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明

日前，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畅提“供给侧改革”，这是近期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亮色，一扫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的诸多疑虑，引发了各界的热议。

其中，来自学界的专家多半是把供给侧改革等同于供给学派登场主导，等同于凯恩斯主义淡出主角，这个认知的一边倒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人戏称为“中国的凯恩斯阵营一夜之间倒戈走了1000个信徒；中国的供给学派一夜之间从个位数增加成了2000人的大军”。

出身政策研究的智囊视野更为宽广，他们关心下述问题：供给侧改革是否能有效地将金融泡沫所催生的、危险的“无就业增长”，安全落地为能大量吸纳劳动力的“服务业增长”；如何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来托举新常态。

从事实务操作的干才看到的，则是消费升级和质量提升的机会和浪潮，是放松管制所带来的红利和套利。

归纳上述诸多视角，如下三个关键词是共同的：制度、长期、质量。“制度供给作为因变量”，“增长改善立足长时期”，“质量升级成为驱动力”。

如同任何重大的、改变历史的变革一样，这样的理想图景不会自动浮现，总是要遭遇并克服种种的困难阻力。对于这一轮的“供给侧改革”，不可避免的是“断租之痛”。

什么是“断租之痛”？普遍而言，对于任意给定的制度供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环绕这些规则形成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存在特定的超额利润被某些参与者所攫取，这些参与者被称为“食租者”。

所谓升级到新的制度供给，同时就意味着对原有利益格局的打破，这个旧格局的打破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正是这些“食租者”，不难想见，他们正是向新格局变迁的最大阻力。从全局来看，要实现新制度供给的大跃迁，“断租之痛”是不可避免的。

共享专车对旧有出租车的摩擦，就是持牌出租这个既有利益的食租者对租值受损的抗拒。既想让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出行福利的共享专车得以发展，又想传统出租车避免“断租之病”，是不可能的。

相比于出租车行业，更大的、对社会福利有着根本影响的，一是银行业的租值削减，尤其是存款端的利率市场化；二是企业税负的轻量化，而税负轻量化中的重头，是极为敏感的社保调整。这些改革需要的是大决心、大勇气，需要忍受并跨越巨大的“断租之痛”。

水到渠成的是，居民消费升级的大浪正势不可当地一浪高过一浪，对社会福利改善的要求与落后于形势的制度供给越来越不协调，旧有的租值体系的堤防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断租”虽痛，但势所必然。在这个大背景下，“供给侧改革”正逢其时，令我们对中国梦的进一步成真更加充满信心和憧憬。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