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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登高 放飞理想(二)

2016-05-14李文学

农家书屋 2016年6期
关键词:祁连山笔记

李文学

(接上期)

二、与群众的感情

跋涉在祁连山区的地质队员,要经常同当地的农牧民打交道,特别是要同少数民族兄弟有来往,久而,地质队员就同当地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者主动接近当地群众,不但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而且也使作者深入地体察了乡情,了解了民情,产生了感情。作者说:“我对他们了解的愈深,感情愈真,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愈重”。

在同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作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当地的贫穷,了解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作者在1974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附近的农民看到我们到了以后,每天都有三三两两来卖鸡蛋,多半是老人和妇女,自家喂养的鸡下了蛋,一个也舍不得吃,拿来换些钱,买些盐和日用品。每每看到这样的劳动妇女来到,我就不由地拿他们的生活对比我们的生活,拿他们的劳动对比我们的劳动,内心感到无比地惭愧”。这段话,有对卖鸡蛋农妇的怜悯之情,也有珍惜当下地质队员的岗位,立志把“惭愧”变成工作动力。

回忆文章中写到作者到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家做客的情景,形容“牧民的圆帐篷虽然简陋,却处处透着聪明智慧”。喝着酥油茶,吃一口油渣饼,受到热情款待,牧民却分文不收。“为表达对主人的谢意,将带来的馒头、糖果留给他酣睡中的小宝宝”。

在同当地群众的接触中,作者知道了“涝坝”就是村民为存放由水渠引来祁连山雪水而修挖的水池。作者用“看着水一滴一滴从冰上融下,水珠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仿佛在说:用水难,水来之不易”。每当看到农家升起的袅袅炊烟,闻到空气中散发的烧牛羊粪的气味,作者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作者常常想:“地质队员总希望每一次踏勘都能有所发现。即使是一块石头,通过我们的野外工作,能逐步证实其经济价值,从而改变地方或当地人民的生活”。与工作联系起来,他认为解决当前农民的燃眉之急,出路在于地质队员多找煤床、多开矿。他想帮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民族情,他记得。作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至今我还记得曾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藏族驮工耕正。这个小伙子聪明能干,常和我们一起说笑。我到北京工作后还收到他的来信”。根据甘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作者将“加强为农业服务的地质工作,着力解决找水、打井和抗旱”列入全局地质找矿工作的重点。

作者热爱地质工作,也关心农民的收成。1979年7月25日,正值麦收,天阴了。作者在日记中写道:“农民赶抢收麦,可连日阴雨,天公不作美,让人担心”。在这段与农牧民相处的日子,作者在心灵深处种下了“爱民”的种子,也为后来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与家人的亲情

《笔记》的主体是记录工作,偶尔也可见作者与家人的亲情述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地质队员的“工作台”,帐篷当房草垫当床,同家人聚少离多,作者在野外也经常想念养育自己的父亲母亲,挂念着子女,惦记着对晚辈的教育。《笔记》中记录亲情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寥寥数语,亲情浓浓。

有一篇日记记下了丈夫与妻、女之情。1979年1月21日,“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渣,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那天,我送莉(妻子)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受”。“聪明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得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棉大衣脱下,免得出外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边有个光身子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无疑是个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身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陷入了苦苦的思索”。这段日记让读者体会到,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地质队员,也履行着做丈夫和父亲的义务,到车站去为她们母女送行;女儿依偎在身旁,说明孩子有安全感;女儿穿得很暖和,与眼前所看到的贫苦农民孩子的着装形成强烈反差;“苦苦的沉思”思的是什么?日记中没有展开,从字句中猜测,作者可能在想“为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吧!”

作者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1972年野外作业的最后一天。想到一年的野外任务就此结束,不久可以和家人团聚,快乐兴奋的氛围弥漫在夹皮沟上空。尽管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样品,但下山的速度似乎也比平常更快些”。完成一年的工作任务,作者也盼望早点回家,连下山的速度都加快了。这样原汁原味的日记,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地质情与亲人情是不矛盾的。1974年8月4日的日记,作者记下“离家才周余,可好似许久了”这样的话。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说明作者在忘我的工作余暇,也还惦记着家,这是人之常情。1978年的最后一天,作者在日记中写下记日记的两个目的:“一是不断地激励自己;二是留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父亲是怎样生活的,或许从中有些教益”。由此可见,尽管天各一方,对子女的教育父亲是记在心上的。

作者出生在天津的宜兴埠,那里不但有他童年的记忆,而且住着他的父母双亲。常年在外地质郎,几年难见爹和娘。穿上娘织衣,仿佛妈在场。回忆文章写道:“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穿上这件毛衣既暧身也暧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见物思亲,想念父母的心情难以言表。由此不难看出,作者不但是优秀地质队员,而且也是一位知礼节、敬孝道的好儿子。

基,夯得实

作为一名优秀的地质队员,作者的成长又一次证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哲学思想的客观存在。1978年12月,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作者走上了区测二队副队长的领导岗位;198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作者为地矿部副部长。由副处级升为副部级,间隔58个月。单纯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偶然因素。但从客观上看,是事物发展的必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着重点及时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尽快发现选拔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这是作者快速进步成长的外因。作者完全符合干部“四化”的要求,并且由于多年的历练具有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超前意识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每走上一个台阶,理政能力都仍然有剩余。这就是作者岗位不断变化的客观必然性。

一、厚重的学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干部成长的动力。读《笔记》不难看出,作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学等地质、物探专业知识,具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等普通学科知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功底,而且还适应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补上了企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一系列与工作有关的学科知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这是作者渴求知识、练就本领、孜孜不倦地读书、求学的座右铭,以书为伴,成为了作者人生的基准坐标。

立足于本专业,不断拓宽知识面,博览群书,这是作者读书的具体选择。作者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中国地质学》,由此为始点,把读书学习当成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校期间,在地貌、地层、构造、岩石、古生物、矿物、矿床、水文、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探等学科学习中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专业基础,还掌握了岩矿鉴定、古生物鉴定、实验分析、遥感应用、填绘地质图等技术方法。《笔记》中表明,作者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等一系列政治类书籍;读过《中国通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 一系列史学类书籍;读过《毛泽东诗词》、《鲁迅文集》、《刘禹锡诗文选注》、《王安石诗文选注》等一系列语言文学类书籍;读过《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和世界名人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所写的人物传记类书籍。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纵览历史、横观发展,有这样雄厚的理论功底和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来垫底,可以运用自如地与不同层次的人交流对话,可以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析现实社会现象,还可以在鉴古论今中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

《笔记》中写道:“我喜欢独自穿行于山岭沟谷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喜欢在宁静中读书与思考”。第一句话的实质是认识客观世界;第二句话的实质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论升华。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可能也是作者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

作者认为英语没过关是个遗憾,说明他贵有自知之明。

二、坚强的毅力

在《笔记》收录的几百篇日记、笔记、地质草图和调查报告中,虽然文体不同,标准各异,却可见作者做事精益求精的要求是一致的;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却可见作者一往无前的精神;也不曾有豪言壮语的表白,却可见作者坚强的毅力。

祛除病魔,靠毅力。作者进入大学的1960年,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经济大幅滑坡、物资供给极其匮乏的时段。由于供给与需求矛盾的越发激烈,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秩序受到影响,能不能吃饱肚子是个大问题。在如此特殊的时段,作者患上浸润性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是严重危及生命的疾患。对抗这种疾病,除了要有对症的药物,还必须在“养”上下功夫。一是停学休养;二是增强营养。作者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他会积极配合治疗。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休学,营养是否增加,也是个问号。他能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战胜疾病,豁达的心态、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心态”和锻炼,根源是坚强的毅力。

到高寒的祁连山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一线地质工作,饥一顿饱一顿,背着沉重的“嫁妆”去翻山越岭过大河,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容易旧病复发。作者在1970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近两天,由于劳累过度,特别是几次到一里外的地方挑水,肺部有些不适,痰显著增多、加浓,身体常感疲乏,我疑惑肺病又犯了”。看到这里,有情有意的读者都会生发出几许担心,但接着往下看,我们又被作者钢铁般的意志和把生命看淡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作者写道:“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欣慰的是,作者靠良好的心态、坚强的毅力,终于躲过劫难。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既为下一代树立了奋斗的榜样,又获得了强壮身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本领。

坚守选择,靠毅力。在长达12年一线地质队员的工作和生活中,作者曾遇到重重困难,也经历了涉险过河、遭遇大洪水和飞砂走石的沙暴袭击,甚至面临断炊的生存危机。在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上负重行走,体力消耗很大。可是,作者说“累了也不敢坐下,怕再也起不来,只能倚在山边靠一靠”。面对如此的险恶,坚强的他、智慧的他、幸运的他同队友们齐心协力,最终都一一排除了。作者回忆:“从1969年1∶20万祁连山幅开测到1975年结束,我们一共20人左右的分队,人员流动极大,先后有100多人在分队工作过。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我是坚持到最后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这样的结果,得益于意志不改的地质情结,也得益于像山一样岿然的胸怀。

三、为民的品德

“好干部德为先”。党培养、选拔干部的政策是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不能用,有德无才不好用,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大任于斯。

两次让薪。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的是大致平均的低工资制度,地质队员的家庭经济都不宽裕,队友们都盼望着涨点工资,改善生活。可以断言,作者当时是上有老下有小,其心情也不应该例外。当读完作者1979年1月15日的日记,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作者写道:“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9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的单位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在我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里,会知道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关系的”。这样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做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工资价值观。

可能有危险,“我去!”在《笔记》的第16页,作者给读者回放了他同队长马海山下山找车的情景。作者叙述:“在平川幅榆树沟站工作时的那个国庆节,分队唯一的一台解放牌汽车到酒泉队部拉给养,七天过去了还没有回来。分队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30多人面临断粮。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是临泽县板桥公社,也有50多公里远,而且道路是起伏的花岗岩山路和一步一陷的沙窝子路。那一天,为了找粮、找车,我和同事马海山走了一天一夜”。据《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采访马海山说:“步行下山,要么手脚并用,要么像蚂蚁走路,弄不好还有迷路的危险,想想就让人心里发怵。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作为项目负责人,马海山举手说:“我去!”手还没放下,另一个声音坚定地响起:“我去!”马海山说:“这个人正是温家宝”。马海山、温家宝两人在山路上攀爬了一天一夜,在一瘸一拐、踉踉跄跄中,他们找到了汽车。大家庆幸没出大事,苦、累、难,早被忘却了。

副厅级干部挤公共汽车下乡。在回忆文章和调研笔记中,作者多次写道“我乘车……我乘车……”这样的字句,是乘公务车还是挤公共汽车?读者在321页找到了答案。这里写道:“第二次调研,是1980年7月8月间乘公共汽车前往甘南、陇南、定西、天水等地”。我们推断,乘公共汽车不止偶然一次。“8月4日一早,我从合作南关公共汽车站乘车去武都,顺便在车站买个大锅盔当做路上的干粮,当晚住在岷县。第二天继续乘车去武都,下午抵达后径往五队。8月15日,我由武都出发,经文县、徽县至天水,在七队了解情况。8月18日,返回兰州”。我们可以算出,这次调研走了至少20天。他,一位副厅级干部,同旅客一样挤上公共汽车。当时的厅局机关装备虽然还比较差,但一般都配备上海牌、伏尔加牌轿车或苏式嘎司69和北京吉普,当时,我所在的榆树县交通局、县基本建设委员会这样的科级机关,同事们公务下乡也都坐北京牌吉普车了。由此可见,作者养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是又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调研回忆文章中叙述,1984年去新疆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地质七队调研,“晚饭时,我和职工们一起端着饭盒,在落日的余晖中吃饭。那其乐融融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很快乐”。这时的他,是国家地矿部的副部长,又像一位老地质队员。

《笔记》记载:“到地矿部工作的第一个春节,我是随同夏国治副部长在东海钻井平台上过的”。有了这样的开端,才有总理十年任上,十度同矿工、同贫困山区农民、同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一起欢度春节的过程。作者认为,和群众在一起过年不仅高兴,而且心里感到踏实。

1984年10月,作者率团赴苏考察“煤成气”项目。10月2日,在同苏方磋商考察日程时,作者向苏方提出:“我们国家建设任务很重,我们希望抓紧宝贵的时间。我们诚恳希望不要安排参观、游览活动”。在苏联的土库曼,作者率团参观了地质博物馆,那是为了借此省已,寻求地质科技和发展地质事业的借鉴;拜访了位于高尔克村的列宁故居,那是为了接受革命的传统教育。

文,素带彩

《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日记、地质笔记、回忆文章,还是调查报告,都是以记实、论理和对策选择为特点,严肃、严谨、细致、专注是文体的基本遵循。但是,记实不是刻板,论理不是教条式说教,对策选择也不是板着面孔下指示。语法的活用,以形容词烘托中心思想,巧妙地借用典故说明事理,既方便阅读,又能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笔记》的素,是指事实要素齐全,论点表达明晰,逻辑推理严密,语言修辞准确;《笔记》的彩,是指浪漫的景物描写,作者内心世界的自我袒露和情感抒怀,与事例吻合的据古典而喻今。

一、景物描写

巍峨的祁连山,是《笔记》产生的摇篮,也是作者作景物描写的浓墨重彩之处。

“祁连山它是那样的挺拔,山峰陡峭,棱角分明,直刺蓝天;它是那样深邃,层峦叠嶂,山重水复,深不可测;它又是那样美丽,山峰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山谷松柏成荫,一片葱绿”。这是对祁连山本质的提炼和特点的高度概括。

“巍巍祁连横贯甘、青两省交界,蜿蜒如卧龙”。“祁连山是山的海洋,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这是对祁连山地理位置的交待和区域特征的描写。

从回忆文章中理解,托莱山和班赛尔山是祁连山的子山。“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这是写班赛尔山与云之间的关系,写作者“远远望去”所见到的美景。

“祁连山北侧的白松涵水林带,好像一条黑色腰带围在‘白头不老的祁连山腰中”。这是向读者介绍,祁连山的背荫侧白松成林,在等高线的作用下,形成了“绿带”;“白头不老”是以山拟人的写法。

“远远望着克拉玛依,到处是采油磕头机和钻机,一座炼油厂的密密麻麻的管道依稀可见,高耸的烟囱点着天灯”。这是作者到新疆考察,对克拉玛依油田景色的描写。

“深秋时节的北京,秋高气爽。清晨的空气沁凉如水,微风佛面,使人心旷神怡”。这是作者出访苏联赴北京火车站时的切身感受。

“就在树木之中,涂有鲜艳颜色的木房,木栅栏,菜园,小玻璃暧房,青烟袅袅,十分美丽”。这是作者在访苏的列车上对沿途风光的描写。

二、情感抒怀

地质队员的工作,与外界很少有联系;地质队员的生活,枯躁乏味。作者见景生情,很容易生发出联想,借助日记来袒露心里的所思所想。

“我很喜欢同这个孩子聊聊家常,也常常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只有教育孩子从小就会劳动,懂得深切关心劳动群众,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在林场的大院里,作者看到林场职工小孩即想到自己的子女,抒发了对子女教育的认识。

“走在山路上,阳光照在身上,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感觉神清气爽”。从中不难看出,一旦结下地质情结,在艰难险阻的工作里反倒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

来到地质部,得到重用,但心情是复杂的。作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到地矿部工作才一个月,部党组提出要增补我为部党组成员。孙大光部长和部里许多老同志对我抱有很大期望,这让我感到很不安,心情始终难以平静”。

1979年7月24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这是作者给自己提要求,鞭策自己。也显露出“一定不负众望”的决心。

1982年作者刚过40岁。日记写道:“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有真知灼见,自勉”。

三、巧妙用典

典故,是中国古汉语的一大发明。“执古之道,喻今之理”。利用典故行文,可以收到在寥寥数语中确切地表达语言内涵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语言集约的高明写作方法。《笔记》的多处用典,无疑使其满篇生辉。

《笔记》作者在写到“毛衣母子情”一段回忆时,引用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来表达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同时,也流露出作者“身在大西北,心念母之恩”的母子深情。仅用十字,不但省略了一大段文字叙述,而且能够过目知理,是为巧与妙的精美结合。

1969年春,作者结束了烧锅炉的历史,开赴祁连山,从事淘洗重砂,打岩矿标本,成为一名正式地质队员。他在回忆文章中引用“无知跬步,无以治千里”的典故。此语出自战国《荀子·劝学》。《笔记》作者引来鞭策自己、警示自己,决心走好专业生涯的第一步。他将第一步视为专业知识奉献的起跑点。

作者研读元朝戈直注释的《贞观政要》,在思考唐太宗解决“十羊九牧”问题的办法时,引出了“息奔兢,裁嬖幸”的三言绝句,用来说明唐太宗“省官”,其一是削减闲官虚职阿谀献媚的人;其二是堵塞安排私人、提拔亲朋的邪道。作为学习心得,作者在笔记本上写下“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这对于现代如何裁减冗员,推行精兵简政,在作者的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笔记》中,作者还引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一系列文言警句,并且创造性地采用凝炼的手法,写出了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优词美句。比如,曾用“南面翰海百重波,北坡祁连千里雪”的诗句,形容祁连山南北坡的气候差异。

读罢《笔记》,掩卷沉思,生发出了一个愿望:盼望在中国地质博物馆能看到作者曾用过的羊皮袄、狗皮垫子和鸭绒睡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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