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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生态危机与暴力救赎

2016-05-14金言睿刘卓

牡丹 2016年8期
关键词:罗莎淑女福克纳

金言睿 刘卓

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见证了萨德本王朝的兴衰浮沉以及美国南方的生态危机。本文旨在以生态批评为依托,探究《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的生态伦理观,研读福克纳的暴力救赎思想。《押沙龙,押沙龙!》中,萨德本横跨百里的庄园拔地而起,破坏了土地的衡态。旧南方的繁文缛节物化了女性意识,作者在文中塑造了两个深受其害的南方淑女。黑白混血儿查尔斯·邦也为白人至上的思想意识所牵绊。困境中,主人公们似乎无路可循,死亡与毁灭成为唯一的出路。最终,萨德本百里地付之一炬,这个罪迹斑斑的家族也完成了最后的救赎。福克纳也渴望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推翻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并重建旧南方的伦理道德。而萨德本王朝的毁灭也是对当下人浮士德心态的警示与关照。

《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的扛鼎之作,广博而晦涩。福克纳与一个朋友戏谑时曾提及,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了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白人穷小子萨德本的发家史,也记录了萨德本王朝在南方白人至上的父权社会中的兴衰浮沉。福克纳曾言,该书的主题可以简明扼要地归结为“一个人毁灭了土地,土地反过来毁灭了他的家庭”。本文以生态伦理思想为依托,探究《押沙龙,押沙龙!》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研读福克纳的暴力救赎思想。本文以生态危机作为出发点,探讨性别与种族的生态伦理关系。

生态伦理思想起源于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及的“大地伦理”。在《沙乡年鉴》的《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分析道,人的伦理观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大地的关系。《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提出了土地共同体的概念,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人类、动物、植物、土地,甚至空气,都是平等的。福克纳将其引申为“祛除了一切意识形态与机构形态”的共同体。该共同体是上帝创造物的集合,此处的平等不只局限于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也暗含人存在于世界中,不受种族、性别、阶级以及性取向的限制,享受平等与自由。

暴力书写是南方文学永恒的主题。美国旧南方暴力猖獗,私刑泛滥。暴力一直是一股文化的力量,影响着南方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影响着福克纳的创作。吉拉德认为,暴力、欲望和文化形成了一个循环的、不断滚动的圈,推动社会的进程。隐秘的欲望不断累积,导致暴力的产生,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下,暴力是颠覆暴力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一理论在福克纳的暴力书写中得到呈现和被颠覆,即福克纳书写和改写暴力,以形成一股反暴力的力量,来揭露以往隐秘的历史真实、曝光隐藏的欲望、批判暴力文化、平抚战争创伤和重新构建伦理道德。

正如上文提到,南方生态伦理环境的平衡早已被打破,且积重难返,所以福克纳认为,暴力救赎是重构南方社会秩序最为行之有效的途径。本文中,生态批评不再只是着眼于土地,人类将征服自然的生态观念演变成人与人的相处模式,使南方沦为父权制主导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最终也导致旧南方与萨德本王朝的危机。而这些危机早已积重难返,暴力成为救赎最为行之有效的出路。

尽管旧南方劣迹斑斑,福克纳对南方土地一直怀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土地情结是福克纳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研究福克纳的著名学者克林斯·布鲁克斯评价道:“南方土地的依恋,或者说福克纳对那片土地爱恨交织的情感,是南方性的决定性特征”。福克纳对南方土地的关注也体现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小说中的土地危机皆源于萨德本畸形的土地观,而这一土地观的形成源于他童年时期的一次精神创伤。萨德本于1808年出生于美国现今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萨德本一直过着伊甸园式的生活。而当他随家人搬入一个等级森严的南方小镇——弗吉尼亚的泰特沃德小镇,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白人庄园家的“黑鬼”将他拒之门外,将其视作“牛群,粗野的、没有礼仪的生物”。一个白人庄园主的黑人管家竟可以凌驾于他之上,这一落差引起的耻辱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他第一次意识到土地在旧南方农业社会的重要性。

受自尊心的驱使,萨德本已不想继续居住在那破败不堪的家园。他萌生了对土地和黑奴的无限渴望,希望拥有一座横跨百里的庄园,能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旧社会谋取一席之地。所以,萨德本抛弃了原有的家庭,逃亡海地。在海地,萨德本与当地庄园主的女儿成婚,接管庄园。在管理庄园的过程中,他逐渐沦为一个毫无节制的暴君,开垦土地,奴役黑人,镇压反叛。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演变成冷酷无情、工于心计的压迫者。萨德本在杰斐逊小镇之前的故事,可以看作一部白人穷小子的畸形成长小说,一个白人至上社会中扭曲的美国梦。白人穷小子在受辱之后,白手起家,立志爬上社会顶端,并不是为了消弭等级差别,而是为了统治他人。离开海地之后,萨德本突然降临杰斐逊小镇,骑着马,带着两把手枪和一群野兽。在一群黑奴的帮助下,“萨德本百里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地而起。毋庸置疑,萨德本百里地以如此暴力的方式落成,打破了自然的平静与和谐,横跨百里的庄园更是对土地滥用的产物。而萨德本百里地坐落于茫茫蛮荒之中也揭示了它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同时,这座庄园只是萨德本征服南方淑女的工具,是他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所以“萨德本百里地”也因萨德本自身的私心与贪婪显得不那么纯粹。

最终如福克纳所铺垫的一般,萨德本的百里庄园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宣告纵横杰斐逊小镇数十年的萨德本王朝终结。这场猩红色的落幕完成了一个轮回,萨德本因一己私欲以暴力的方式从自然中攫取了这座庄园,打破自然的平衡。所以,萨德本必须以某种方式将他窃取的土地偿还给自然。而萨德本的贪婪与恶毒早已根深蒂固,回天乏术,土地只能以暴力来救赎他的斑斑罪迹。这场大火就是土地对“萨德本百里地”的暴力救赎。英国作家C.S.路易斯在其散文《人之废》中提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在其功德圆满的时候却是自然对人的征服。每一次我们似乎是胜利了,却一步步地走进这一结果。自然所有表面的退却,原来都是战术撤退。当它诱敌深入的时候,我们却认为它在节节败退。在我们看来它是举手投降的时候,其实它正张臂擒服我们”。路易斯对人类富有侵略性的文化的口诛笔伐,应用到萨德本身上是再合适不过。

福克纳并不是一个生态女性主义者,甚至在他生前,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并未产生。1974年,法国作家Fran?oise dEaubonne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理论,“分析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这与福克纳小说中的著名公式不谋而合:土地=繁殖力=女性=身体。在他的作品《圣殿》中,福克纳借角色之口表达了他眼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大自然是个女性,因为女性的肉体和女性的季节是串通一气的”。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南方旧社会清教主义盛行,父权强势,浸润着女性的泪水。她们如同土地一般,沉默地等待男人开垦征服,最终成为父权制高压下的牺牲品。甚至,亨利·萨德本将女性像瓜分土地一般分为三六九等,“一种是黄花闺女,某一天绅士们会娶,一种是娼妓,绅士们休假日进城会上她们那儿去,还有就是黑奴小妮子与婆娘了,因为她们那第一类女子才能过太平日子,在某种情况下无疑守得住贞操”。高贵典雅如南方淑女,也不得不面对逼仄的生活空间,边缘异化的生存方式,遑论普通女性与黑奴女子。在绅士们眼中,南方淑女如同纯洁的木兰花,这一形象美好但也凄凉。绅士们可以无视操守,任意妄为,南方淑女的贞洁却神圣不可侵犯。斯科特在其《南方淑女》中也曾表示,纯洁的女性不应有性欲望,应坚守南方传统的妇道观。毕竟,绅士们娶的是她们的贞洁,不是她们本身;绅士们在乎的是传宗接代和血统的纯正,不是她们作为女性的优秀品质。

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塑造了两个性格命运迥异的南方淑女,即艾伦和罗莎,谱写了南方淑女的凄婉哀歌。艾伦是南方淑女制造(lady-making)的产物,罗莎是父权社会消极的对抗者。借助其笔下的两位女性,福克纳猛烈抨击了父权制度、清教主义、种族制度这两个为南方淑女编织的牢笼。两位淑女或以死亡幽闭救赎自己,或牺牲一己之身为罪恶的家族洗刷罪孽。对她们的人物刻画又一次体现了福克纳的暴力救赎思想。

西蒙·波娃曾提出,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一个女人。艾伦就是南方淑女制造的产物,是萨德本的附属品。当萨德本从海地归来之后,像“上孟菲斯市场买牲口和奴隶一个样”,娶了当地富商科德菲尔德家的长女艾伦,也就是罗莎的长姐。艾伦是当地有名的淑女,与她成婚可以使萨德本快速获得名望。所以,艾伦只是萨德本用来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生儿育女的工具。婚后,艾伦为萨德本诞下一双儿女,亨利和朱迪思。在那之后,她似乎成为一个影子人物,虚无却又不可缺少。她游走在幻想的世界,时不时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抑或呓语几句。康普生先生将她比作一只无助的蝴蝶。而罗莎则如是评价她:“我对她没有多少印象。在我看来,她是一个遁世者……她为萨德本庄园和作为庄园主夫人的荣耀付出了代价”。艾伦逆来顺受,丧失了绝对的主体性。她认真履行着男权社会赋予她的使命,捍卫着压迫她的父权制度,甘愿成为萨德本的附庸品,家族的牺牲者。因为旧南方的男权意识已在艾伦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最终只有死亡才能帮她脱离父权枷锁,救赎自己。

在福克纳的笔下,艾伦的小妹罗莎是仇恨满腹、不可理喻的老处女。在评论家眼中,罗莎也未曾得到正面评价。克林斯·布鲁克斯曾言:“只有罗莎会落入地狱”。而笔者认为,罗莎恰恰是书中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她渴望爱情,渴望婚姻,渴望成为母亲,却不懂掌握主动权,争取自己应有的位置。最后,终其一生沉浸在对萨德本的怨怼中,直到死亡都是一个憎恨男人的老处女。母亲因她难产而死,从小便生活在负罪中。父亲软弱无能,姐姐若即若离,无爱的环境养成她沉默寡言的性格,“不懂如何去爱别人”。她创作诗歌,或排遣她内心强烈的情感,或表达她对旧南方社会的不满,或寄托她对查尔斯·邦的爱慕,但却从未付诸行动。更令罗莎感到凄凉的是,艾伦作为长姐,丝毫未尽职责,却在死前请求罗莎照顾她的一双子女。所以,在姐姐死后,罗莎入住萨德本庄园。恰逢萨德本在外参战,罗莎不得不承担起萨德本作为男性的家长职责。期间,亨利枪杀了他的黑白混血儿哥哥查尔斯·邦,这令罗莎万念俱灰。亨利弑兄之后,仓皇而逃,不知去向,这也导致萨德本王朝失去了男性继承人。萨德本返乡之后,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不得不立即向罗莎求婚,罗莎也以为爱情终于降临。但是,当萨德本提出结婚的前提条件是罗莎能诞下儿子,罗莎感觉自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以极其极端的方式回绝萨德本的求婚,余生深居简出,居住于不见天日、门窗紧合的黑屋子中,同时也将自己禁锢在绵绵不绝的仇恨里。与艾伦不同,罗莎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南方淑女,她有炙热的渴望,有不满与反抗,但这些都只停驻于内心,使她成为一个消极的反抗者。面对萨德本和父权制的侮辱,她幽闭残生,饮恨而终,最终同艾伦一样,只能通过死亡寻找到最后的解脱与救赎。

萨德本王朝的覆灭与一系列继承人的死亡表明萨德本需要整个家族用生命来救赎他的罪孽。萨德本争夺土地,抛弃妻子,侮辱女性,压迫黑人,昭昭罪行导致家族危机。他攫取了不属于他的东西,而且变本加厉,所以自然与社会以某种极其暴力、残忍的方式夺回本属于他的事物。也就是说,暴力救赎是唯一出路。最终萨德本王朝分崩离析,继承人或死或逃,这都是暴力救赎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何萨德本自己、亨利、查尔斯·邦、朱迪思,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难逃横死的噩运。最终,百里庄园被大火夷为平地,这个家族最后的救赎也宣告完成。

就旧南方而言,福克纳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重建失衡已久的道德秩序,这是他作品永恒的主题。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诉诸暴力,通过对暴力的书写和改写,福克纳揭示了暴力文化的本质,重新审视国家的暴力史,拷问美国的国家身份,力图构建新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

从环境的角度说,人类应摒弃萨德本的浮士德心态,感知世间万物的有限性。正如温德尔·贝里在其文章《浮士德经济》中提及的一样,“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奢侈的挥霍,还在于想当然的无限性。我们模糊了问题,拒绝承认无限性是神才拥有的特征”。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度的,无论自然还是其他客体。我们不能用浮士德的心态去主观臆测无限性,真正没有限制的只有路西法的地狱。若不加节制地索取,索取对象可以是收留你入天堂的上帝,也会是引诱你落入地狱的路西法。

(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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