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是《果园城记》中的第十一篇，写于1942年1月3日。小说描写了一个曾经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社会底层的说书人，随时代的变迁，被社会和时代遗弃，最终贫病而死，葬在乱葬岗的故事。

关于《说书人》的主题，我们常讨论的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卑微而坚韧地生存着的小人物的同情。二是对坚定传承传统文化的艺人的歌颂。三是描写生命无可着落的状态和在困境中上下求索的孤独。笔者认为，第一种主题过于宽泛。纵观描写小人物的文艺作品，都会寄予同情、鞭挞、歌颂等情感。认为《说书人》是对小人物的同情，显然没有提炼出文章的独特内涵。第二种主题有拔高之嫌。说书人只不过是一个闭塞小城的一个普通的说书人，他说的也是《水浒》、《精忠传》、《封神》等常规篇目。“传播”文化尚显勉强，更谈不上创新，他坚持说书，主要还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传承”。第三种主题显牵强偏狭。这种观点主要由两点提炼而来：一是作者师陀是孤独的；二是“我”是孤独的，因为文章最后写“郊野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加之，“我”所见的“说书人”也是孤独的：整篇文章都笼罩在“孤独”之下，据此认为文章主题是反映生命困境中的孤独。笔者认为，对于“我”的孤独，文章表现得不充分，师陀、“我”、“说书人”三者之间的“孤独”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笔者认为除上述观点外，还包涵有“精神”在“物质”面前的渺小，“文化”在“现实”面前的脆弱这一主题。笔者强调对“精神”和“文化”的思考是基于以下因素。

首先看师陀写“我”听说书时的感受：“这时候，即使过后回想起来，还有什么是比这更令人感动的？在我们这些愚昧的心目中，一切曾使我们欢喜和曾使我们苦痛的全过去了，全随了岁月暗淡了，终至于消灭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等到我们稍微安闲下来，他们便在我们昏暗的记忆中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我”最赞叹，最在意，最挂心的是说书人给我的精神滋养。

另外，此段文字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在这里，师陀其实是借这句话解释了前文中“我”对说书人职业的定位——“一个世人推许的撒谎家”。联系上下文就是：因为说书人的内容是“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所以称说书人是“撒谎家”。但我们还要注意师陀给这“撒谎家”的前面加了个定语——“推许”。“推许”无论是“推崇允许”还是“推荐赞许”都表明作者对说书职业的肯定。因为这个职业带给我们精神的享受，给我们一个与世俗别样的世界。可以说，师陀给“说书人”的定位是“精神创造者”。就从这个定义上，我们更可以判定师陀写作本文是基于说书人的“精神创造”。

我们再来看文章总结升华部分。“一点不错，说书人，现在你的确应该带着你的书到地下去了；但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当你支持着你的病体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动过多少人，你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的多么远吗？你也曾想到这一层，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吗？”很显然，这里说书人“另外创造……的天地”不就是精神的天地吗？说书人最大的贡献不就是让沉闷的现实世界有充满生机的精神世界的补充？说书人“最可爱”的不是给听众的精神感悟和文化熏陶？师陀通过总结说书人的贡献，明确表达了自己写作的出发点。

既然师陀写《说书人》的重心落在“精神滋养”上，那对给听众“精神滋养”的说书人是什么感情？笔者认为有同情也有赞颂。但如果把主题仅仅定位在对“人”的感情上，就肤浅了。师陀是个“思想者”，他在《果园城记》中以一个始终流淌着乡下人血液的都市知识者的双重眼光重新打量故土。正如朱光潜所说，师陀留恋着农业文明的“具有牧歌风味的悠闲”，同时又“憎恨”它“流播着封建式的罪孽”。文章不仅仅是对“人”的感情，还有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说书人》的“现象”就是：当精神遭遇物质，当文化面对现实时候的博弈。细读文章，发现师陀在多处写到了这种博弈。

第一处，当说书人比以前更黄瘦，吼声衰落，嗓子也喑哑了的时候，“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接着是谁都能想到的极自然的结果，他的老听客慢慢少了。”此处，“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中“八个”应该仍指的是制钱，而原先听众正常给的是三到五个制钱，也就是用一个馒头都不到的钱就可以听场说书。说明“说书”这个行业在起步价码上就输给了现实。而实际情况更凄惨：“‘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再叹息日子艰难，再请客人另外给增加”，这种讨赏几乎是斯文扫地的乞要了！这就说明，果园城人们不是真正需求精神滋养，精神需求一旦触及到“大钱”，精神就干瘪了。看到说书人抱病说书，大家可怜他，多给他几个制钱，但一旦要钱多了，精神的同情在物质的金钱面前也要后退。总言之，在物质利益面前，精神需求显得多么苍白！

第二处，师陀写到：“我到城隍庙里（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在月台下面，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我感到一阵失望，城隍庙原先我们看来多么热闹，现在又如何荒凉；它的大殿原先在我们心目中是多么雄伟，现在又如何卑陋；先前我们以为神圣的现在又如何可怜了啊！”祭拜神灵的地方改成玩耍的场所，传播文化的地方改成小吃处。这些颓丧都刺痛了“我”。因而，才觉得大殿不再雄伟神圣，只剩卑陋和可怜。这段文字，我们更可以看作是师陀对“精神丧失”的直接呼喊了。

那么，果园城的人们需要什么？“我们全不说话。关于说书人，他既然在世界上没有留下家族，他既然在临死的前几天还必须勉强支持着出去说书，我们还有什么可谈？”这完全是赤裸裸的“物质至上”论。我们要看到这段文字背后隐藏的现实：没有后代，没有遗产的人，即便死了，连谈资也算不上。而“遗产”和“后代”是什么？是利益和利益的载体。在贫困的社会背景下，物质利益才是人们生存的根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师陀写下“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现实世界人们不需要你的书，你只有到地下发挥本领了。这是师驼的自嘲，是借别人之口表达自己的揶揄。此处，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师陀是特意调换了句式，将“带着你的书”放在最后作为强调，以凸显精神世界荒芜的现实。连只有这样卑微要求的说书人，现实世界都容纳不下，精神世界能不荒芜吗？这正照应了全文最后压轴的句子“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所以说，“说书人”是在社会物质利益下被击败的一个精神文化传播者。

这样，当我们读到“说书人的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伐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时，除了唏嘘同情外，也喟叹他命运的必然了。高红梅在《诗人的赞歌和愤世者的悲歌》中分析师陀时说：“师陀是在悼亡一个旧世界，为那些注定要随着时代一同消亡的人们唱挽歌”。《说书人》通过记录旧世界的一场博弈，在为消亡的说书人唱挽歌的同时悼亡精神面对物质的苍白，文化面对现实的无力！

朱静，教师，现居江苏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