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宾

在中国的反腐败行动中，高校反腐一直是焦点之一。据粗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已达50多起。2015年以来，中纪委通报涉嫌违纪的高校领导干部达32名。人们在为高校反腐捷报频传拍手叫好之余，不免唏嘘哀叹，缘何象牙塔内藏“黑斑”。

黑斑一：项目基建

项目基建腐败可谓是高校腐败最为突出的领域。近些年，随着我国高校新校区建设，以及不少地方规划大学城等重大投资项目的上马，高校基建腐败随之高发，且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对此，翻阅近些年已经曝光的高校腐败案件，我们不难看出端倪。

2014年12月9日，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周文斌被指控的2300余万元受贿款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某投资公司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工程款支付、审计决算等方面的关照，先后分九次送给其410万元人民币和30万元港币。

近几年来，据统计，江西省因高校新校区扩建，陷于基建腐败的高校官员多达14名，其中校长级别的有四名。此外，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近些年已查处多起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大多数跟基建有关。

随着一些地方高校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高校逐渐成为工程腐败的“重灾区”。作为高校集中区的湖北省，从2005年到2010年，武汉市已有八名厅级高校领导因基建等贪腐问题落马，涉案金额最大的达1400多万元，基建领域成为当地高校腐敗“高发区”。

高校建设项目包含着审批、规划、招投标、施工、采购、质检以及工程验收等诸多环节，期间涉及的部门相当多，很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况且高校一直相对比较封闭，内部运作透明度低，社会监督很难，这就给高校腐败无形中创造了可乘之机。据媒体报道，“为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这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之一”。

“新校区建设规模空前，项目多，手中的权力大了，找我帮忙的人多了，诱惑多了，慢慢就迷失了人生方向。很多招投标通过程序的完整实现了表面的公平，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大。”正在监狱服刑的南昌大学原基建干部周某曾经手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逾27亿元的工程，他对招投标领域的潜规则了如指掌，并利用监管漏洞实现与基建老板的“钱权交易”。

确实如此。一些地方高校新校区建设规模空前，项目众多，一些高校领导更是在这个封闭的权力运作体系中因为缺乏外界的监督，肆意上演一幕幕权钱交易的恶行，使得在一些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中，投标人、中介机构、腐败官员之间相互勾结，通过串标、围标等形式操纵招投标，致使看似数十家参与的招投标却在幕后黑手的操控下，成为了一家掌控的“闹剧”，然后再经过层层转包，从中渔利。

黑斑二：骗取经费

相比基建腐败，贪占科研经费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众所周知，科研经费是国家用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支出的费用，而就目前曝光的高校腐败案件来看，骗取科研经费的不法行为在不少高校时有发生。

“吃喝拉撒睡，全都靠经费。”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表示。利用科研经费吃回扣购买豪车，暴露出了高校人员“吃”科研经费的“潜规则”。

2015年12月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北京邮电大学私设“小金库”违纪行为。通报称，自2003年起，特别是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北邮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280余万元；负有领导责任的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放春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

除了骗取经费之外，挪用、贪污等现象并不少见，名头和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虚列劳务费用的。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曾任北京某大学学院院长的宋某某在担任某课题的团队负责人期间，利用审批和分配科研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式，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68万元私吞，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有虚开发票的。山东大学刘兆平因采取虚开发票的方式，骗取科研经费等公款341.8万元，被判刑13年；

有收集发票冲账的。山东某学院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57万元的49.75%；

有借壳套现的。浙江某大学院长利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某课题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用编制虚假预算、虚假发票冲账，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国拨科研经费900余万元冲账，划拨到自己实际控制的“壳公司”账户上。

“科研经费腐败频发，跟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有关。”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除了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存在上述漏洞之外，一些地方高校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受行政化影响特别突出，导致部分专家学者为了拿到课题和经费，不择手段，不惜采取贿赂等方式，败坏了行业风气。

黑斑三：高校招生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客户端，对18272人进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1.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高校招生腐败问题严重。87.7%的受访者直言，自己身边就有送钱送礼上大学的情况。诚然，高校招生腐败近年来成为了高校腐败的又一大高发领域。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受贿案，就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典型案例。

公诉机关指控，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余万元。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定性，蔡荣生均不持异议，并表示认罪悔罪。

盘点近些年来的高校招生腐败案，涉案金额上百万、千万已不足为奇。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学补录名额，四川一高校原招生就业处处长金勇收受两中学校长贿赂款206万元，并将这两所中学不符合补录条件的349名考生录取，最终，金勇被认定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广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窝案被称为深圳“教育反腐风暴”，被风暴“刮”落马的干部中，包括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刘孙东。

蔡荣生等人被查，外界最为关注的便是其引发出的招生问题。招生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旦类似事件被曝光，势必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从近几年来的招生腐败案件来看，保送生舞弊事件、加分门、招生门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这让公众对高校招生制度存在很大异议，对自主招生政策也诟病颇多。就目前来看，高校招生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诚然，高校招生腐败的危害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它伤及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不利于社会人才的输送，似乎传递出一个非常恶劣的信号——只要掏钱就可以上名校，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家庭子女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无疑是剥夺，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黑斑四：学术腐败

继招生腐败危害之后的便是学术腐败问题。学术腐败问题一方面归咎于学术腐败者个人学术不端，即发生在一些所謂的专家、教授，或者某个领域的权威身上的丑恶现象，例如，学术成果弄虚作假，个人品行不良等违背科学精神与社会道德的现象。另一方面与我国现行的职称评定以及毕业考核标准有关。从近些年曝光的高校学术腐败问题来看，其大致包括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

首先是权学交易。据有关媒体统计，从十八大截至2014年3月，被查官员中约有1/5是博士。中组部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各级官员参加过各类研究生班等“学位速取”培训。如今一些大学为了追求人脉或者资源，往往采取送办“培训班”的方法讨好官员，他们不惜践踏学术尊严，将学历、文凭看成了高校笼络官员的行贿之物。

除此之外，钱学交易也较普遍。如今，在国家级、省部级刊物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是毕业、职称评定等环节的硬性要求。不可否认，论文是衡量一个人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与否的重要指标，它对于增强学术探讨氛围、促进文化繁荣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一些地方，为了满足某些人发表论文的需求，已经衍生出了“金钱换版面”的一条龙产业，也难怪近些年论文量猛增，质却难保，催生了海量的学术泡沫。

学色交易近年来也屡有曝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被网帖曝光“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文中还披露了吴春明以学术经费开房，以及其常去的幽会地点，并随文附了吴春明在酒店裸露上身的酣睡床照。事后，厦门大学发布通报，经过三个月的多方取证和深入调查，查明，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

无论是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它反映出一些高校学术道德滑坡的不争事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象牙塔内不容许用学术帽换取官帽的权学交易，也不容许用金钱勾兑学术“成果”的灰色交易，更不允许出现道德败坏的学色交易，要还高校一个理性、科学、健康的学术氛围。

黑斑五：作风问题

2015年11月24日，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对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八名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进行通报，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仅仅隔了一个星期，12月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题、北京邮电大学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亚和国际商学院原院长汤谷良违规兼职取酬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典型案件进行通报。并对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杨放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等三人免职。

此前，教育部曾分三次通报过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但所涉及的人员职位和处罚力度都未超过此次。

据媒体披露，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中国传媒大学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一直违规超标使用公务车辆，长期违规占用下属单位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将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产登记长期摆放在自己办公室。作为校长未能履行好行政管理职责，对学校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严重不力、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支出严重超预算、有关部门违规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礼品等负有直接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自十八大以来，在高校刮起的新一轮反腐风暴向象牙塔内的作风问题开刀，剑指高校违规使用公车、超标准公款宴请、办公用房超标等“四风”问题。这些“四风”问题暴露出高校存在着严重的奢靡主义，它侵蚀着党组织的肌体，腐蚀着党员领导干部的斗志，因此必须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兴盛与否的高度去审视。不能让高校成为贪腐腐败分子藏身的“安乐窝”，要将其清除出去。

一连串的高校腐败案件警醒着我们，作为相对封闭，且不被外界关注的高校内部，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并且财务公开透明度不高，社会监督力量很难触及，于是在大学合并、新校区建设、科研经费的分配、招生等多个领域出现权力交织、滥用现象。这些象牙塔内的权力黑斑让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了高校健康发展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