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新月派的女诗人方令孺，被称为当时中国第一美女作家，但因为在青岛大学和闻一多有了些感情的纠葛，惹出了许多议论，所以，她不得不离开青岛大学。沈从文写信时说“女人照例的悲剧”，大概就是指她与闻一多的爱情。而更让读者反复研究的是信里所说的“教婆”是谁。

这封信接下来的内容还说到“教婆”：“你见‘山友为我问问要一张画，难道不行吗？……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这一段内容里开头说到“山友”，是指的林徽因。

1928年的秋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巴黎结婚后回国，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然而，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不久，林徽因病倒了。不得不离开沈阳东北大学，一个人回到北京的香山疗养。

这一段时间呢，不少文朋诗友常到香山上去看望林徽因，徐志摩自然是最常去的一个。不仅仅去看，讨论诗歌，有时候，徐志摩还住下来，就住在林徽因住处附近的小旅馆里。

时间久了，自然有一些闲言传出来。

而沈从文信中的“山友”自然是说徐志摩住在香山上的女友。而沈从文托徐志摩向林徽因求画，且说得暧昧轻浮，给读者传递出许多想象的空间：难道不行吗？

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轰动全国，沈从文自然也是一个受教育者。然而，生性多情的徐志摩并非不爱陆小曼了，而是他的心非常的宽厚，他有足够多的精力在爱情上多爱一个人。

所以，当他和林徽因通过诗歌频繁传情的时候，冰心也上香山看望林徽因了，并写了一首劝慰林徽因的诗，诗的名字叫作《我劝你》，诗的内容如下：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

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曾费过一番沉吟

单看你那副身段，那双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

还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灵。

他洒下满天的花雨

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

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你是王后，他是奚奴；

他说：妄想是他的罪过，

他为你甘心伏受天诛。

你爱听这个，我知道！这些都投合你的爱好，

你的骄傲。

这美丽的名词随他去创造。这些都只是剧意，诗情，

别忘了他是个浪漫的诗人

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你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地，一个人哪能永远胡涂！

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绝叫，哀呼。

他挣出他胡涂的罗网，

你留停在浪漫的中途。

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

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有永远的冷淡，是永远的亲密！”

冰心这首诗自然是写给林徽因的，她想告诉林徽因的是，不要听徐志摩的甜言蜜语，诗人的天生工作就是制造这些，所以这些美好的句子，这些剧意诗情，都是无聊的。

大概正是因为这些说教的句子，沈从文在信里给冰心起了一个“教婆”的称谓，又或者是徐志摩私下起好的诨名。

总之，沈从文在给徐志摩的信里，说方令孺应该接受“教婆”的教育，大概就是有《我劝你》这首诗里所表达的意思。沈从文冷幽默，他认为林徽因或者并不需要这首诗，而真正需要这首诗的，是方令孺。

冰心的这首诗写好以后，沈从文到北京替丁玲主编的《北斗》去组稿的时候，正好遇上这首诗，所以，丁玲就把这首诗发表在《北斗》杂志的创刊号上。大概是因为沈从文给丁玲讲过这首诗产生的背景，所以，丁玲也点评了一下这首诗。

而这首诗所劝慰的对象又是徐志摩所喜欢的林徽因，所以，才有信中所说的“五十岁礼仪”一说。

然而，这封信刚刚写完的第七天，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便因为飞机失事丧命在济南附近的一个山脚下。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1月21日下午，当时包括沈从文在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在杨振声家里喝酒聊天。而当天晚上，只买到一张三等车厢票的沈从文一夜未眠，赶到了济南。

11月23日刚刚从济南赶回青岛的沈从文给远在美国的好友王际真写了一封信，介绍徐志摩的死讯：“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的‘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碎，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堕地前人即已毙命。廿一此间接到电后，廿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廿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当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二十三早晨。”

从济南回到青岛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沈从文给胡适写信，向胡适介绍了那架飞机残骸，想让胡适帮助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必要买下这飞机的残骸，好纪念徐志摩用。沈从文在信里说，定下一个日子，在全国各地同一时间，分别场地，举行一个纪念徐志摩的活动。

1931年12月12日，沈从文又一次致信胡适，说明关于徐志摩的一些档案资料，有些不适合由林徽因保管。他这样写道：“适之先生：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轻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这封信里，沈从文透露出，徐志摩曾经希望沈从文以他年轻时的荒唐爱情为原型，写一个小说，他愿意将他所有的资料都献出来。然而，徐志摩逝世后，因为过于伤痛，沈从文并未写任何纪念文字。一直到三年以后，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做了专门的纪念徐志摩的专辑，才写了纪念徐志摩的文字《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这篇记录他奔赴济南看徐志摩最后一面的长文里，他这样写他对徐志摩的热爱：“我的悲伤或者比他其余的朋友少一点，就只因为我见到的死亡太多了。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这些人理解志摩，哀悼志摩，且能学习志摩，一个志摩死去了，这世界不因此有更多的志摩了？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我希望的是志摩人虽然死去了，精神还能活在他的朋友间的。”

值得补充的是，徐志摩搭乘邮政局的飞机赶往北平，是急着想要听林徽因的一场演讲。所以，徐志摩的死，除了对沈从文来说是一个友情的结束，更多的，还有那情感上启蒙的结束。因为1931年11月，他和张兆和的爱情，仍然在他一厢情愿的热情里，并无进展。

除了在给美国的王际真的信里诉一下感情的苦之外，他多么需要徐志摩这样感情复杂的友人，来启蒙他下一步的爱情啊。

之三： 王际真先生

王际真，是沈从文朋友中非常特别的一个。他让我想到鲁迅和李秉中的关系，虽然王际真和沈从文的年龄相仿，而李秉中的年龄和经历与鲁迅却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友谊，以及在信件里深入探讨两性生活，甚至日常生活的深度，确是十分相近的。

王际真是山东人，在美国留学，1929年夏末，经由徐志摩的介绍而与沈从文熟识。在沈从文恋爱前后，作为沈从文最好的读者和听众，两个人通信是最多的。因为王际真的地址是美国，要用英文的，所以，每一次王际真都是将英文的信封写好，在给沈从文寄信的时候，寄来一叠空信封。沈从文呢，就直接将写好的信装入。

查看《沈从文全集》的第十八卷，1929年至1931年间，除了正常的写作，沈从文基本上在和远在美国的王际真通信。

通信的内容也很宽泛，除了在信里讨论寂寞、日常生活的苦楚，他们也多次讨论爱情和理想。

现存的通信中，沈从文与王际真的第一封通信是残缺的。沈从文对王际真在美国的生活并不了解，所写的内容也多是客套的：“到了美国还是把一切事详详细细告我们吧，我希望这是你高兴的一件事。在此无所事事的我，是以得到像你来信那样不嫌琐碎引为愉快的。关于写的方面，你应当率真的指点我的不对处，因为我非常明白我的短处是所采用的体裁极窄，而我又无法知道许多好的方式。我愿意有人告我所宜走的一条路，怎样做便使我精力不至于白费，我没有不乐从的。”

这是1929年9月15日信的部分章节，这也是沈从文第一次给王际真写信。大概在见面聊天时很是投机，所以，在这第一封信里，沈从文也流露出对生活在上海的无力，甚至对前途渺茫的无助。信的末尾，他有这样的一句：“我发烧到不知多少度，三天内瘦了三分之一，但又极怕冷，窗子也不敢开。无事作，坐在床边，就想假若我是死了又怎么样？我是没有病也常常这样想的，大约彻底说来，就是人太不中用的原故了。”

这样灰暗的心情，其实还是和当时沈从文的入不敷出相关。在之前的六月初，给父亲沈宗嗣的信里，也是这样的情绪：“数年来心情殊恶，到近来则更觉于空空洞洞之虚名无所用，故目下作文章亦只为对付生活，求较精深，自属无望。书一卖去，即非己有，虽在北平方面，识与不识，皆有为之捧场叫好，然在男视之，则反以为无聊。因为一切皆感无聊，所编之《人间》月刊亦辞去矣。”

在给王际真的第二封信和第三封信里，沈从文两次提到想要寻死。在1929年10月19日的信里，沈从文这样写：“若果在将来我可以在美国也生活得下，我愿意远走点到美国来流几年，在中国我在任何形式生活下全找不出结论，所以一面教书一面只想死，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有理由厌倦。或者我在今年会作出一些使你吃惊的事来也未可知……”

所以写让王际真吃惊的事来，无非有两点，一是自杀，二则呢，或者和一个坏一点的女人同居。这后一点，在以后的信里写到过。

然而，不久，沈从文所在中国公学有一个学生自杀于江边，这本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可是学生们却当作热闹去看，数以百计的人去那里看热闹。这让沈从文非常气愤，他在1929年12月13日给王际真的信里写道：“昨天此间学生之一自杀于江边，同时为看热闹往观者约数百人，本意活到不高兴时也许自杀，但看看一些毫无人性的大学生，把看死人为天朗气清一消遣事，觉得还是活下来为好了。”

沈从文将自己生活里的苦楚说给王际真听，王际真呢，也将自己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沈从文听。比如，王际真说起自己的喝酒，沈从文便在信里劝他少喝点酒。然而，劝说是劝说，过了不久，他自己和妹妹倒是买了一些喝起来了。

1930年元旦刚过，旧历年底的时候，沈从文给王际真写信时说到，他过生日那天在江边闲走，曾想过要跳下去。可是，又觉得跳下去没有理由，至少得为一个女人什么的跳下去才有意义。他在信里说：“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使我投江的女人！现在的女人总好像是等到那里，只要我伸手就开口说我投降，凡是投降的女人，我就要从她们身上找投江机会也不行了，所以还得想别的方法，也许十九年当有些新事情发生。”

在这封信里，他把结婚当作一件冒险的事情，他对王际真说他不想找一个好太太，因为他不需要，他想在坏女人中选一个最坏的，然后试试婚姻。

这自然是他的玩笑话，他总以为自己找不到像凌叔华那样的好太太，所以，就想着找一个出风头的道德败坏的女人，体验一把人生绝望的滋味。

然而说是这样说，三个星期以后，1930年的1月22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里这样写：“近来常常想试同人结一次婚，可是照目下情形，就是打锣满街喊也喊不出一个……”

在此前的信里，王际真大约是想翻译国内的作品，沈从文并不推荐郭沫若和郁达夫，他告诉王际真，鲁迅和冰心不错，但最近写得不多。

有一天，1930年春节刚过不久，沈从文给王际真正写信，还没有写完，有五个学生来找沈从文，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向沈从文讨教如何写文章的。沈从文不教他们如何写文章，而是告诉他们，最好去谈恋爱。可是那些男生女生乐呵呵地，不信沈从文的话，非要让沈从文开一个读书的清单，沈从文只好照着做了。他在信里便向王际真抱怨：真是一批蠢东西。

和张兆和的恋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沈从文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无从查证。但是，在1930年3月27日致王际真的信里，已经彻底坦白了自己的苦恼：“我是最软弱不过的，除了做文章养成仿佛强硬的个性以外，其余都是软巴巴的。譬如到这里，本来好像也不会为这地方的女人难过，但居然就难过了，但又明知道不值得难过，但总忘不了这难过。好像吃亏了（根本是一个女人纵平时不缺少聪明，但她那聪明并不是为了解男子而预备的），受了羞辱，一点儿自尊心情毁了，这作先生的课也不愿意上，关到房门伤心，想到一些处置这未来的自己。明明白白的是把事情辞去，跑到上海，那么至少在逃遁的勇敢情形中，也可以使女人难过一阵。不过我是无用的，我糟糕得很，居然用‘到将来你会懂我那种妥协，把自己从苦闷里拉出，仍然留到这里而且仍然上课了，这些事上我感（到）我无力振作的伤心。我就是尽这惰性在生活中滋长，常常而且永远把自己位置到最失败的地位上去。一个懂女人的人，是永远不会爱女人的，我现在就好像只有拿这个话来作慰藉。痛恨自己，不惜最残酷地刻薄自己，打了无数东西，见了女人什么也无可说，到失败中总还只去各种事上发现原谅女人的理由，这‘懂事，也只证明自己转向衰老一面的自觉罢了。想到这些事情时，便是想到回转家乡做隐士的时候。”

这是他与外部世界的人，第一次分享自己的隐私，他有了一个自己喜欢却并不喜欢自己，让他感到难过的女人了。

除了和王际真在信里讨论他喜欢的黑脸女人的事情以外，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每过一阵子，信封便会用完，而下一次，王际真又会寄来一包写好了地址的空信封。

王际真想要学习什么乐器会征求沈从文的意见，沈从文新出了什么文章也会向王际真汇报。

两个人用近乎情侣的精神在写信，胡也频被捕的事，徐志摩死亡的事，也正是因为这些信件里的交流，两个人一步步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谊。

一直到1980年的11月，沈从文在终止文学创作四十年以后，在国外慢慢引起关注。这一年，他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演讲会结束以后的第一件事，他便委托校方打探王际真的情况。因为王际真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过，且在这所大学退休。是王际真创办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系。

然而，沈从文托人带去的信，王际真回复了，说是知道沈从文来美国了，但因为彼此都老了，为了保持过去年轻时的好印象，不见面为好。彼时的王际真已经八十余岁，退休二十余年了。是有名的怪人。

然而，沈从文还是找到了王际真的家，并见了面。王际真当时独居，老伴已经离世，他孤单一个人居住。

沈从文让张兆和给他做了好吃的，王际真也非常开心。

他拉开抽屉，让沈从文看他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旧作，一本是《鸭子》，一本是《神巫之爱》，这是20年代中期沈从文最早出版的两部作品。隔了50余年，又一次看到，沈从文百感交集。

是啊，当年那个在信里惹得沈从文大哭的女人已经成为了老太婆，当年翻译自己作品，不停资助自己度过贫困生活的友人就在眼前。这一切都如梦境一般。

王际真找到了沈从文1928年至1931年期间写给他的信，沈从文翻那些五十年前的旧信，看着眼前的王际真，泪眼朦胧，怅惘极了。

似乎，他又一次回到了1930年的初春，他一封一封情书给张兆和，而屡遭退稿的情形，这一如他1923年初到北京时的情形一样。

他的人生，仿佛在开始的时候，总会有退稿信，而最后，总能收获美满丰富的甜酒。

责任编辑 高 鹏

赵 瑜：中国作协会员，习散文，小说，曾出版散文集《小忧伤》，随笔集《小闲事》《小荒唐》，长篇小说《暧昧》《六十七个词》等。现供职于《天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