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平

摘 要：嘉庆初年的白莲教大暴动终结了清廷的"康乾盛世"，嘉庆皇帝为巩固统治和维持地区稳定需要加强对特殊区域的管控。其中，以绥定府和顺庆府为中心的川东北地区与白莲教暴动密切相关，可以说嘉庆皇帝在镇压白莲教暴动之后的重大善后举措影响巨大而深远，它不仅对于研究区域历史有着独特的价值，还可以给当代社会的行政区划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白莲教暴动；嘉庆；川东北；行政区划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50-03

关于白莲教暴动，马西沙、喻松青和杨先国等学者从不同角度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佳作颇丰。①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白莲教的宗教派别、教义以及暴动的原因、经过和影响等方面，而对于白莲教暴动被镇压之后清廷对特殊区域的管控却鲜有涉及。基于此，笔者主要对暴动镇压之后嘉庆皇帝的善后举措进行初步研究，以期能够对白莲教和政区改革的研究提供有益帮助。

一、川东北行政区划的界定及存在的问题

（一）川东北行政区划的范围

所谓“川东北”，简言之是“川东”和“川北”的合称。明朝时“川东”“川北”已经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明史》中就有“四川上东道驻重庆，下东道驻达州，川西道、川北道驻保宁”[1]的记载。清初四川各道的设立大体沿袭前朝，即分设川北道、川西道、上下川东道和上下川南道[3]。康熙八年（1669），四川内部趋于稳定，清王朝将省府由保宁迁往成都，并相应裁撤了各守巡道，新设川东等四个分巡道，川东道仍驻重庆，川北道被裁。其后，由于保宁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雍正即位之初又于保宁复设分训川北道。雍正十二年（1734），经四川巡抚奏请吏部议准，将川东道之顺庆府改隶川北道，川北道之绵州改隶松茂道，松茂道属之资州改隶永宁道，使各辖区与驻地更为合理[2]。

所以，本文中所提及的“川东北”主要指嘉庆朝白莲教暴动前夕，川东道所辖之达州直隶州（后改绥定府）以和川北道所辖之顺庆府，它们不仅与白莲教暴动密切相关，还是之后嘉庆皇帝进行政区改革的中心区域。

（二）川东北政区设置存在的问题

经过康雍乾时期的调整，嘉庆即位之初，川东道共辖二府（重庆、夔州），三直隶州（达州、忠州、酉阳州），一直隶厅（石砫厅），其中重庆府领一厅二州十一县，夔州府领六县，达州、忠州和酉阳州各领三县[3]。川北道共辖三府（保宁、顺庆、潼川），保宁府领二州七县，顺庆府领二州八县，潼川府领八县[3]。统计下来，整个川东北辖管的厅州县达五十七个之多，部分府领州县超过八个，幅员太过庞大，各级官员政务殷繁，难免顾此失彼。

川东北之州县交通不便，距省治成都府十分遥远，公文来往颇费周折。其中，重庆府距省治九百六十里，夔州府距省治一千七百四十里，顺庆府距省治六百二十里，达州距省治一千二百里，布政司之政令因路途遥远无法及时传达至地方，对于突发事件也难以立即弹压[3]。各府州属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达州为例，太平（今四川万源）距州治达县四百四十余里，多面环山，地势险要，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境袤广，山路崎岖，距达州一百余里。两县沿途至达州不当大道，又处于南巴老林的冲要地带，流民众多，仅设知州一名难以管控。

（三）白莲教在川东北的传播

白莲教是一个糅合佛教、道教、摩尼教、迷信色彩十分浓厚的秘密教派，它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广为传播。元明两代四川的农民群众就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暴动队伍，较为知名的有元末的明升暴动，嘉靖年间川东的蔡伯贯暴动（曾纵横川东北七州县），这在四川苦难的农民心中播撒了反抗的火种。

明末清初的白莲教主要在京畿一带活动。乾隆末年，巴山老林中就有诸多白莲教派，“曰清香，曰圆顿，曰太阳，曰天主，曰白莲”[4]，他们宣扬“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入教者可免诸厄。”[5]广大的山区下层贫民受贪官污吏压迫很深，内心的痛苦长期积压而得不到解脱，白莲教“持咒念经可免灾难，立登仙佛”[4]的口号恰好给了他们寄托未来精神世界和排解苦难的方法。白莲教众地位平等，“习教之人，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4]，“又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真言”[4]，这些口号很容易为广大背井离乡的贫民百姓所接受，白莲教在老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川东北地处偏远，经济落后，行政区划设置不够合理。满清统治者长期的忽视加剧了该地形势的严峻和复杂，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白莲教暴动历时九年才被镇压下去。当地的白莲教长期植根于下层社会，十分了解农民的苦难和要求，政府服务职能的缺失被它很好的填补，白莲教徒就把这些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通过白莲教的形式发动起来反抗政府。

二、川东北行政区划的调整

嘉庆六年六月，达州教首徐天德 在陕西紫阳的渡河战役中溺亡，余部溃散山林，地方武装协同清军“会哨排搜”，四川白莲教暴动基本被平定，清廷发布第一条“勘定”告示。四川教匪即将戡靖，其善后处理事宜提上了嘉庆皇帝的日程，《清仁宗实录》记载：“川陕楚军务将竣，其善后事宜，莫若扼形势为控制与安插乡勇为善后要事。”[6]

行政区划是指中央对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它的要素包括地理地形、幅员和层级，其核心则是管理行政区内的人员和事务，同时实现对地方经济利益的撷取。一旦原有的行政区划不能有效地保证辖区内的稳定时，国家就根据政治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区域性调整。鉴于白莲教暴动的巨大危害，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川东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嘉庆皇帝认为除了武力镇压之外，对暴动重要区域（川东北）的行政区划进行一番系统调整也非常必要。

（一）达州直隶州升为绥定府

达州原属夔州府辖，后升直隶州.据嘉庆《达县志》记载：“嘉庆七年升为绥定府，增附郭首邑为达县，共东乡、新宁辖三县，仍属川东道。”[7]民国《达县志》也记载：“嘉庆七年改达州直隶州为府，奉朱批圈出绥定二字，遂为府名，府仍领县三：达、东乡、新宁，属川东道。”[8]达州徐天德部教匪被剿灭后，嘉庆皇帝御赐府名“绥定”（含达州上下绥靖安定之意）并亲书刻于城头，可见嘉庆皇帝对达州地区的重视。

“四川边界与陕楚犬牙相错二千七百余里，出川陕即入楚，出楚即入川陕，层峦叠嶂，四路可通”[6]，绥定府处于川陕楚交界巴山老林的冲要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堪称三省咽喉。“绥定为川省东北隅重镇……首县曰达县，又拨城口、渠县、大竹三厅县隶之，政务不甚繁赜”[9]，达州知州专抚民政之外，不仅需要分担刑名、钱粮等职责，还要主持附属各县的基层盘查，如果还要负责查禁教匪，仅设知州一名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地理距离与交通方便与否是行政区划改革中非常重要的条件，达州“距省城一千二百余里，不当大道，民物殷庶，政务殊繁”[10]；夔州府之新宁（今四川开江，后改属达州）与达州接连，自县至州仅一百一十里，距夔州府却有二百五十余里，沿途山高路险，公文差使往返颇为不便，若改属达州一切事物反而可以就近料理。

白莲教暴动被镇压之后，达州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绥定府的各项政务十分繁杂，稍有不慎便会再生叛乱，需要当地官府做大量的安抚工作才能维持川东北地区的稳定。升达州直隶州为绥定府，提高了达州的政治地位，清政府对川东的管控得到全方位的加强，简化的政区层级便于政令的上通下达，一旦该区发生动乱政府可及时调兵弹压。

（二）太平县升为太平直隶厅

直隶厅是清朝特有的行政区划，它与府、直隶州一级平行，直隶于省、布政司或道。《清会典》中描述：“凡抚民同知直隶于布政司者为直隶厅。”[11]厅的主官称同知，具有掌地、治民、兼汛防、控土司的职能[11]。

太平县位于绥定府之东北，多面环山，地势险要。达州升绥定府之后，嘉庆决定将其属县太平升为直隶厅，与绥定府平级。据光绪《太平县志》记载：“皇朝初隶夔州府，雍正六年复隶达州。嘉庆七年升县为厅，直隶同知，隶川东道。”[12]太平县距成都府一千五百余里之远，据达州也有四百多里，沿途不当大道，“县境山多田少，民物跷瘠”[9]，而且“太平厅同知所管地方周围三千余里，界连陕西，地方紧要。且水道上通秦陇，下控襄樊，内则南达巴渝，东扼夔巫洵梁益之藩篱，巴渠之门户”[12]，其同知所管区域太广，力所难周。

太平地处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巴山老林南麓，往北经老林入陕南，往东经巫山入襄樊，战略位置及其重要。太平又是川东北白莲教暴动的重要地带，该地流民集中，案件频发，历来政府疏于管控，地方官政务繁忙。正因如此白莲教暴动历时多年才被镇压下去，太平升县为厅十分必要。

（三）顺庆府属之渠县、大竹县划入绥定府

白莲教暴动被镇压之后，余孽继续作乱，对清廷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大暴动。这次暴动不仅在冀豫鲁地区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而且林清所部攻入了紫禁城，吓得嘉庆皇帝坐卧不宁：“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爱民如子，圣德仁心，朕虽未能仰韶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6]暴动对嘉庆打击很大，他下定决心要进行一番整治，川东北一直属是非之地，“从前办理川陕楚三省邪匪时，地方官清查叛逆实属迟延，自缘三省地方辽阔，林菽邃深，事越多年，易滋轇轕”[6]。

这次调整与绥定府的改革相隔整整12年，笔者推断，正是因为天理教暴动才让嘉庆皇帝彻底意识到白莲教扎根于民间土壤之中难以根除，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强对暴动地区的管控与治理。据《清仁宗实录》中记载：“嘉庆十九年调整川北分巡兵备道辖区，将原属川北道顺庆府属之大竹、渠县改属绥定府，归隶川东道。”[6]《渠县志》记载：“嘉庆十九年改属绥定府，编户四里……渠县东北距绥定府二百二十里，东五十里交大竹县界。”[13]《大竹县志》也载：“皇清因之嘉庆十九年奉部文改属绥定府，文置官知县、县丞、训导，武置官千总、把总……在布政司东北一千二百四十里，在绥定府治东一百八十里……”[14]

前文已述及嘉庆前期顺庆府庞大的幅员，其知府需要管理民政、刑狱、钱粮和基层治安，工作量繁杂不堪。而且渠县、大竹二县离府治南充县距离过远，交通不便，公文来往颇费周折，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对比来看，绥定府只辖达县、东乡和新宁三县，渠县、大竹两县在地理位置上离绥定府更近，有利于上级政府的管控和政令通达，调整后的顺庆府只需管辖二州六县，简化的僚属提高了行政效率。

（四）太平直隶厅降为太平县，另设城口厅

嘉庆末年，距离白莲教暴动平定已经十余载，太平直隶厅经过清廷多年的治理，“民物跷瘠，政务亦简”[9]，太平直隶厅完成了自己保境安民的使命。于是“嘉道之交，始划厅治之东北隅，另设城口厅，设通判驻此，改太平厅为县，隶绥定府”[9]。太平直隶厅降为太平县并不代表太平县地位的下降，而是经过嘉庆设厅之后多年的经营，太平县日趋安定，若再设厅将会导致当地官员冗杂。

城口厅（今重庆城口）“距省城二千二百余里，与太平及陕西兴安府属之砖砰厅、紫阳县等邑交界”[9]。城口离省治成都十分遥远，距府治达县也有三百六十余里，它与太平县都处于巴山南麓与陕南接壤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厅虽名义上降为县，城口厅实则由太平厅割东北之七、八、九三保而置，仍属绥定府辖。降厅为县可以使该地的行政僚属进一步细化，提高行政效率，扩大清廷对川东北的管控范围，城口通判也可以对该区域起到很好的监察作用。

综上所述，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否得当，与国家的巩固、民族团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制度都需做出适时适地的调整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嘉庆在川东北行政区划的调整过程中，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权数，不管是达州升绥定府，太平县升直隶厅，还是渠县、大竹县划入绥定府，政府主要出于地方形势、与布政司距离和政府管理力度三个方面来考虑的。嘉庆皇帝这一系列善后措施强化了清王朝对川东北地区的管控，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与地区的稳定，提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加速了清王朝的政区一体化进程。

从另一方面来看，经过分析的顺庆府辖二州六县，幅员仍然十分辽阔。而那些未经调整的州府区域广大的问题始终存在，如川东道属之夔州府，它处于三省交界的险要地带，也是此次白莲教传播及暴动的重要区域，在嘉庆年间的史料中却没有发现关于该地政区调整的记载。同时，新置府厅由一个或几个州县分析重组而成，原州县存在的问题被带入新置州县，使得该地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例如，绥定府的政务本属繁忙，渠县、大竹县划入绥定，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顺庆府的行政效率，但这无疑增加了绥定府的管控压力。所以，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区政区改革的结果，需要当今学者加以重视。

三、结语

影响政区设置与变革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政治，行政区划的实质是中央对地方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区划把管控权力深入到地方掌土治民。统治者则主要出于对地方行政管理的有利与否考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管控加强的过程。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嘉庆皇帝对川东北行政区划的调整符合实际，他在加强中央对该区域管控的同时促进了川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使川东北平和地向全国基本一致的行政区划体系过渡，强化了清王朝对边疆的控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清代的一些行政区划建制与调整不仅可以给当代的政区改革提供启示，还可以为我们国家和地区的长治久安提供有益的借鉴。

——————————

注 释：

①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杨先国.白莲教起义始末.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

②许多史籍都记载为“徐添德”，部分史家为避讳“天”字，多将义军首领名字中的“天”改为“添”。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43.

〔2〕王纲.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379-380.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2211-2240.

〔4〕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9.21-56.

〔5〕常明.四川通志[Z].嘉庆二十一年刻本，1816.

〔6〕曹振镛.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5-1065.

〔7〕鲁凤辉.达县志[Z].嘉庆二十年刻本，1815.

〔8〕蓝炳奎.达县志[Z].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1938.

〔9〕周询.蜀海丛谈[M].成都：巴蜀书社，1986.64-91.

〔10〕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昆冈.钦定大清会典[Z].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1899.

〔12〕杨汝偕.太平县志[Z].光绪十九年刻本，1893.

〔13〕何庆恩.渠县志[Z].同治三年刻本，1864.

〔14〕翟瑔修.大竹县志[Z].道光二年刻本，1822.

（责任编辑 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