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中关于名著阅读的建议：“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源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叶圣陶先生的思想，他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指出：“现在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建国初期，他总结多年实践经验草拟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把上述观点修正和发展成为：“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而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

抗日时期，叶老曾同朱自清先生合编《略读指导举隅》，专供教师参考，从而指导学生读“整本的书”。每部书按具体情况作了五个方面指导：

一、版本指导。简要介绍该书的写作年代和版本变化情况，以突出其历史地位。

二、序目指导。通过序文和目录的介绍，交代该书的写作意图和内容梗概。

三、参考书籍指导。推荐若干有助于读懂该书的参考用书。

四、阅读方法指导。这是指导的重点，结合该书内容和形式的特点提示阅读的门径。

五、问题指导。

这些研究都为我们今天更好地进行名著研究性阅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研究全书结构，读薄整本书

结构是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形式要素，是指各部分之间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表现形态。结构是一本书鲜明的特色。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只有重视对于名著结构的研究，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一些外国小说，其作品结构与写作风格本身是相得益彰的。

即使结构看似简单的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细致研究其结构也是一门学问，更是读薄全书的重要路径。如《水浒传》一书，前五十回分为九个结构单元：（一）鲁智深传（三～八回）；（二）林冲传（七～十二回）；（三）杨志传（十二～十三回、十六～十七回）；（四）晁盖、吴用等人合传（十四～十六回、十九～二十回）；（五）宋江传（十八～二十三回、三十二～四十二回）；（六）武松传（二十三～三十二回）；（七）李逵传（三十八、四十三回）；（八）石秀、杨雄合传（四十四～四十六回）；（九）李应、扈三娘合传（四十七～五十回）。后三十回分为五个结构单元：（一）两赢童贯（七十五～七十七回）；（二）三败高俅（七十八～八十回）；（三）接受招安（八十一～八十二回）；（四）破大辽（八十三～八十九回）；（五）征方腊（九十～九十九回）。

茅盾先生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指出：“从整体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无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是有机的。”李希凡在《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中提到：“如果从内容的安排来探讨《水浒》的结构，它的长篇结构是有机的”。

但是郑铁生先生在《论水浒传叙事结构》中认为：“《水浒传》前70回是以人物性格为结构形态，而70回以后则又回到了故事情节的结构形态，是一个交叉的多元的叙事结构形态”。而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则认为《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先是折扇式的列传单元，后是群体性的战役板块”。

二、研究重要情节，读通整本书

读一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读通整本书，而重要情节的研究必须放在整本书中来研究。要引导学生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精彩片段在全书的特殊作用；引导学生结合作者的创作意图来深入研究作者的匠心；引导学生借助研究资料来丰富对精彩片段的理解。

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第二章中《刷墙》是全书中经典的情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作者第二章中是如何写出如此精彩的情节？

引导学生抓住这一章中的重要细节来进行研究。比如汤姆·索亚在此次刷墙中所获得的巨大“物质”财富：“苹果、一只收拾得很好的风筝、一只死老鼠和拴着它甩着玩的小绳子、十二颗石弹、一只破口琴、一块可以透视的蓝玻璃片、一尊苇管做的炮、一把什么锁也不开的钥匙、一截粉笔、一只大酒瓶塞子、一个洋铁做的小兵、一对蝌蚪、六个爆竹、一只独眼的小猫、一个门上的铜把手、一根拴狗的颈圈——却没有狗、一个刀把、四片桔子皮、还有一个坏了的窗框。”汤姆更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舒服而安闲的时光”、“这世界原来并不那么空虚啊”、“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大法则——为了要使一个大人或是一个小孩极想干某样事情，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得手就行了。（工作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玩耍却是一个人所不一定要做的事情）”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物件？这些物件在全书中有没有深刻的意义？

第八章写汤姆“用两个大白石弹换了三张红票，又用其它一些小玩意换了两张蓝票。当其他的孩子走过来时，汤姆又拦住他们，继续收买各色各样的票。”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刷墙的收获，才能用这些物件换取了各色各样的票，才有下面更加精彩的情节：

“这时候只差一件事情，就能使华尔特先生狂喜到极点，那就是他非常想有一个机会给某个学生颁发一本《圣经》，借以展示一下自己。”

“汤姆·索亚却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九张黄票、九张红票和十张蓝票，请求得到一本《圣经》。这真是晴天霹雳。……于是，汤姆有幸与法官和其他几位贵宾们坐在一起，这个重大的消息就从首脑席上公布于众了。这是十年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全场大为轰动，把这位新英雄的地位抬高得和法官老爷相等。”

汤姆和蓓姬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始，可以说这就是作者的深刻用意。

这些物件里有一样极其重要：铜把手！汤姆对蓓姬求爱时因为误言而失败时，“汤姆把他最珍贵的宝贝，一个壁炉的柴架顶上的铜把手，拿出来从她背后绕过去给她看”，但是蓓姬“一把把铜把手打翻在地”。而当汤姆“失踪”时，蓓姬“愁眉苦脸地踱来踱去，心里觉得很凄凉”，唯一想到的就是“那只柴架上的铜把手”！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两人的“定情信物”。

所以，刷墙这一章是全书的重要“关节”。更重要的是，这一回仅仅是一个开始，和后面的历次历险是否有更加内在的关联？可以说，正因为汤姆在遇到困难时，有着这样善于思考的习惯，才会在最后的洞中历险中用自己的智慧逢凶化吉。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中，汤姆的形象不断地成长起来。

三、研究叙述视角，读透整本书

读透整本书，首先要研究作者的用意，尤其是一些讽刺性文学作品。比如，《格列佛游记》在表面上是写实主义的、甚至是“航海日志”式的风格，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假称为格列佛本人的记录，委托亲友发表，书中对日期、地理位置、航行路线、事物的大小和数量均力求显得翔实准确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效果。

主人公的叙述时而故作严肃、一本正经，时而显得天真无邪、令人莞尔，时而又过度夸张、难辨真假，从而产生强有力的反讽效果。在《格列佛游记》里，叙述者的态度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当然不尽一致，却并非一成不变，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在各卷中也各有不同。

例如在小说的第一、二卷中，斯威夫特让读者明显地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但在第三、四卷中，情况则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第四卷中，由于格列佛不再扮演佯装者角色，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格列佛和斯威夫特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确切地说，是很难知道那位旅人对于慧骃国的热情中哪一点表现得过分了”。

在什么地方、在何等程度上格列佛表现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什么时候格列佛自己也成为了作者反讽的目标？ 书中深层面的讽刺对象到底是什么？

一般认为对慧骃国的描述表现了作者向往的“社会制度”。不过，因为作者并不明确表述他的判断和意图，只是假格列佛之口叙述。而格列佛一反前面的惯用语气，换上了过分热切的、几乎无保留的赞美之辞，所以不禁使人疑惑格列佛是否就完全代表着斯威夫特的态度。例如，在书中，格列佛赞赏地谈到，慧骃们结婚只是为了生育，生了一对子女便不再同居，除非孩子夭折。而丈夫死后妻子“言语行动跟别人一样的愉快”，亲友们更是无动于衷，这种冰冷的“理性”是否为作者真心赞同？慧骃们看重血统，毛色混杂不纯的只配当仆人；他们对牙呼毫无怜悯，意欲残酷灭绝而只留少数供驱使，这些又是否合乎其两大美德——“友爱”与“仁慈”？

胡忠祥，教师，现居江苏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