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缨芮

关常新，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70年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西洋音乐理论家及音乐史教授并从事音乐学研究；母亲是作曲教授。二人均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4岁起随母亲学习钢琴和乐理并接受视唱练耳训练，在青少年时期还先后接受过陈华逸、赵碧珊、伍政文、潘醒华、赵屏国、李惠莉等名师的指导。曾就读于广州（现星海）音乐学院附中，数次参加少年钢琴比赛获奖后，被选送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应诗真教授学习，翌年即赢得该校钢琴比赛一等奖，后因成绩优秀先后获保送进入院本科及研究生部学习。1992年起进入杨峻教授班上学习，在其指导下，参加首届全国钢琴邀请赛获奖。随后，应邀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1993年东京世界青年音乐节，其独奏演出获一致赞誉。崭露头角后开始了演奏事业，包括举办个人独奏会巡演、室内乐音乐会、与交响乐团及芭蕾舞团合作演出等，并应邀在中国著名作曲家蒋祖馨钢琴作品音乐会上演出。以《拉赫玛尼诺夫24首钢琴前奏曲》为论文及毕业独奏会课题获得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曾荣获“沈心工”“傅成贤”等奖学金及北京市“三好学生”荣誉奖章，并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作为出自广东省的优秀青年音乐家，受到广东省电视台和广东电台音乐台的专访报道。

1996年，获奖学金赴美国得克萨斯克里斯蒂安大学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师从克莱本钢琴大师班创办人及执行总监塔玛什·翁格博士，同时兼任此大师班常务助理、协奏曲比赛钢琴艺术指导及该音乐学院助理钢琴艺术指导。在校期间，参加第8届“马丁纪念奖”钢琴比赛获第一名。1999年，获该院钢琴演奏硕士学位。

2002年，回国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在该系成立初期承担了大量学科建设工作。其撰文及译文多次国家核心期刊及专业期刊发表，在教学上多次获得荣誉。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于2006～2008年任该院主办的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艺术总监助理及组委会成员。作为独奏及合奏艺术家，多次应邀在美国、欧洲的等国家的多个城市、院校、艺术节及大师班举办独奏会巡演和讲学，所授的部分学生多次获得国内外比赛奖项及奖学金，并纷纷进入世界知名音乐院校继续深造。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担任评委，并应邀担任北京知名高校音乐特长生钢琴招生考试评委。于2011年协助创办了美国科罗拉多国际钢琴大师班及钢琴比赛，并任中国区主任及大师班常驻客座艺术家及教员。

关常新，生于上世纪70年代，伴随他们青春的是中国信息时代的开启与改革开放的浪潮，因此在他的身上也烙印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刻苦、踏实、努力。他也许不是中国众多钢琴演奏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但在专业上的确称得上是勤奋、刻苦，最具职业良心和操守的“园丁”。

谈及关常新的学琴过程，他称自己学琴算是“近水楼台”。父母双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父亲教音乐史，母亲是教作曲。父母二人毕业之后，上世纪60年代到广州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前身）教学，算是国内比较早期的专业音乐教师了。除了父母，家里其他人也与音乐关系密切，关常新的姑姑是声乐教师，姑父是钢琴系主任，家里的音乐气氛极为浓厚。

除音乐外，关常新还接触到其他艺术的熏陶。据他回忆：“那时候有五七干校，广州当地所有文化工作者都统一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随处可见各种艺术形式。晚上跟爸妈去串门，进门不是剧照就是雕塑、油画，大人聊天我就到处翻着看，大院里面随处可见各种艺术品，尤其是那些大人不要了的残品都成了我的‘玩具。”在这样的环境中，关常新一天天长大，虽然那时候学校根本不正经上课，但是母亲对他的音乐教育却一点没有放松。

母亲对关常新的启蒙，对他现在的教学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他说：“当时，我的启蒙任务自然就落在我母亲的身上。她尽管能作曲，也教学生，但教我这种白丁并没有什么方法，而且我学琴的时候也不兴跟固定老师学，都是我母亲看哪个老师有时间，就让我去跟着学学，没有系统化的启蒙训练。别看我3岁就开始弹琴，但是走过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妈让我视谱，因为我在数加线的时候看错了，我妈打了我，我就哭，哭得眼睛都花了，我妈还让我看，眼睛花了还能看清楚吗？我就又说错了，结果又是一个嘴巴子。这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后来我回头想想，我妈之所以打我是因为她觉得简单，但是我并不明白啊，其实还是教学上没有方法。回想起启蒙时受到的这些学琴之苦以及走过的弯路之后，又不得不痛改错误的那段经历，让我感触很多，坚定了我现在坚持教初学的孩子学琴的信念，希望他们不要走弯路。”

珍惜每位老师的教诲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关常新就是如此。即使今天成名后，他仍然感恩每一位老师对自己的帮助，甚至在简历上都会注明曾经教导过他的所有老师。他说：“每当我听到某些学生谈到，有时候会与老师配合得不够顺畅时，我就想告诉学生们，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特点，老师一定是看到了你的问题才会让你进行改正，切不要只把眼光停留在目前，只顾自己任性，这样损失的还是你自己。启蒙时，陈华逸老师经常给我演奏一些好听的曲子，启发了我对音乐的想象。她的演奏很有热情，但她不太懂教小孩，给我的曲目比较大，我就总紧张，落下了很多毛病。由于弹琴方法不对，我两次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都没考上，自然那时候对我的自信心打击比较大了，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才对钢琴启蒙和演奏方法很重视，所以在我的教学中就在这部分下了很多功夫。”

两度落榜特批入校

熟知关常新的人都知道他并非天才型的钢琴家，但正是他的经历最终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就。因为坎坷的学琴过程，也让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所学所感无限地带给更多的孩子，从他的思维和教学理念来说，他是一位合格的教育者。

关常新曾经一度和钢琴告别。他说：“曾经有一度，因为上学路远，我又贪玩，几乎不练琴了，广州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教我，几乎是判了我‘死刑。我妈当时接了一个进修生，作为交换条件，她让这个进修生教我钢琴，这就是将我领入正途的伍政文老师。在他的教育和启发下，我的学琴之路进入了正轨。他的确很会教学生。1983年我参加了‘珠江杯钢琴比赛，那次拿了第2名。由此，我慢慢地对钢琴有兴趣。”

关常新虽然学琴早，但弹琴不规范的问题成了阻碍他进入最高专业深造的一道门槛。好在当时珠江钢琴厂每年都请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轮流到广州教学，关常新就是其中的受益者。提起这段时光，他仍然充满感激之情。他说：“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两次落榜，我就先考入星海音乐学院。不久，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广州教课了，结果我也没有被选上，我妈妈很着急。妈妈跟当年派来的应诗真老师是同学，她每个周末都做好晚饭给应老师送去，借着给老同学送饭的机会，让应老师给我上课。课上，妈妈每次都认真地给我记笔记。回来后，星海音乐学院的潘醒华老师就拿着我妈记的笔记再给我复习一遍。潘老师是位心胸很宽广的老师，很少有老师能做到这点。一年后，我经当时星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赵宋光院长特批，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委培。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第2年我就免试转正，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正式生。到现在我都特别感激这些老师对我莫大的帮助。”

用刻苦赢得自信

关常新的成功归功于各位名师的付出，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的日子，学了一年多，应老师移民到海外，我就跟随赵屏国、李惠莉等老师学习。赵老师经常给我讲故事，我现在也在教学中给孩子讲故事；李老师帮我解决了手指演奏的放松预备的问题，只可惜我当时没有跟李老师配合好，她也移民出国了。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又一位知遇之恩的老师——杨峻。我跟杨老师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说。

其实，每一条成功的路上，都需要披荆斩棘，克服内心的阻碍，关常新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还有他对钢琴一直以来的坚持与喜爱。他说：“其实，杨老师在80年代见过我弹琴，当时他对我母亲说，我乐感极好，就是底子太薄。没想到时隔15年，我们再次相见，竟然成了师生。我在学校，心理上总有自卑感，那时候学校的钢琴班分一、 二班，二班是插班生，我就在二班，总觉得跟一直在附中的同学有差距。杨老师给我心理上松绑，总给我机会去磨炼。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文化部第一次在福州搞全国钢琴邀请赛，中央和上海两所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个比赛网罗了这两所学校顶尖的学生，我从没敢想自己能去参加。但经过杨老师的举荐和后期的刻苦训练，我幸运地被选上了，进入决赛得到了优秀奖。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很大的信心。后来，我还跟随钢琴教育家易开基老师学了一个学期，经过这些专家指点，我的进度特别快。”

1996年，关常新获奖学金赴美国得克萨斯克里斯蒂安大学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师从克莱本钢琴大师班创办人及执行总监塔玛什·翁格博士，同时兼任此大师班常务助理、协奏曲比赛钢琴艺术指导及该音乐学院助理钢琴艺术指导。塔玛什·翁格博士这样评价他的演奏：“关先生对不同作品风格的重要特质——色彩及层次具有天生的敏锐感知力。能听到他这样以致力于体现作品深层内涵及核心本质作为艺术追求的演奏实不多见。”

在留学期间，他不仅是塔玛什·翁格大师班团队的组织者，同时还得到了世界各地大师的指点，聆听大师课，以丰富自己的钢琴演奏和钢琴教学体系。关常新的成长之路伴随着各路钢琴教育名家，他的教学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老师们的影响。

基础学琴且慢且规范

关常新是一位特别注重基础培养的老师，这和他的学琴经历息息相关，也和他多年在国外学习、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有一年我被小提琴家林以信邀请参加他所在大学的本科生毕业音乐会。他说让我有点心理准备，因为这个学生是念法律专业的，小提琴只是选修课。令我惊奇的是这个学生的演奏虽然技术上有瑕疵，但是音乐具有感染力，特别是由这个学生和法学教授演奏双小提琴作品的最后一个节目。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刻，让我开始思考孩子学习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应付所有的考试，只是为了成为音乐家，或者只是为了出名吗？”

在关常新看来，现在国内教育思维有些功利化，专业学校的课程设置照搬前苏联体系，并且只是学到他们的一点点皮毛，真正的核心却没有学到。学生该学习的作品分析、和声、曲式结构、复调写作等课程都严重缩水，这点就反映在专业课上，为此，专业课老师还要兼顾着给学生讲解专业课上遇到的音乐理论知识。而往往考入音乐学院的学生，都或多或少有着基础演奏问题，他们所在的城市越不发达问题就越大。大学教育还没来得及把学生的问题改掉，4年就过了。这是我们现实教学中的问题，也是教育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面对这样的现状，关常新特别希望通过自己所学所得去教学生起步，给他们打好基础，把基础的问题解决在基础阶段，之后接受高等教育时就会非常顺畅了。

对于音乐教育，关常新时常推陈出新。他说：“比如我自己发明了‘关氏撕纸条启蒙法。我学琴的时候，最痛苦的是音高、时值、演奏等都一起来，小孩子对复杂的综合运动是很难搞懂的，所以我把这些都拆开教学，或者是形象思维。比如全音符是一张小纸条，二分音符把纸条折两半，四分音符就再继续折等。我用这种方法也在美国教学，孩子们都特别明白，乐理解决了，他们弹琴就没有时值的困难了。”

谈及国内音乐教育，他也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孩子的物质条件太好了，不像我们小时候学琴，为了一个什么奖励就要努力学琴。有一次我母亲答应我学好琴就奖励一个汽船玩具，我高兴得一屁股把我们家缝纫机给坐坏了。现在国外的一些大师班除了教孩子音乐，还带着孩子感受大自然，自己做饭采摘等，让孩子感受美好，让孩子的感情变得丰富，对周围的一切有感知力。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孩子缺乏这样的教育。”

学习是一辈子事情

关常新用刻苦和进取为自己赢得了机会，在教学的工作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70后”淳朴的人生本色，所以他不断强调坚持学习的重要性。“我接触了那么多钢琴大师，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学习。应老师40多岁了还到国外做访问学者；杨老师都是那么出名的大专家了，还会向外国专家请教问题；美国的翁格教授，自己就举办大师班，他自己还在聆听同行的大师课。他们都在用行为告诉我，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越是学得多，越觉得学得不够，我害怕面对学生我黔驴技穷了。其实，老师不但要教学生怎么做，还要告诉学生为何这样做，要讲出道理来。有些演奏家，天生对音乐有内在感知，但为什么这样做，有些老师也不知道。我认为教学需要理论支撑，同时，也希望学生不要把眼光局限在学校这几年。我也是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有很多没有学到的东西。如果想要搞清楚就要不断学习。老师在教学上严谨，学生就不会得过且过，完全跟随老师的脚步，他们对学生的影响很深的。”关老师说。

平时，关常新不仅在中国音乐学院教书，他还是北京某所小学的课外艺术学校的校长。作为北京教育部门委派的工作人员，他还要走入基层给那里的小学生排练音乐课或者是艺术表演。对此，他说原来是为了生活，现在更希望通过教学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教学环境，尤其是国内的三四线城市的孩子。他还谦虚地表示：“现状不正规的教学环境如同我身边的杂草，我不管草，它就长荒了。当然草有固水土的功能，但不能任其发展。我承认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但我会尽量把我那一亩三分地的草锄一锄，让学生有坚实的基础，不要总让我们做拆了重建的工作。”

关常新很喜欢这份额外的工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他责任的另一种延续，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孩子会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成为未来的艺术人才。他犹如象牙塔里的除草人，在琴童成长的园子里，不断地辛勤耕作，为的是帮助他们吸收更多的音乐养分，在阳光下蓬勃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