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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终被证实

2016-05-14

民间故事选刊·下 2016年7期
关键词:张献忠江口锦江

张献忠两件事最出名:杀人、掠财

本案的主人公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张献忠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

张献忠不久即与李自成因故分裂,他率部进攻长江流域,李自成则进攻黄河流域。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则自称“八大王”。张献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渡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政府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在经历了13年的艰苦“创业”后,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帝,国号“大西”,终于实现了皇帝梦。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张献忠爱财,且一以贯之,从不嫌多。1644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张献忠则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他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一是掠财。

张献忠出身行伍,从不惧怕死人,杀人一度成为他解决问题的手段。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张献忠的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张献忠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后来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

宝藏究竟匿于何方

有人说,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人死了,钱没法花了。对敛财有着近于病态狂热的张献忠而言,更是如此。当了两年皇帝后,清朝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1646年11月,张献忠部被清军包围,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巨额财宝竟由此和他一同消逝。

千万财宝是藏于锦江水底?或是埋于青城山下?还是隐于芦山县城(隶属于今雅安市)?自古以来人们的猜测不一而足,其中最让人们信服的藏宝地,就是沉于江底。

正史《明史》记载,张献忠在被迫撤离成都前,干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让部下在锦江筑堤,抽干江水,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出数丈深的大坑,将劫掠来的财宝倾倒其中,再重新决堤放水,将大坑冲平、淹没,以此掩人耳目。后来的史书《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地方志《彭山县志》上对张献忠宝藏的下落则另有说法: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得改道由水路出川,但船队沿锦江刚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便遭到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张献忠不得已退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则沉没于锦江。更有人说,张献忠的船只是自焚,杨展的幕僚费密在清康熙年间所著的《荒书》中也记载:“杨展先锋见贼焚舟。”张献忠为何自己烧了船只?这无疑为“江口沉银”之说又添了一层神秘面纱。

民间流传的第三种说法是:张献忠自知兵败,撤离成都前,提前让手下做了许多木筒,将银锭灌藏其中,投入锦江,使其顺水漂流,准备在狭隘处打捞。可惜途中遭到杨展兵马的埋伏,尚未来得及打捞便兵败如山倒,那些木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沉于江底。

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张献忠将所掠财宝沉于江中,地点就在江口附近。这无疑为后人沿江寻宝留下了无尽的空间。

寻宝从未间断

如此巨额财富,后人自然垂涎已久。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官员、将领到地方军阀、普通百姓,对张献忠宝藏无不津津乐道。

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撰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钩住、拖出。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唯有嘉定富庶稳定,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后人因此推测,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才做到这一点的。

清朝占领四川后自然也不会放过对这笔财富的搜寻。《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一位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消息传到总督孙士毅耳中,孙立刻派人赶赴江口,经过数日打捞,终于打捞起了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呈请寻找这笔财宝,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的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可最终却一无所获。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为报恩,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

1937年冬,杨白鹿将此事告诉了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两人一拍即合,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专事打捞宝藏。他们按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就在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从1938年冬到1939年冬,上百人前前后后忙活了10个多月,竟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和一个大石鼓。“石牛、石鼓”都出来了,杨白鹿等人赶紧买来金属探测仪,不久后的一天,探测仪还真发出了嗡嗡的响声。但历史又一次和人们开了个玩笑,工人们费尽心力,却只挖出三大箩筐铜钱。

十余名专家确认“江口沉银”

虽然轰轰烈烈的寻宝事件终以闹剧收场,但此后几十年,仍不断有老百姓从江中打捞出财物。

2005年4月,彭山县的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从地表下3米处挖出一个内有七锭银元的圆木,银锭上刻着“崇祯十八年×日”“黄冈县银四拾两正”等字样,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确为崇祯时期所征收的税银。通过铭文可以看出,这批银锭来自湖南沅陵县、湘潭县,湖北京山县、黄冈县等地,与当年张献忠转战之地十分吻合,时间上也是同步的,无疑可以视作“江口沉银”的又一力证。

1999年4月,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纲在经过多年研究考证后宣称,锦江下确实埋藏着巨大的金银。王纲称:《明史》、《蜀鉴》、《荒书》、《彭山县志》等正史、野史,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江口沉银”,近年来不断打捞出的实物更是有力证据,因此,“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根据他的说法,彭山县政府联合江口镇政府进行了实地勘测,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河道淤泥太深,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真相总是姗姗来迟,经过一代代人苦苦地搜寻,2015年12月25日,由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等10余名国内权威考古和历史专家,郑重出具了《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书》,确认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这个百年来的宝藏之谜总算露出端倪。“石牛对石豉,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首充满遐想与渴望的歌谣依然在川府之国传唱,是否真能买下成都府,还要等待最终的考古发掘报告。

选自《人力资源报》201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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