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中，《中华日报》向美国金氏社订购《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Man） 漫画，交给主编家庭妇女版的倪明华 （柏杨的妻子） 每周连载五天，那时倪明华身兼三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于是，父亲就帮忙接下这份翻译的工作，将漫画里人物简短的对白翻译成中文。

《大力水手》 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漫画创作，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卜派身穿水手服，吃完菠菜就变得力大无穷，有如超人能上天下海。他与奥莉薇的故事，深受儿童和青少年族群的喜爱，我们这一辈都存有深刻的印象。

蒋中正自撤退台湾后，每年都会例行发表《告军民同胞书》，并接受军民同胞的“欢呼拥戴”，也是溃败之后的取暖心态。就在1968年元旦的第二天，《中华日报》 家庭版刊出了《大力水手》 漫画，故事内容为：大力水手卜派父子合购了一个小岛，卜派将他的王国命名为“卜派国”，要在岛上建立国家并竞选总统。

英文原文内容直译是这样的：

小孩问大力水手：“现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你将如何治理呢？”

大力水手说：“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我要出来竞选总统。”

小孩说：“全国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出来竞选，这要怎么选呢？”

大力水手说：“由我们当中的一人投票。”接着开口演说：“卜派国全国同胞们……”

父亲不知是“福至心灵”，还是“鬼使神差”，将英文Fellows（同伴们） 翻译成“全国同胞们”，似乎是模仿“英明领袖蒋中正”的口吻和用词，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这句话是蒋中正一个人的专利品。如果译成“伙伴们”，可能就不会这么严重，可是却把它译成“全国同胞们”，而且还是在一个“小岛”上。

父亲解释说：“当时我并没有丝毫恶意，只是信手拈来而已。”天知道，你这个大“匪谍”，处心积虑地还要狡辩？

漫画翻译的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格是卜派 （父）站在岸边遥望大海远处……

卜派 （父）：好美的王国……

卜派 （父）：我是国王，我是总统，我想是啥就是啥。

小孩 （子）：我哩！

卜派 （父）：你算皇太子吧！

小孩 （子）：我要干就干总统。

卜派 （父）：你这小娃子……口气可不小。

小孩 （子）：老头！你要写文章投稿啊！

卜派 （父）：我要写一篇告全国同胞书。

小孩 （子）：全国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吧！

卜派 （父）：但我还是要讲演。

卜派 （父）：敝国乃民主国家，人人有选举权。

小孩 （子）：人人，就两个罢啦。

小孩 （子）：等我想想……

小孩 （子）：我要跟你竞选！

卜派 （父）：等我先发表竞选演说。

小孩 （子）：好吧！

卜派 （父）：全国同胞们……

小孩 （子）：开头不错。

卜派 （父）：千万不要投小娃票……

小孩 （子）：这算干啥？

我们看历史，古时人民对皇帝的“名讳”都要回避，否则就是重罪。你直称“皇帝”的“名讳”，触犯了禁忌，可能马上就有人检举你“通敌”了。许多有心之人、奸佞之辈，阿谀谄媚地为着呈现忠贞的嘴脸，还感谢上帝赐给他公报私仇的良机，哪管公道、正义，逮到机会就见缝插针，没有机会也能编出剧本，誓死搞你绝不罢休，以偿私怨。

虎视眈眈的特务们，灵敏度像跳蚤一样，看到当天的漫画对白，马上注意到了漫画背后丰富的政治讯息。从新近解密的“国安局”档案可以看出，包括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警务处，甚至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就嗅到了这篇 《大力水手》 漫画中，足以榨出的血腥气味。

1968年2月26日，由“咸宁会报”决定由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台北市警察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等机关成立项目小组侦办，并定名为“清华项目”。这就是1968年发生在台湾、“享誉”国际的“以图罹祸”的著名案件。

于是，父亲创立的平原出版社宣告瓦解，《大力水手》 漫画被迫立即停刊，倪明华亦被免职；同时倪在广播公司的另一份工作，也被曾是父亲抗日时代同样穿草鞋的同学、“中广”的总经理黎世芬立即免除。父亲说：“这些荒诞、离奇又刁诡的遭遇，件件见证蒋家独裁的时代，以及白色恐怖的骇人听闻。”

从1929年漫画家E.C.席格创造了《大力水手》卜派，到1958年由巴德·桑根朵夫接手继续创作，绝对做梦都没想到，一则纯粹给小朋友娱乐的小故事，曾在全球五百家以上的报纸连载，竟会在西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几乎闹出了人命。

1968年2月初，刚过完阴历春节，“救国团”邀请各报记者同登合欢山赏雪，于是，父亲带着倪明华，受到贵宾式的热烈招待，一行乘火车到丰原，转巴士到东势，进入横贯公路，不久就看到了雪景。父亲是河南人，北方世界的冬天，就是千里冰封、万里飘雪，一片银白的世界。但是台湾是一个无雪地带，二十年来没见过下雪，现在眼前白茫茫一片，每一片雪花和每一阵刺骨的冷风，不但使他回忆到手背被冻烂的儿时，还让所有的台湾游客，踏着没膝的积雪，兴奋莫名。

父亲说：“这是一次有趣的休假，充满了新鲜，浑然不觉大祸已经降在眉梢，而且没有一点恶兆。”历史上说大人物灾难发生之前，总会有不祥的预感，这也恰恰证明，他不是一个大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平凡作家而已。

三天之后旅游结束，才回到台北，《中华日报》 就叫倪明华到报社去，告诉她调查局认定 《大力水手》 漫画是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在“精密的计划”之下，“安排”在元旦次日刊出，其中许多用词，调查局认定有影射、污蔑蒋中正及蒋经国之嫌，一切都说明其用心毒辣。尤其“出自柏杨之手”，严重性更是不可化解。

只有“用心毒辣”的人，才会说别人“用心毒辣”。只有刻意“精密的计划”与“安排”要诬陷别人的人，才会有这种“精密的计划”与“安排”的理论。当年调查局和“警备总部”的嚣张霸道、恶名昭彰，有几个人不闻之色变、噤若寒蝉？当然他们说得有理。父亲曾经说过，特务们绝对有本事抓到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所以他们说的，有谁敢说没理？

这是项可怕的罪名，父亲被吓住了，一时间头昏目眩。他们夫妻两人从来不问政治，绝没想到一篇漫画能惹出这么大的风波，心里自然承受莫大的压力。果然，2月29日上午，调查局到 《中华日报》 带走了倪明华。

父亲回忆说：“那真是冰冻的一天，下午我仍然去 《自立晚报》 上班，但是同事间的气氛都不太对，显示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事了。”而佳佳 （柏杨女儿） 直到晚上还不见妈妈回家，就不断地问：“妈妈哪里去了？”这时，他心焦如焚，就跪在床头，大声地祷告，祈求神让倪明华能得释放，自己是祸首，应承当一切。午夜之后，倪明华回来了，她第一句话就凝重地说：“事情很严重，明天会约谈你。”

第二天是3月1日，果然，调查局传唤父亲到案，这第一次的约谈进行了二十七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就是3月2日的下午，才被饬回。父亲累坏了，回到家里，心中有一股不祥的预感，他紧紧抱着佳佳，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天晚上，当妻女入睡之后，父亲趁着夜深人静，心乱如麻地独自坐在书桌前，写下了许多交代妻女的事项，包括勉励坚强的许多话，和建议未来日子的可行方向，总计有二十九项之多。留言最后还写道：

类似遗嘱，幸勿为此而悲，心情不宁，不能细嘱，体念我心。

父亲还特别交代倪明华，读者来信可代为回复，并告以“柏杨病故”，以免继续来信徒增困扰。

写完了对家务事的交代之后，父亲重新整理了思路，振笔疾书，开始给素未谋面、远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孙观汉先生，写了一封长信。

这一天是1968年3月2日，两天之后，父亲就被调查局的特务给押走。而这一走，就是十年。

孙观汉先生：

请原谅我把这些不愉快的事告诉你，这些不但是俗事，且是琐事，说来满纸污浊。现在我暂时释放，听候传唤，每一次电话铃响，都一身冷汗。家务事已交代明白，欠人人欠，以及书籍情形，已列入清单，交与老妻，盖不知再捕之后，能不能归也。

如果我因此入狱，则少者三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身不由己。恐无法再与先生通讯，亦无法再拜领教益矣，提笔至此，不禁潸然。说了这么多，只希望当彼时也，官方或有志之士，必有类似判决书之类的官文书出笼，把事情说得击节称赞。但愿两相对照，便可看出全貌。人生能有几知己乎，虽不通讯，心慕备至。但仍乞为国人多写文章，盖此非一小撮人孤立的险诈罗织，而是整个文化中倾轧的习惯反应和勇于内斗的气质发酵。套句《圣经》上的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种气质，个别地加以改变或堵塞，不可能竟其全功，必须用文字的力量在能领略的知识分子中，鼓励其“做小事”，一点一滴的小善加起来，方能构成全民的大善。请勿因我一人一家的遭遇，而对国家失望。我如果平安无事，当再修函，但在修函之前，请勿来信。一则恐怕我已入狱，根本看不到。二则也恐怕为先生招来许多不便。请千万为我，也为国人珍重，如文字狱起后，先生尽可对我表示失望，甚至指责，以求顺合潮流，然后大文才可为受到有识之士的赞扬，而流传更广，这是内心的恳求，先生定会鉴及我的诚意。我们只求对国人有利，朋友形迹，不妨改变。只要心如灵犀，就不虚此一生，能得先生为友，一死何恨。心情万分沉重，语无伦次，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第一次以私事告诉先生，万感交集，再见，再见，再见。

这封信道出了无限的沉痛，即将被吞没在“酱缸黑恶”的势力里，父亲仍主动请求孙观汉先生写文章指责自己，并且仍不忘对国家民族有殷切的期许。

父亲回忆说：“1968年3月4日，晚饭后我在灯下交代后事，心灵纷乱得难以平静。调查局的两位调查员高义儒和刘展华按门铃进来，要我再次到调查局谈话，并且向倪明华保证，天亮以前一定把我送回来。”

当时佳佳正在看电视，对着两个特务的背影，噘起小嘴“嘘”了一声。倪明华靠着窗子面无表情，陈丽真尾随下楼，扶着父亲登上调查局黑色的箱型车。这是重要的一刻，一场冤狱罗织的狰狞戏码，以及群魔血祭的残酷逼供，此时揭开了序幕。

到了三张犁调查局的招待所，与其说招待所，其实就是审问室，大约只有十平方米，一张小桌，两张木椅，桌上一盏台灯，照着父亲的双眼，极度刺眼。当晚的主审员刘展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撰写自传，从出生到今晚的被捕。

父亲写完自传，刘展华就开始讯问他二十年前 （1948年），沈阳在内战中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经过。接着就问道：“你被俘是哪一天？”

父亲对“被俘”这两个字，一直都很困扰。自从离开“救国团”，有十年多没再听过了，今天突然被提起，他突然警觉到前面的陷阱，既是以 《大力水手》 漫画事件被约谈、审讯，这跟“被俘”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提问“你被俘是哪一天”？

对从未发生的事情，父亲根本不知道应该承认些什么。

刘展华说：“在那个大势已去的年代，国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多少高级将领假装妥协，这有什么关系，重点是他最后效不效忠国家。”

父亲在回忆中跟我们说：“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惩治叛乱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凡被俘过的人，不论军官或士官，一律判处重刑，从五年到无期徒刑。我拒绝承认被俘过，不是我知道被俘是重罪，而是确实没有被俘过，没有的事怎么承认？”

刘展华的脸上开始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不断地翻转着拿在手上的米达尺，说：“好吧！那你逃出沈阳的路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刻印。”“怎么刻印的？”“用肥皂。”“是谁刻的？”“孙建章！”苍天在上，父亲的供词牵连出孙建章，因为图章确实是孙建章刻的，他认为孙建章可以挺身而出作证。当时，孙建章正在苗栗警察局当督察长。

父亲说：“再想不到，我请他作证，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把他也拖进火坑。孙建章立刻被免职，逮捕归案。调查局正愁缺少人证，我居然把一个活证人送到他们手上。”因为法律规定，同案被告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然而“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此对于被告的口供，向来要求要慎重使用。但是法律是抓在有权势的人的手里，怎么解释全看他们是邪恶还是善良。那个年代，政治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

接着，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父亲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父亲不肯“承认”被俘，已经非常震怒，似乎就要爆炸了。

就在这间审问室里，两年前即1966年的5月，因遭受调查局第五处处长蒋海容案的牵连，调查局逮捕了 《新生报》 编辑主任姚勇来先生和其妻名记者沈元嫜女士。连当时“副总统”严家淦先生都尊称她为“沈大姐”的沈元嫜女士，在调查局受尽百般屈辱，历经三个月各式各样惨无人道的酷刑，还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糙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拖来拖去。沈元嫜哀号和求救的呼喊，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污辱和痛苦。当她被拖到第三趟时，鲜血顺着大腿流下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把她放下，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元嫜知道更苦的刑求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

父亲说：“她是60年代著名的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吐出的舌头。”调查局宣布她“畏罪自杀”，还逼迫她先生姚勇来在“沈元嫜是自杀身亡”的文件上签字。然后“仁慈”地为她修筑一座矮坟。

当年国民党迫害人权，太多这样的例子。死无对证，被刑求致死的囚犯，永远都无法得到平反。而这些满手血腥的特务，在解严以后，全然不知忏悔，反而都摇身一变，成了保护民主人士的好人，这些人的良知早已荡然无存。

裸女跨绳、赤体坐冰等骇人听闻的刑罚，即便是在古代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属于法外酷刑，只有酷吏才搞。而酷吏大多没好下场，社会舆论认为这是蔑王法、丧良知、泯人性、违天道的行为。

父亲告诉我们说：“在特务残酷的刑求下，任何血肉之躯都抵挡不了那种生不如死的折磨，刑求逼供不仅伤人身体，更是损害人格，夺人尊严。在酷刑之下，受难者的人格会被扭曲，失去正义生存的意义。刑求逼供取得的自白书，成为判决的根据。草率的审讯与判决，冤枉了多少人？毁掉了多少家庭？断送了多少人的生命与青春？”

（选自《背影：我的父亲柏杨》/郭本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