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7日，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双边”会面的安排。

在一次会上，我发完言，离开座位出去“方便”一下。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后来听说，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不让其他人进，自己赶紧进去找我。

麻生用英文对我说：“外长先生，我们好好谈谈。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

我说：“那是你们的问题，责任在日方。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的交代，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

麻生表示听懂了，理解了……

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

后来，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报道说，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方便”的地方进行了方便有效的双边沟通。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厕所外交”。

外交官在一起并不全是唇枪舌剑，有时也会有这种无伤大雅的闲聊。有一次我和麻生见面，正式会谈谈得不错，晚宴上有时间闲聊，夫人们也在场，谈话内容很轻松。

麻生的夫人告诉我，她家有个亲戚，在20世纪40年代到过延安，帮助过八路军，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借机“表扬”说：“日本人民曾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过支持，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给过帮助，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

这时，麻生接过话茬儿说：“是的，日本妇女比日本男人心胸开阔、身体健康，平均寿命也比男人长。这方面，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

我好奇地问：“真的吗？为什么？”

麻生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反映在这上面。改革开放前，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男人多1岁；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一差距扩大到3岁。”

麻生说：“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日本女人长寿，除了生理原因之外，主要是敢说、敢哭、敢笑。相比之下，男人差多了。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得到表扬不敢笑，怕别人说他骄傲；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怕别人说他态度不端正。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5倍。”

说完这段话，麻生看了一眼夫人，得意地笑了。

麻生卸任外相后，仍然不忘老朋友。我不当外长后，有一次访问日本，麻生正在竞选首相。他在自民党党部见了我。

他的办公室很简单。我说：“你这么简朴。”

他谦虚地说：“这是向中国学的。”

他还说：“不管当不当外相，我们都是好朋友。”

2011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已经卸任的麻生为加强两国动漫产业合作率团访华。他想与我见面。我没有别的时间，便早早起床，与他在我家附近——长安街上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45分钟的早餐。结果，两人谁也没吃饱，却老习惯不改，就当时的国际热点西亚、北非等问题交换了看法，达成了难得的非官方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