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比2014年回落0.4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业绩殊为不易。2016年，中国经济是延续过去5年的下行态势，还是在再平衡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这既取决于市场需求变化，更取决于结构性改革是否发力，能否激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推进新一轮转型中重构新平衡，将开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的新周期。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

2016年的世界经济将难改“新平庸”表现。从最新的国际机构报告看，2016年，全球经济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发达经济体将延续温和、不均衡的复苏态势，增长率略有回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英国的经济转暖，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新兴经济体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凸显，增长可能陷入停滞。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有利于中国扩大外贸出口，但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2016年，中国外贸增长仍难有明显好转。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将削弱资源输出国已相当脆弱的增长前景。从2012年以来，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对大宗商品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在全球产能过剩和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需求难有明显回升，价格继续走低的可能性较大。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进口大幅收缩，进而影响到中国外贸出口回升。

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加息仍将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导致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受到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需求收缩、风险释放的间接影响。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回稳。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逐步探底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逐步趋稳。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在高位上逐步企稳。

第二，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与此同时，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这表明过剩产能已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祛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2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当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调适能力。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要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需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性交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国家层面，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在企业层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在体制层面，要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创投、风投、众筹等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人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人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人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一流人才。

第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市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中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中国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第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测预警方法。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5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效应空前增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的“溢出效应”。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中国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没有下降，仍是许多经济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5年的比重基本相当。

在金融层面，由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还不明显。不少国际金融机构也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2015年8月11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及股市波动，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过度反应，这主要是通过预期渠道实现的，与全球经济低迷环境中形成的悲观情绪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近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仍将发挥世界经济稳定锚和动力源的作用。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也将对世界经济形成关联影响，其他经济体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与世界各国需携起手来，共同开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