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楠

摘要：提及魏延之死，多数学者认为系杨仪奉诸葛亮之命，使马岱斩魏延。诚然，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杨仪以及马岱不无关系，然而杀魏延者，尚有费祎。虑及蜀汉国运的费祎，为确保自己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顺利掌权蜀汉以求平稳发展，分别翦除对其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既已消亡，费祎终得与蒋琬先后奉行诸葛遗志，萧规曹随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发展与自保达数十载。

关键词：蜀汉政局；魏延；费祎；诸葛亮；杨仪

中图分类号： K236.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6007205

人们对魏延之死的了解，想必多来自《三国演义》：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预留杨仪锦囊妙计，内书“若魏延造反，临阵对敌之时，方可开拆，便有斩魏延之计”，杨仪依计密使马岱阵之（第一百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1]561。但以上内容系小说演义，《三国志》虽记载了马岱参与杀死魏延，但以小说作史料则未免失真，故不可尽作史实。学界对于魏延之死的研究颇多，其中朱子彦《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一文认为，“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虽是杨仪”，但与诸葛亮的临终遗命又不无关系，“为了排斥异己”的诸葛亮“欲将魏延置于死地”[1]16-18。杨俊才《魏延被杀的性格因素探析》一文认为，魏延之死乃“其‘矜高的性格，与杨仪‘狷狭的性格、诸葛亮‘谨慎的性格相互冲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2]75。祝秀侠《三国人物新论》亦认为魏延、杨仪“这一对久已‘摩擦的对头，早已潜伏着不可消除的积怨”，“结果是杨仪胜利了，他杀了魏延”，因此魏延乃死于杨仪之手（《论魏延》）[3]96-98。以上关于魏延死因的论证颇为有力，笔者亦倾向于“杨仪杀魏延”说，魏延的性格及其与杨仪的矛盾固然都是导致魏延被杀的原因，魏延被杀杨仪难逃干系，但此结论尚不足令人完全信服。细读《三国志》有关魏延之死章节，可发现多处对于费祎的记载，此人在诸葛亮死后及魏、杨相争时反复出现。作为“当事人”之一，费祎在魏延、杨仪先后被杀之事上具有极大嫌疑。虑及蜀汉国运，为确保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规划，以谋求蜀汉平稳发展的费祎，先后翦除对其主政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相继消亡后，蒋琬、费祎次第奉行诸葛遗志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延存数十载。就此，笔者将围绕魏延之死展开分析，以期证实费祎乃是杀死魏延的另一“真凶”。

一

兴师北伐的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遗命蜀军密不发丧，次第班师。但先锋魏延并不服从诸葛亮命其断后的安排，而是“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卷四十《魏延传》）[4]1004。继而与杨仪所率大军对峙，魏延所部“知曲在延，莫为用命”，仅率数骑驰往汉中的魏延在途中被马岱斩杀。以上虽见于正史记载，却令人疑窦丛生。时任蜀军前锋的魏延，“若果拔营南归，杨仪等那有不知道，不加阻止，而致烧绝阁道之理”（《论魏延》）？[4]98《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善养士卒”，那为何“一下子能有烧绝阁道的‘士气，一下子又哪能如何简单的‘莫为用命”？

魏延、杨仪素有嫌隙。魏延智勇过人，战功卓著，但其人“性矜高”，颇为自傲（卷四十《魏延传》）[5]1003。杨仪聪颖练达，精熟政务，诸葛亮使军务节度皆“取办于仪”，而当蜀汉众人对自命不凡的魏延“皆避下之”时，只有杨仪“不假借延”，揣其性格未尝也不是骄矜傲人（卷四十《杨仪传》）[5]1004-1005。魏延由此极恨杨仪，二人关系“有如水火”。每当发生争执时，魏延甚至会“举刃拟仪”，使得杨仪“泣涕横集”，其不能相容若此（卷四十四《费祎传》）！[5]1061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二人不和之事连孙吴亦有所耳闻。孙权即曾与时任蜀使的费祎谈及此事，他认为既然魏延、杨仪不和，却又都被委以重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卷七十二）[5]846诸葛亮自然深知此事，但因“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所以常感苦恼，“不忍有所偏废也”，终其一生亦未解决此事（卷四十《杨仪传》）[5]1005。而二人未在矛盾伊始便爆发大的冲突，固因诸葛亮在世对二人有所压制，实有赖于费祎屡屡左右调和的“匡救之力也”：每逢魏、杨二人争至不可开交，费祎便能“入其坐间，谏喻分别”，化解争执。那么，既然费祎总以“好好先生”的形象出现，调和魏延、杨仪的冲突，又如何会成为杀死魏延的“真凶”呢？

笔者带此疑问重读文献记载，几经推敲而得疑点三处：其一，魏延所部竟可绕开驻军褒斜谷北口的杨仪，毫不受阻而直达褒斜谷南口，并从容烧毁谷中栈道。其二，“善养士卒”、颇有军威的魏延在与杨仪对峙时，其所部竟因王平“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一语，自知“理屈”而溃散，不受魏延控制。其三，魏、杨二人在归途中互表叛逆，成都方面“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而当魏延抵达褒斜谷南口时，杨仪尚在褒斜谷北口，此时栈道已毁，兼之蜀道难行，但双方的奏报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当时竟可同日抵达成都。

就此种种矛盾分析，杨仪在魏延之死一事上制造有若干伪报，以此更为合理地给魏延扣上“欲举众北附”的帽子，并洗脱其不遵诸葛遗命反在第一时间杀死魏延的罪责（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5]1004。而《三国志》有关记载当受杨仪伪报影响，将此事归为魏延“作乱”（卷四十三《王平传》）[5]1050。但陈寿对杨仪表奏魏延为叛贼一事仍持怀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成王败寇，话语权常归胜利一方，上层政治斗争便是如此。“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2]18除掉对手后的杨仪，为使自己杀死魏延一事名正言顺，于是运用了一些政治手段来掩护自己。

就此而论，魏延应为杨仪所杀，这也是学界以往研究的主流看法之一，而在整件事情始末未见费祎有何杀死魏延的嫌疑。但魏延之死一案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据整理史料所见疑点，并结合三国纷争背景下一系列波谲云诡之历史语境，笔者认为，事实上是费祎利用杨仪对魏延积蓄已久的愤恨，通过其看似不经意的举动，趁杨仪握有军权时，巧妙地制造了魏、杨二人的火并，同时使杨仪也自以为计划得手。那么费祎为何要除掉魏延，又是如何制造这场火并的？

二

魏延杨仪火并，实际上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私怨，而是因“争权”而导致“不和”，最终率军相攻（卷三十三《后主传》）[5]897。魏延率军南返，烧栈道阻断杨仪归路，杨仪为不落伍而命军队“槎山通道，昼夜兼行”，继而二军相持，魏延被杀。赞同“诸葛杀魏延”说的学者认为这一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受诸葛亮临终会议的影响。诸葛亮在会上与杨仪、费祎及姜维等人“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规定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同时强调，魏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以魏延的身份却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乃诸葛亮有意为之，“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而且命魏延断后的军令“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2]17。以上分析不无道理，但若先锋魏延突然返回大本营，前线势必群龙无首，“诸葛一生唯谨慎”，岂能冒为敌军所乘之险？“‘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从命的意义，是指延对于退军一事的态度而言。并非说魏延有反叛存心不服从命令的意思。”毕竟诸葛亮深知魏延秉性，料定其在自己死后必不会受杨仪控制，于是做好两手准备：假如魏延奉命退军自然无事；即使魏延不奉命退军，留驻前线作为前锋当敌，仍可收断后之效，何况更有姜维作第二殿后。《三国志》并未明载诸葛亮临终时将军权交付与谁，但据其部署可推知诸葛亮将军权一分为二，本营杨仪（姜维）一部、前线魏延一部，毕竟只有将军权分开，方可使魏、杨不至于因受制于对方而在军前爆发冲突。若诸葛亮当真能“料定”魏延“必反”，何不立即亲手解决？况且以诸葛亮之权势手腕，除掉魏延焉需借杨仪之手？《三国志》载诸葛亮始终无法处理魏、杨二人之事，然而此事确是难题，诸葛亮虽可压制二人冲突并使其各尽其能，但又怎能偏袒任何一方？笔者认为诸葛亮为二人之事苦恼的真正原因，乃是其料定魏延与杨仪的矛盾会在自己死后因争权一事而立即放大，甚至不免升级为军事冲突。由此，可知诸葛亮的退军部署非为除掉魏延。

但在诸葛亮死后，杨仪却立即部署夺权计划，通过派费祎“揣延意指”、表奏对方叛变等一系列手段激怒并“逼反”魏延，使自己“师出有名”以便顺利班师接权。费祎被杨仪派往魏延军营道出会议决定，魏延果然提出反对，并表示当下自己应率军留驻前线，不可“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同时又表达出不甘受制于杨仪的不满，一切正如诸葛所料。魏延打算与费祎重拟军令，以决定蜀军的“行留部分”，并令费祎“手书与己连名”且通告全军。作为出席诸葛亮临终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费祎本应对魏延好生安抚，讲明实情并晓以大义，但事实发展并非如此（作为诸葛亮指定接班人之一，曾先后任参军、司马等军中参谋，且深悉魏、杨不和的费祎应当揣透诸葛亮退军安排的深意，并将此良苦用心告知魏延使其与全军保持行动一致）。

刘禅曾派人询问诸葛亮其百年之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先后答以蒋琬、费祎。之所以能成为诸葛亮的指定继承人，在于二人皆能秉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卷四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5]1069。诸葛亮亦曾以“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评价费祎（卷三十五《诸葛亮传》）[5]919-923。然而，二人的军功、威望与实力皆无法与在北伐伊始即被委以“督前部”重任、地位仅在诸葛之下的魏延相抗，魏延无疑将是蒋琬、费祎顺利接替诸葛亮主政的最大威胁。一旦魏延返回成都，二人自然无法掌权以延续诸葛亮的规划，于是费祎选择在杨仪掌握军权时借刀杀人，除掉魏延这一政治威胁。因此费祎未对魏延晓以利害，而是麻痹魏延以求脱身：“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促成杨仪激怒魏延的第一步。

此时，魏、杨二人互指叛逆的上表业已抵达成都，刘禅问计于蒋琬、董允，而蒋、董二人皆“保仪疑延”。为何远在成都的蒋琬，作出的判断能如此“符合”事实，能“明智”地支持杨仪而怀疑魏延“叛逆”？魏、杨不和在蜀汉必早已为人共知，而蒋琬、董允之所以明确袒护杨仪，乃因蒋琬、费祎在除掉魏延一事上早已达成默契。作为诸葛亮第一继承人，蒋琬感受来自魏延的威胁较其身后的费祎应更为直接，若魏延返回成都，必将撼动其继承人的地位，蜀汉政局亦将由此而动乱。相对于魏延，杨仪的影响自然远不及之，将来对政局虽无太大威胁，但又难保眼下不败，于是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得知魏延死讯方才班师。对此，朱子彦先生认为，蒋琬率军北上乃是奉刘禅命“准备讨伐魏延”。蒋琬北上的真实目的确为对抗魏延，但所奉之命似乎应是探明魏延与杨仪究竟孰忠孰奸。远在成都的刘禅断不知军中真相，遂有问计于蒋琬、董允之事，又岂会冒折损良将的风险轻易作出“讨伐”魏延的决断？诸葛亮因“谨慎”而不用魏延奇谋，但刘备就因信任而敢重用魏延，命其独当汉中前线。较之蒋、董二人对魏延的“怀疑”，刘禅是否更偏重考虑其父的用人之举？而蒋琬自然明知魏、杨二人并无忠奸之分，惟有将来政治上之威胁，权衡之下，助杨讨魏比起助魏讨杨的风险则是更可以承受的，因此奉诏讨逆、借刀杀人便成为计划的先行部分。

费祎回营后自不会“践诺”，闻知蜀军“诸营相次引军还”后的魏延大怒，其人生亦由此走向悲剧结尾（卷四十《魏延传》）[5]1003-1004。至于前述杨仪所制造的伪报，既然目标同为除掉魏延，费祎自不必加以揭露，正做顺水人情。借刀杀人之计虽成，但魏延死后，潜在威胁仍存于蜀汉朝中，所以费祎的计划尚未结束。

三

魏延死后，首级被献呈杨仪，杨仪竟踩踏魏延首级并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并在率军班师后夷灭魏延三族。杨仪自以为功高，必能继承诸葛亮掌权，但最终“代亮秉政”之人却是蒋琬，杨仪极为不满。从前刘备在世，杨仪为尚书，蒋琬为尚书郎，后来虽都成为相府参军长史，但杨仪自认为其从军出征皆“当其劳剧”，且“年宦先琬，才能逾之”，因此杨仪“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如此公然表达对朝廷（实乃诸葛亮）用人决议的不满，又常满腹牢骚，导致无人敢接近杨仪，仅“宽济而博爱”的费祎常“往慰省之”。最终杨仪告知费祎的一番言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使费祎在魏延死后察觉到蜀汉政局中潜在的另一隐患——杨仪——的威胁。

杨仪因私怨而打乱诸葛亮的退军部署，使分兵撤退演成同室操戈，给蜀汉造成极大损失；同时，又对诸葛亮遗命——“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都不愿遵从（卷四十四《蒋琬传》）[5]1058；除与魏延外，杨仪还曾因与尚书令刘巴不睦而被降职，且费祎应当曾亲眼目睹杨仪踩踏魏延头颅，如此气量必将使蜀汉朝臣不和、政局不稳（诸葛亮亦曾与僚属密言，杨仪为人“性狷狭”，“僚属”中或亦有费祎）；兼之杨仪曾为荆州刺史傅群手下，后“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已有背主往事，其“投魏”之言使其难脱再叛之嫌（卷四十《杨仪传》）[5]1004。杨仪虽为一介书生，似不足以掀起巨澜，但费祎出于对蜀汉政局稳定的考虑，仍决定将这一潜在的威胁铲除。念及杨仪功劳，朝廷在接到费祎密奏后并未痛下杀手，仅“废仪为民”，但并不安分的杨仪又生事端，因上书诽谤而再次获罪，最终杨仪自杀。而杨仪之所以敢与费祎说出此等“悖逆之言”，也许因为费祎在与杨仪“共除”魏延，且并未揭露其制造伪报等事后，已被杨仪视为同党。

魏延之死，杨仪与费祎皆难辞其咎，况且费祎又除掉了凶手之一的杨仪。这场火并“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快蜀汉的衰落趋势”。三国尔虞我诈，本难言对错。费祎既曾亲闻孙权对于魏、杨之争的分析，又曾屡屡调和二人的矛盾，因此费祎深知一旦蜀汉政权落入魏延或杨仪之手，以二人秉性论，只能加速蜀汉灭亡。王夫之在论及此事时，亦认为决不可使魏延主政蜀汉：魏延“权亚于公，而雄猜难御，琬未尝与军旅之任，而威望不隆”，如果魏延返回成都则会挟制刘禅，蒋琬“固不能与争”，届时费祎更将于事无济（上册卷十《三国》）[6]320。因计策胆大冒险，魏延常与谨慎的诸葛亮意见相悖，如魏延备受争议的“兵出子午谷”奇谋，诸葛亮便不为所动：每随诸葛亮北伐，魏延都会请命独率万人，自子午谷秘密进军，“与亮异道会于潼关”，效法当年韩信暗渡陈仓，但诸葛亮总是“制而不许”，所以魏延常叹恨一身才能不得施展，甚至“谓亮为怯”。若自视甚高的魏延主政蜀汉，则诸葛亮生前的全盘规划极有可能被打乱，甚至被全部推翻，本就疲弊已极的蜀汉哪禁得起再一番政治动荡？不能与诸葛亮的遗志“克遵画一”的蜀汉必将难以为继（卷四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裴松之注）[5]1069。于是费祎为国家大事计，魏延不得不杀。而若杨仪率先返回成都，魏延便无法掌权，况且杨仪“虽愤激而成乎乱，一夫之制耳”。但杨仪后来一番“反言”还是让费祎察觉到隐患，兼之杨仪不遵诸葛遗命、气量狭窄，这对蜀汉政局稳定仍将构成一定威胁，因此费祎最终将杨仪铲除。至此，诸葛亮的遗志便可在没有政治威胁的情况下，由蒋琬、费祎顺次秉行，蜀汉在二人相继主政下，得以按照诸葛亮的既定规划保存延续数十载，直至费祎遇刺身亡。

四

失去诸葛亮的蜀汉，在魏延、杨仪相继死后，政局又重现平稳。蜀汉在继刘、关、张等将帅去世之后，人才几于窘困，甚至陷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惟赖诸葛亮以攻为守，尽心经营。诸葛亮凭借其对天下局势的把握，以及蜀汉与曹魏的国力对比，深知自己死后无人可代其北伐，故早有嘱托：“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无复来也。”蜀汉末期所谓“秉承诸葛北伐遗志”的姜维，实际所行却与诸葛遗志相违，且其战略部署多有失当，这也是导致巴蜀天险被轻易攻破的原因之一。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姜维多有批评，认为其“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卷四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5]1069。费祎懂得“治大国者犹烹小鲜”之理，蜀汉弱国岂可“屡扰乎哉”？（卷四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5]1069因此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总对姜维加以限制，“与其兵不过万人”，这一制裁出兵的举动，既是为秉承诸葛亮的既定方针不改，恐怕亦是为提防第二个魏延的出现（卷四十四《姜维传》）[5]1064。是故杀魏延者，尚有费祎，但魏延决非费祎以一己之力所杀，乃是综合蜀汉政局、诸葛亮遗命、魏延与杨仪间的私怨及魏各自的性格等诸多因素的结果。但正如陈寿所言，魏延、杨仪之死，“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卷四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5]1005-1006

参考文献：

[1]朱子彦.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J].探索与争鸣，2006，（2）：15-18.

[2]杨俊才.魏延被杀的性格因素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4，（2）：75-77.

[3]祝秀侠.三国人物新论[M].北京：国际文化服务社.

[4][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

[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