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荣达

一

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其前身为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三所学校都是由在华英、美教会创办，早期学校在设置上分男、女两校，男校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女校在灯市口同福夹道。直到1926年燕京大学新校区建成，男、女两所学校同时迁入，才真正意义上实行合校。这就是燕大从无到有的开创历程。燕大首任校长为司徒雷登，后来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从中获得了充足的教育资金。“燕京大学戮力发展之时，适逢中国政府最为混乱之际，中央财政尤其不可收拾，北京各国立大学教授欠薪逾两年之久，燕京获征聘若干大师，殆亦机遇使然”。中国国内环境所造就的机遇与充足的资金使得燕京大学请来了许多名师，燕大发展得以突飞猛进，虽然经历抗战间有中断，但办学从未停止。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裁撤，部分院系并入了其他大学，燕大才自此从中国大学舞台上消失。从燕大成立以来至其消逝，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著名的作家谢婉莹（冰心）、红学家周汝昌、社会学家费孝通、历史学家齐思和等等。梅贻宝在燕京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入职该校，担任过注册课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

梅贻宝（1900—1997）是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幼弟。其早年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毕业后因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一年，所以直到1923年才赴美留学进入欧柏林学院深造。随后他分别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归来后即供职于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守北平的燕京大学遭日军查封，司徒雷登等学校主要负责人被日军抓捕，燕京大学的前途一片黑暗。在日军攻占北平后，梅贻宝因不堪忍受沦陷区的生活，并且其“深觉卫国御侮，需要国人协力以赴。因向学校请假赴大后方，参加抗日阵容”。就这样，梅贻宝离开了沦陷区的燕京大学，这也为他在燕大复校时被临危受命为代理校长提供了可能。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于7月28日占领北京。在京的一部分学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早已迁往内地。“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跟着其他学校一起匆匆忙忙撤离到其他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或是留下来静观其变”。燕京大学在这样的情势下面临着去留的抉择，但最终校务长司徒雷登决定留京继续办学。继续在沦陷区办学就难免要与日本人打交道，为了用美国来压制日本人，燕京大学在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而以往的燕大升的都是中华民国国旗或者是燕京大学的校旗。多次与日人接触后，司徒雷登很快发现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秘诀，就是软硬兼施，因为美国政府态度的不明确使得日本人心里也有所畏惧，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既不流露出恐惧的神情，还要表现出真诚的态度。在与日人的博弈中，司徒雷登运用其智慧，使得大部分在校学生得到保护。除此之外，司徒雷登在与日寇和敌伪的周旋中，联合校内和校外的力量秘密地帮助一批批燕大师生由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此举增加了大后方的抗日力量。

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预谋已久的日军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对燕大校园采取措施，派遣军队将燕园封闭，俘虏了燕京校内全部的美国籍教职员作为战俘，并且逮捕了陆志韦、赵紫宸、陈其田、张东荪等教师学生共十一人，司徒雷登虽出差天津但也随即被捕。群龙无首，加上在校的其余师生被遣散，燕京大学被迫停办。至此，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在沦陷区教学共维持了四年多。后来吴其玉先生曾评价道：“司徒雷登选择继续在沦陷区办学的决定从效果上来看是正确的，虽然也是不得已的。因为它至少为不愿投敌的优秀青年男女留一个像样的求学地方，还为抗战的后方培养一些人才。更进一步，还为敌占区的地下抗战力量提供了一个隐蔽所或联络站。但也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燕京大学被敌寇封闭的消息传到抗战大后方，不少燕大的校友和董事听说后群情激奋，随即召集燕大同仁在重庆举行大会，会上一致决议一定要在后方重新开办燕京大学。在1942年2月8日的临时校董会上对复校作出了如下决议：（一）燕京大学后方复校；（二）成立复校筹备处；（三）推举梅贻宝教务长为复校筹备处主任。梅贻宝上任后随即开始着手复校事宜。首先，复校筹备处的特急任务，乃是迎接由沦陷区前来后方的燕大师生。他一面利用种种大众传播工具，广播燕大后方复校的消息，一面动员各地校友组织沿途接待站，尽力招待接济。大部分师生在听到复校消息后不顾艰难险阻，结伴南下。值得注意的是，燕大被日寇关闭后，有许多学生被分到“伪北大”、“伪师范大学”等学校继续上学，不少学生因厌恶充斥着奴化教育气息的伪学校而毅然决定逃往大后方。如被分到伪北大法学院的殷书训，去了两天就不愿去了，于是开始筹划逃到内地的事。当他在经历重重关卡抵达洛阳之后意外地发现了“燕京大学复校接待站”招牌，顿时喜出望外。多数像殷书训这样的学生事先并不知道燕大复校的消息，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抗战后方。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可以用殷书训的那句话来解答：“进了燕京好像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它不仅是一些文化知识，而是一个思想方法，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新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其次，复校筹备处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校址和校舍。“抗战数年，民生疲困，物价高涨，在后方平地起家，恢复一所大学，困难重重”。经过多方奔走，校址最终定在了成都。“燕大决定在成都复校，除了成都是四川之粮仓、西南文化之名城外，还因为有成都的四所基督教大学联名之欢迎”。在得知四所基督教大学愿意支持燕大后，梅贻宝亲自赶往成都进行洽谈，当地的教育局和社会贤达也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其礼遇有加。为了得到省政府的支持，梅贻宝还特地进谒了时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张群对燕大在成都复校也表示大力支持。至此，燕大在成都复校在多方的支持下终于得有一席之地。校址决定后，最困难的还是校舍问题。为了切断中国后方对前线的补给以及打压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日军时常对后方进行空袭，实行无差别轰炸，国民党政府通令成都市的中小学生一律疏散外县。因此成都市空出来许多学校和校舍，这就给燕大入驻成都提供了机遇。在张群的帮助下，燕京大学租用了陕西街华美中学和启华小学两所，并同意发给华阳县文庙应用。租用的华美中学成为了燕大的办公和教学用房以及女生宿舍，启华小学用作了教员宿舍，文庙也用作了男生和单身男教员的宿舍。与早期北京燕大的校舍条件相比，这里的环境极为简陋，但就在这种环境下，燕大人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办学成绩丝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等学校。

租用华美中学和启华小学每月都需要费用，教职员的工资也要按时发放，从沦陷区逃出来的燕大师生也需要进行安置，每一项复校工作都需要一笔不菲的经费。当时教育部虽然下发一部分战时教育经费，但远远不够燕大长期使用，在战争时期要复办一所学校的难度远远高于和平时期。作为校长的梅贻宝不得不出面筹集资金，以备燕大能够继续维持办学。梅贻宝回忆当时筹措经费时说道：“早在南开中学听张伯苓校长说过：‘我为自己向人求告是无耻；我为南开不肯向人求告是无勇。余在此训示下，鼓起勇气，发动求告。能拜访的去拜访，不能拜访的通信候教。”当时重庆《大公报》募集张季鸾纪念基金达十多万元，该报馆决定捐赠给燕大发展新闻教育事业。梅贻宝亲自去重庆与负责人胡政之先生进行商谈，并与《大公报》建立了合作关系。燕大家政系的梅贻宝夫人倪逢吉也出面帮忙，使得燕大与有关儿童福利、盲人福利、劳工等机构达成长期合作的协议。一方面学生可以在那里获得实习锻炼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获得一部分的经费补助。除此之外，梅贻宝还发起了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募捐获得了一千二百万，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兑换四十一万美元，但是孔祥熙出于财政大局没有全部兑换，最终只兑换了三万多美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费了。燕大还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英、美等国的若干教育文化机构。在社会力量的和国际友邦的鼎力相助下，燕大才得以在成都维持办学四年之久。

校址和校舍已经具备，经费问题也暂时解决，接下来就是招生工作。梅贻宝请来了恰巧刚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成归国的教育学博士韩庆濂和与自己同在甘肃科学教育馆共事过的熊德元。这二人都是燕大校友，听闻燕大复校，义不容辞地接受邀请参加复校工作。韩庆濂被任命负责招生事宜，从命题、印题到监考、阅卷，每一步都必须把关，不能出现纰漏。燕大迫于校舍与资金的规模，在招生数量上有严格控制。“预计开学第一年，以三百学生为目标。内中已有北平旧生一百五十，因此只能招一年级新生一百名，转学生五十名。不料成、渝两地报名投考学生竟超过三千，平均二十人中录取一人”。慕名来考燕大的学生络绎不绝，燕大不得不增加考卷数量，开设更多考场，征召一部分校友作为监考员协助监考。考场中也存在一些突发状况，从北平燕大逃到成都的栾汝甸曾回忆：“在第一门数学考试中，考卷发下后不到二十分钟，忽听从另一考场中传出一阵嘈杂声。有人高喊‘漏题了，并且捣乱考场，所幸招生委员会早有防范，随即用上了第二套考卷，使得考试继续进行。”熊德元后来做了梅贻宝的秘书，兢兢业业帮助梅贻宝处理学校事务。梅在回忆中提及他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燕大最得力之助理人员为燕大高材毕业生熊德元君，为燕大母校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在复校、开课以及千万基金筹募奔走中出力最多。”在燕大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招生工作顺利完成，只待选定时日开学上课。

三

校址和校舍有了着落，招生工作也进入尾声。“在开学前夕，于九月十四日，成都燕大董事会在重庆举行了会议。议决下列若干事项：（一）复校工作顺利完成。工作人员概予嘉奖。复校筹备处宣告结束。（二）推举孔庸之先生为董事长，张岳军先生为首席副董事长，费云臬先生为第二副董事长，艾德敷先生为第三副董事长。（三）推举孔庸之先生为校长，司徒雷登先生为校务长。（四）在校长以及校务长未能到校供职期中，推举梅贻宝先生为代理校长以及代理校务长。（五）学校组织规程仍旧。（六）燕京大学成都完成复校，呈报教育部备案，并申请补助经费。（七）为了便于维持燕京大学的种种国际关系，学校英文名称用‘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du（成都燕京大学）字样。”1942年10月1日，燕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这天恰逢美国落选总统威尔基来到成都向各校作讲演，五所基督教大学联合举办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威尔基的演讲由梅贻宝先生担任翻译，台下的燕大学子无不为此而感到自豪。威尔基的到来以及梅贻宝作为燕大代表与威尔基同台给燕大学子一个意义非凡的开学典礼。从前一年的燕园被封到翌年的成都复校，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见证了燕大的团结精神，这些都跟梅贻宝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燕大复校初期的教师阵容一部分来源于燕大学有所成的校友，一部分来源于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原有教员。随着原北平燕大的学生不断来到成都，教师数量捉襟见肘。昔日燕大有规定，夫妇两人不得同在一所学校任职。在北平燕大的时候，梅贻宝的夫人倪逢吉结婚后不得不离开燕大去了辅仁大学。因为师资力量急需补充，这项规定暂时取消，倪逢吉、关瑞梧、饶毓苏等三人得以入职该校成为教员。除此之外，本着不征聘华西坝其他四大学任职的教员这一原则，燕大积极引进众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成都施教。国内教授有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赵人隽、曾远荣等等，外籍教授有包贵思、赖普吾、范路德、罗宾孙、郝思奇等等。其中陈寅恪与萧公权不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且是当时的部聘教授。吴宓是1941年12月19日才知道燕大停办的，后来吴宓在1943年8月15日接到陈寅恪1943年8月4日的信函，信函中说：“将于八月中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于是他决定也奔赴燕大，“与寅恪、公权共事共学”，他随即入城发电报给梅贻宝校长表达自己愿意执教燕大的愿望，后来其以兼职教授的身份供职燕大，为燕大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学生。梅贻宝后来回忆：“若干知名大师的到来，非但燕大教师阵容充实可观，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为了表示对这些大师的崇敬，燕大将特约教授的底薪定为四百五十元，而燕大教授素来月薪只有三百六十元，校长也不例外。不过随着物价的波动，薪资也做相应调整。燕大对教授的生活也给予最大的帮助。香港沦陷后，陈寅恪被困于香港，经多番营救之后返回祖国任教于桂林广西大学。但不久战火逼近广西，加上陈寅恪不适应当地的气候，身染多病急需静养治疗，后陈寅恪辗转多处终于落脚燕大。梅贻宝校长对其礼遇有加，为陈提供优良的居住环境。不料，陈寅恪一直赖以工作的左眼因为摔了一跤突然失明，梅贻宝对此极为关注。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回忆：“燕大找到了当时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教授等共同研究，决定对父亲左眼视网膜剥离进行手术治疗。”由于缺乏先进的医疗设备加上陈寅恪多年疾病缠身等原因，手术没有成功。当陈家陷入困难的时候，燕大的同学老师给陈家送去了温暖。“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刻，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如同家人一样，排着班轮流在父亲床旁守护”。当梅贻宝探望陈寅恪时，陈寅恪当面向梅贻宝称谢：“未料到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四十年多年后，身在海外的梅贻宝回忆：“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小接受哥哥教导的幼弟如今已经成为了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深得此中真义并且身体力行。可以说，燕大在抗战中依然能够保证学术质量，离不开学生们的艰苦奋斗，也离不开这些大师的教导。

四

燕京大学定于1942年10月2日正式上课，并且特定12月8日这一天正式举行复校典礼，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定为了复校纪念日。成都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燕大的学生人人奋发，孜孜不倦。为了合理利用师资和实验设备，五所学校联合开课。由于教室分布在华西坝和陕西街上，两地又距离较远，所以一到下课就会看到学生在这两地之间穿梭。当时在燕大上学的毛希敏回忆：“华西坝和陕西街两处上课时间相差二十分钟，稍不留意就会迟到，紧张程度不言而喻。可我看到的高年级同学却不以为苦，个个成天都是积极乐观，忙碌而又刻苦地学习着。”梅贻宝在谈及学生生活时回忆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五大学共用的理学院图书馆增添若干桌椅电灯，执事先生把账单送给燕大，要求照付，我们说似应由五校分担较为合理。回话说：“到图书馆的尽是燕大学生！”在点滴的回忆中处处可见燕大学子不畏艰难、奋发向上的风采。

燕大在抗战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新闻系。复校之时，梅贻宝将任职于《大公报》的燕大校友蒋荫恩请来担任新闻系主任。燕京新闻系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致力于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他们以《燕京新闻》为实践基地，从每个环节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培训。因为培养的学生能力出众，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与燕大新闻系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学生在这些单位实习后即可留在报社长期工作。新闻界的老前辈徐铸成说过：“燕京新闻系的学生比较受欢迎，是因为毕业之后能用。”由于就业不成问题，好多慕名考燕大的人都选报新闻系，甚至有许多燕大在读的其他系的学生转到新闻系。新闻系的许多毕业生也有一部分志愿加入阵地记者，随着军队赶往前线，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传达给后方，点燃人们对胜利的希望。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抗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以培养出无数大师而闻名，成都的燕京大学在学术质量上也毫不逊色。当我们看见这些校名时会对这所学校的过往有个清晰的脉络，油然而生敬重。陈平原先生说过：“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和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无论是北平时期的燕大还是成都的燕大，始终遵循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办学育人，燕大学子更是深受其教。从北平到成都，北燕南飞，随着地域的迁移，燕大的精神既被保存，也得到了延续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