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招兵买马，但劝不回蒋介石

1923年4月的一天，孙中山请邓演达一道来喝早茶。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邓演达很疲倦，但仍然端坐如钟。茶和稀粥下肚，便提了许多神，孙中山对邓演达说：“我决定授予你少将参军之职务。”

邓演达要说什么，被孙中山扬手制止。接着，孙中山又从包里取过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一副对联，递给邓演达：“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你念念。”他喜欢听别人朗读他写的对联。

“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邓演达展开对联，欣喜地读着。“大元帅放心，我一定以此精神建设三团！”前几日，邓演达刚被孙中山任命为新成立的三团团长。

孙中山正要换一个话题的时候，副官长走了进来，声音急促地报告：“败回广西的沈鸿英又起兵侵扰西江一带，情势紧急。”

邓演达收拾起赠物，拉下军帽，脚跟一并：“还是我去吧！”

“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孙中山望着这个年轻军人的背影，赞叹道。——所谓两达，一个是指邓演达，另一个是指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根据国民党中央1923年10月的决定，下令筹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决定利用珠江长洲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小学校和水师学堂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长洲岛在广州黄埔港附近，所以一般都称之为黄埔军校。2月1日，孙中山指令邓演达、王柏龄、沈应时、俞飞鹏、孙家瑞、宋荣昌等共7人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委员长。可是蒋介石由于个人野心受到阻碍，听到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便耍起以退为进的手段，以环境恶劣为借口，擅离职守，去了上海。孙中山便于2月23日改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在广州南堤设立了筹备处。孙中山认为邓演达忠贞革命，富有军事经验，而且勤奋刻苦，可作青年楷模，便免去邓演达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的职务，任命他为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专责筹建军校。邓演达亲赴上海力促拂袖而去的蒋介石回来工作，同时在上海积极为军校招募师生。当时，除广东可以公开招生以外，其他各省都在军阀控制之下，只能通过国共两党秘密招生或动员青年学生到广州报考。

3月的一天，蒋介石从证券交易所回来，往沙发上一躺，随手抓起一本《拿破仑》，似看非看。透过小客厅虚掩的门，他瞥见有人进来，腿很长，脚上穿着瘦瘦的短筒靴。

当他看清来人是邓演达时，脸上立即露出意志坚强、踌躇满志的神色。

“择生（邓演达的号），你来看我，真是……”他要一直保持彬彬有礼的形象，断断续续地说，“太客气了”。

邓演达朝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大元帅希望你立即赶回校部，筹委委员们也都心急如焚。”

“不回去！”蒋介石嘶哑地说，“我不会回去的！只要有鲍罗廷在，我就决不回去！”

他把拂袖离开的责任都推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身上：他说鲍罗廷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他曾和鲍罗廷争论过，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蒋介石则认为，这种方法正好是致国民党于死地。争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怕别人管制他。而“管制”他的人，除了鲍罗廷，还有广东拥兵自重的各路军阀，他们根本不把国民党放在眼里。滇军将领范石生曾经告诉李宗仁：“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蒋介石最怕人家看不起他，加上财政捉襟见肘，他便溜之乎也。

但他决不服软，在邓演达面前更不愿意憋屈，所以越说声音越大，而理由越来越冠冕堂皇：“鲍罗廷若不改变他以老子训儿子的态度，不尊重我民族自尊，而强加于人，强词夺理，我决不与他合作，我听任大元帅发落！”

邓演达是个听不得谎言而又耐心不足的人，于是无功而返。

道不同终遭排挤，邓演达决意离开黄埔军校

由于和蒋介石、王柏龄之间的矛盾已经水火难容，已经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正酝酿着离开黄埔。

邓演达非常讲究军人仪表，神态威武而又洒脱。他爱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走起路来橐橐有声。学生们一听到他的皮靴声，再喧闹的教室或寝室也顿时鸦雀无声。学生们对他非常敬畏，也有把他的举止动作当作规范加以仿效的，这些人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然而军校又充满了矛盾。在办学方针上，邓演达主张学习“苏联式”，而担任军事总教官的何应钦，却主张仿效“日本式”，两人经常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但和他矛盾最深的要数王柏龄。

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当年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上海滩鬼混，是一个常在上海做花头的浪荡子。因为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常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居，被人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在黄埔，蒋介石“乔装打扮，判若两人”了，而王柏龄依然如故、生活糜烂，娶了3个小老婆，还常常去逛妓院，弄得十分消瘦。

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一头闯进邓演达的房间，往床铺上一倒，剔着牙缝说：“老邓啊，你可真是正人君子！”

邓演达急忙把他扶到椅子上，责怪道：“你瞎说什么！”

“你当我不知道！”王柏龄女声女气地说，“你不早就‘金屋藏娇了，还装什么猫儿不吃腥！”

邓演达是在家乡结的婚，女方是一位农家女子，叫郑立真。因为文化和境况的差异，夫妇生活虽然和和气气，却也平平淡淡然。而邓演达是个重道德的人，从不学当时的时髦男子，背着土气妻子去寻花问柳。郑立真一生未生育。弟弟邓演存将一女邓京育过继给邓演达。到北伐战争时，邓演达将夫人接到武汉，随军担任救护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她回到广州进入助产学校学习，由于政治环境关系，未能与邓演达在一起生活。邓演达被害时，郑立真已从助产学校毕业。由于反动政府的控制，她无法参加工作，从乡亲那里又过继了一位襁褓中的男孩来抚养，取名邓思干。此后，郑立真终日郁郁寡欢，1939年秋因乳腺癌病逝。

王柏龄很想从这方面拉拢邓演达。见邓演达不言语，便喋喋不休，大谈嫖经。

邓演达正襟危坐，生气地摆手：“你不要说了！廖夫人3月8日刚刚在国际妇女节上提出废除娼妓制度，你怎么在这里唱反调？”

王柏龄摊手摊脚，哈哈大笑：“这种事是开会能废除了的么？远的不说，就说去年曹锟贿选大总统，就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讲妥选票价钱的。当时‘八百罗汉（谑称议员总数）哪个不是叫妓女陪客，一桌席就花上百大洋。还有从八大胡同里选小老婆的，王揖唐（北洋皖系军阀）就找了名叫顾阿翠的苏州妓女，长得如花似玉……”

“你是不是也想如法炮制？”邓演达站起来。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替兄弟着想，免得你这里寂寞难熬……”

“以你这一套来教授学生，只能培养出好色之徒，孙先生的救国大业从何谈起！”

王柏龄红着脸回到自己房间，越想越不是滋味，急忙跑到蒋校长那里，诬告了一通邓演达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谎话。王柏龄高谈阔论，狂态毕露，精神亢奋。蒋介石有些不耐烦了，哼了一声，眼色阴沉地盯着王柏龄的鼻梁，拖长着语调说：“要精诚团结嘛！你注意他的行动就是了。”

接着，便发生了那起导致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的“运枪事件”。

运枪详情，王柏龄自己有过记载。他做人浪荡油滑，行文也如谈嫖说赌一般：

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明确保管点收的人员，明确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地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两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枝，还有小手枪十枝，这小手枪，小的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枝。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枝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以后的事，王柏龄不愿提及。枪械入库时，邓演达正在向蒋介石反映情况：“有些学生反映吃不饱，操练起来浑身没劲。”

蒋介石从桌旁站起来，皮靴咯吱咯吱地响着，走到邓演达身旁，叹了口气。

邓演达对蒋介石不吭声感到不满，又问：“是否可以给学生再加点伙食费？”

“按本校定章，学生每人每月的伙食费预定是3元，现在已经加到了6元。外面兵士伙食只有4元，比较起来，已经是增加了一倍。”蒋介石说，“我做学生在军队的时候，也是一顿1碗饭，3块萝卜，或是1块咸鱼。现在学校生活好多了。现在已经预备了麦粉，这麦食不但可以助消化，而且能够治疗脚气病。”

“现在学生体质很差，病号多，往往操练不能满勤。”

“现在生病的差不多都是学生，为什么官长不生病呢？因为官长都注意卫生。学生总队要严格管理学生，要养成绝对服从的风气，现在这样不行！”蒋介石眯起眼睛望着邓演达， “你还有什么问题？”

“学生总队的枪支都是老掉牙的德国造，这次是否可以拨一部分新枪给我们？”邓演达指指枪械仓库。

蒋介石顿时一惊。他对邓演达的办事认真、刚毅正直暗存猜忌，同时邓演达思想上左倾，被其视为危险，况在广东军界中，邓有深切的历史关系，蒋对邓总是存有芥蒂，表现出尊而不亲。现在一听邓想要枪，戒心更重。他阴郁地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心中却在盘算以这批枪培养私人武力：计划以何应钦、王柏龄、刘峙、顾祝同等亲信建立教导团；拟将卢永祥部在浙江被孙传芳击溃的残兵，自宁波海运来广州……邓演达等待的火辣辣的目光使蒋介石难堪，他尖瘦的脸绷得紧紧的，好半天才说：“枪械我已委托王柏龄全权保管，你去找他商量吧！”

邓演达最初对蒋介石并无恶感，尤其是在保定军校听到蒋介石的一段故事后。故事说：某一天，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学的课，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这块泥土，大约有1立方英寸，这里面有4亿个微生虫。”——日本教官好不得意，接下去又说：“这可以拿来比喻中国，中国有4亿人口，就像这4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中一样。”把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按捺不住气愤，离开了座位，跑到讲台上，把那块泥土分成8块，拿起其中的一块，送到日本教官的面前，说：“日本的人口有5000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就是日本人吗？”根本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教官一瞬间目瞪口呆，面红耳赤……邓演达相信这个故事，对蒋介石颇有敬意。然而接触时间一长，蒋介石丑陋的一面便暴露出来，尤其是他那种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做法更令邓演达失望。

邓演达愤愤离去。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王柏龄交涉枪支一事。

王柏龄见邓演达登门来求，既不惊讶，也不着急，专心致志地研究桌上一瓶精制白酒，闻着酒香，打量着打开的罐头，同时避开邓演达，轻轻把一支小手枪塞回枪套，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

“蒋校长只让我保管枪，并没有给我分配枪的权力。再说学生又不上前线，拿根木枪舞一舞又何妨……不要图谋不轨啰！”

邓演达气得火冒三丈，辞去了军校职务。

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后，到上海办好手续，准备到德国去攻读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临行前，他给好友、参加过辛亥革命、赞成国民党改组、拥护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张难先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告诉张难先，他深深感觉到中国国民党内，缺乏真实人才，待政治、经济获得解放以后，他可以学成回国，为国效力。但是现在为国民党右派所不容，只好拔腿去矣……

蒋介石宁要共产党人来校，也不愿召回邓演达

孙中山去世后，以胡汉民为代帅的方针，虽然是国民党的会议上做的决定，但蒋介石不以为然。尽管有人在东征军和黄埔军校有意无意喊出了蒋校长是孙总理继承人的口号，然而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中，谁也不推举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年轻好胜的蒋介石在期待和争取舆论中没占到上风，两耳灌满的却是廖仲恺谈到的军校内的混乱情况，怎能不心烦意乱？

被撤职的管理处长林振雄前来告状……

宣传部长戴季陶被联合会的人轰下讲台……

他在面临东江的帐篷里坐卧不安。帐篷里还有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周恩来等人。廖仲恺很快要返回黄埔军校，他催促蒋介石要尽快挑选两党的优秀分子来军校执教，以便加强管理。他说出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和高语罕来校任政治教官的意思，向劳累了一天、坐在一旁慢慢吃东西的周恩来询问高语罕的情况。尽管肚子饿极了，周恩来还是不慌不忙地吃着。

“高语罕是个人才。他从事教学多年，理论上很强。与陈独秀先生交往很深，与我也有通信来往。不但会写文章，口才亦好，与恽代英都堪称是青年导师。”周恩来掰开最后一块饼干，拿水送下肚去。

蒋介石问道：“他现在在哪里？”

“德国柏林。需要的话，我可以去信召他回国。”周恩来说道。

“你说到柏林，我想起来了。”廖仲恺思索着，“邓演达不也在柏林吗？军校需要他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为何不召他回来呢？”

蒋介石抿着嘴，沉思起来。当他意识到廖仲恺想重新启用邓演达时，不由得一愣，搪塞道：“我看他只想学习德国的军事，对教学并无兴趣。”

“他离开黄埔有其不周之处，但我们也待其不公呀！”廖仲恺心平气和地说，“在总理去世之际，召他回国正是时机。”

蒋介石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那一片明朗的、但烟雾弥漫的天空。某种不祥的预感爬上他的心头。他觉得国民党元老如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并不可怕，取代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妨碍他夺取权力的是国民党后起之秀汪精卫、邓演达之辈，尤其是邓演达在粤军和黄埔军校的威信。他那咄咄逼人的军人姿态，一开始便对他构成威胁。也许正是为此，他才极力扶植王柏龄，挤走了邓演达……

“邓演达先生对国际形势和农民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这对军校学员开阔眼界大有益处，同时，他又善于以身作则严于治军。蒋校长应考虑召回他。”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

蒋介石有些尴尬，舔了舔嘴唇，不置可否。他突然灵机一动，一下子就使谈论转为对自己有利：“现在迫切需要国共两党合作，与其找个顶着国民党头衔的人来装点门面，不如找个共产党人来弘扬黄埔精神。周主任，你快写信叫高语罕到黄埔来吧！”

尽管蒋介石不愿意，但邓演达还是很快回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计划在1926年元旦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演达在应邀之列。不久，邓演达取道莫斯科回国。这时，蒋介石转变态度，继续借重邓演达。

庐山“与虎谋皮”，蒋介石的阴谋已经显露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出席武汉联席会议的委员们听到消息，气愤不已，立即给予了坚决否决。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强烈谴责蒋介石另立中央、分裂国民政府的行为，要求蒋介石立即撤销南昌政府，让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来武汉报到。但蒋介石不听，并去了庐山。

邓演达仍抱着希望也去了庐山，争取说服蒋介石。

庐山的大雾渐显稀薄，那些屏障般护卫着的层峦叠嶂，先后露出了它们险峻的峰顶。

蒋介石怒气未消。他抖开了搭在膝上的羊毛毯，烦躁地唠叨开来：“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本是在最后讲话，但他居然公开地在宴会中间批评本党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说我们革命里面有摧毁农工的行为。而且对于本党领袖指摘、诋毁、诬蔑得无所不至！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他说的并不错么，他也未必就一定指你。”邓演达想把气氛缓和一下。但蒋介石并不听，完全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他是在宴会中最后讲演。他讲完之后，我本想当场起来质问他，不料，主席徐谦宣布散会了，所以当时我没有当场反诘他。”

“你没有必要激发他的个性。”

“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他：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

“他说你吗？”

“他竟答不出来。我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横，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乃至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

“你不能这样说。”邓演达坚持地说，“这不是鲍罗廷的本意。他和他的顾问们毕竟和我们出生入死，即使有点过激，也不能说他是有意破坏。问题是我们现在不能置群众于不顾，包办革命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迁都武汉的事还请老总从大局……”

其间，蒋介石一直坐在那儿，非常温和有礼地听邓演达讲话——可是当邓演达一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蒋介石就怒火冲天了！

蒋介石把手一挥，拒绝谈这个话题。

晚上，邓演达找在庐山的李宗仁、陈公博、陈铭枢3人闲谈。邓演达发出感慨：“拿着19世纪初期拿破仑的记事本再演一次，而且必定是越做越觉得头皮发胀，外强中干，心里面一点把握也没有了。虽然能仗着个性的坚强，历史的强制力，还能够挣扎几时，但是终究要被群众降伏的。不然，就必得要做一个群众的反叛者，一直做到自己坟墓面前为止。”

李宗仁等3人当然明白邓演达是有所指。李宗仁便说他曾劝蒋介石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

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当然说啦！”李宗仁回答，“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分忧呢！”

邓演达又一笑：“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知蒋也深，听罢，都有不胜唏嘘之感。

邓演达感到忧虑、孤独。他打电报给正在南昌管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请他到庐山来一趟。1月31日，郭沫若上了庐山，两人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说好明天一早两人一同去南昌。邓演达已预感到某种不测，对郭沫若说：“非去南昌一趟不可，不去恐怕下不了山。”

2月1日清早，他们下山，同行的还有后来在上海出卖孙炳文的褚民谊。张静江本来要同时下山的，临上路时蒋介石把他留下了。

邓演达、郭沫若等在总司令部草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郭沫若回到东湖政治部，邓演达前往南山外苏联顾问的公馆。9点钟左右，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跟郭沫若说：“我立刻要离开南昌，在九江上游有一条隐蔽着的小火轮，不愁没有方法回到武汉。”

要分别了，邓演达不禁从心里打了一个寒战，感到血涌心头，眼角潮湿。“你要处处小心。”他拍拍郭沫若的肩膀，沉重地说：“我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

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的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就问：“择生呢？”

而武汉方面，已有邓演达在南昌被扣的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