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宰晛

近30余年，作为一名韩国摄影师，成南勳的照片十分罕见地经常出现在海外媒体上。

在留法学习期间，成南勳偶然走进一座吉普赛小村庄，用相机记录下当地一个聋哑女孩的生活。而这件事竟成为他人生中宿命般的“决定性瞬间”，从那时起，成南勳正式开始他的摄影之旅。逐渐，他的作品在海外受到认可，以“罗马尼亚吉普赛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斩获法国Le Salon摄影金奖。

之后，成南勳成为法国Rapho图片社的专职摄影师，他的作品中主要反映欧洲地域内边缘人群的生活。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曾评价他的作品具有东方抒情式的表现形式，如散文一般在照片中讲述一个故事。从“吉普赛少女”开始，成南勳一直关心

“流浪者”以及世界各个角落正在承受苦痛的人。同时，他的镜头也对准因人类欲望而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希望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出因欲望而挣扎的人间百态。

从最初Rapho图片社时期创作的《波黑内战》（Bosnia Civil War，1996）、《卢旺达难民》（Rwanda Refugees，1997），到后

来在荷赛（WPP）中获奖的第一部作品《印尼的民主化》（Dem-

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1998），能够看出成南勳对“流浪者”主题的关注逐渐加深。而处于边缘位置的亚洲女性也成为他的主要拍摄对象，2009年荷赛（WPP）肖像类单幅获奖作品《莲花之井》拍的便是西藏沙弥尼（未满二十岁出家的女子，受过沙弥十戒后，称为沙弥尼）。

在纪实摄影中，比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摄影师能够因势而动地表达与诠释，并以一贯的价值观与理念记录下最贴近真实的画面。成南勳至今依旧在不断思索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所应具备的道德伦理与在社会中能发挥的作用，也一直不断地对世上那些被无休止的偏见与欲望所蹂躏的人生进行多角度的创作。

对话成南勳

听说在成为“摄影师成南勳”的过程中，曾有一个“宿命”般的转变，是什么呢？

1981年我考入全州大学经济系。虽然从小我有成为画家的梦想，但是在全罗北道镇安郡的小村庄里，是无法享受所谓艺术文化生活福利的。在全州读完高中考入大学以后，我开始了关于梦想的思考。在并不十分适合我的大学生活中，我每天只有在戏剧社团里释放内心对于艺术的热情与向往。然而，随着这种热情愈加高涨，戏剧这样的团体艺术已无法满足我的梦想，我开始渴望个人创作。某个冬日，戏剧社的同学送给我一张用自己拍摄照片打印做成的圣诞节贺卡。就在那一瞬间，一个想法犹如冬日的严寒，猛烈地冲击我的内心——虽然已经很难成为画家，但是我还可以当摄影师。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我便去找朋友询问关于摄影的诸多问题，以及可以去拜访学习的老师。之后没过多久，我便切断了所有退路毅然前往法国，而心中的种种担忧与顾虑，全部依靠摄影为我抚平。

你的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叙事性，重现事实以给人直观的冲击力。你觉得为什么摄影的力量能够让人解读世界？

摄影和戏剧有着诸多共同点。如同我们用长方形的画面记录所见所闻，戏剧也是在一个四角舞台上重现百姓故事。纪实摄影师是传达者，而非创造者。戏剧史上较为知名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贝尔托·布莱希特（Be-

rtolt Brechts）等人，最初的作品也是通过戏剧导演之手才得以呈现给大众。与此同理，摄影师如何将大千世界以最好的形式进行传播至关重要。从这个层面讲，摄影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摄影师凭借个人的意识形态、思考、生活阅历与美感呈现社会现象，二是摄影师亲自近距离观察被摄者的内心感受，体会他们的痛，也是为时代所留下的“体验式人类文化”。

《罗马尼亚吉普赛》（Rumanian Gipsy，1991～1993）

可以说是造就你今日成就所不得不提的一部早期作品。听说当时为了照片风格一致，你均选用了35mm镜头。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曾评价这部作品“散发浓厚的东方抒情色彩”。想了解一下这部作品的背景与对你个人的意义。

1989年冬天，我来到法国，那一年正是柏林墙倒塌与东欧巨变前的重要之年。随后，边境开放，西欧涌入了众多吉普赛人。当时流入法国的吉普赛人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难民待遇。那时，我刚刚考入巴黎伊卡特摄影学院（Icart Photo），还未能融入那里的主流社会，作为同样漂泊的异乡人，我和那些吉普赛人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共鸣，于是开始记录他们在巴黎近郊临时居住地的生活。他们生存的空间成为我学习摄影的地方与戏剧舞台。我决心将之前所学习过的所有关于戏剧的知识都融入到对吉普赛人的拍摄中。

通过对吉普赛人持续近两年的拍摄，我逐渐意识到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了解这个群体，同时我也梦想见到拍摄吉普赛人的巨匠约瑟夫·寇德卡。后来，马格南图片社楼下的一家名为Le Juor的报社希望将我的吉普赛人照片制作特刊发布。某一天我去报社时，一位编辑向我引荐了寇德卡。正当我没有自信将自己的照片与寇德卡的作品进行比较时，他说：“你的照片散发着独特、浓郁的东方抒情色彩，可以的话每隔六个月见面讨论摄影吧。”

然而不久后，我成为法国Rapho图片社的专职摄影师，最终没能实现与寇德卡每六个月相见的约定。但是，他的话使我将之前的忧虑抛之脑后，也成为了我能够专心致志从事摄影事业的力量源泉。吉普赛人的照片造就了全新的成南勳，也开启了我新的人生，因此之后我有幸获得多个奖项，同时也为之后10余年我拍摄《流浪者的土地》打下很好的基础。

你从1994年开始在法国Rapho图片社担任专职摄影师，并开始创作《波黑内战》、《卢旺达难民》，与后来在荷赛（WPP）中的第一幅获奖作品《印尼的民主化》，能够看出你在吉普赛人作品之后，依旧在关注“流浪者”，能说明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1994年，我因《罗马尼亚吉普赛人》这组作品在“Le Salon”比赛中获得金奖，并完成了另外两部作品《葡萄牙移民者》和《小鹿岛》。在伊卡特摄影学院，我见到Rapho图片社的总监与摄影师们，从而有机会向他们展示自己的作品，第二年便与图片社签约。签约后，从图片社回来的路上，我高兴得快要飞起来，从此以后我也成为了“没有族谱的吉普赛人”，开始在世界上流浪，有机会关注各大洲中由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战争等原因不得不离开自己家乡的流浪者们。

以《罗马尼亚吉普赛人》为开端，1991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你记录了世界各地的悲惨战场与苦难人民，以及亚洲一些被疏离人群，摄影集《流浪者的土地》（The Unrooted）于2006年出版。该部作品被评价为“一部以韩国人，而非西方人的视角所呈现出的世界。”请问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什么，以及通过这部作品想表达什么？

在犹如流浪者一般漂泊的15年中，我带着相机学到很多。如果这个地方有人，那么即使苦痛、悲伤与死亡并存，也依旧会有人在经历这一切之后重新开启生活。他们就在我们所渴望的平安与富有的生活旁边。只是我们总认为他们来自于另一世界，然而我们越是拒绝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便会离我们越近。他们也许正是“我们”，又或许我们的生活正基于他们的痛苦之上。关于这些内容，我不想用西方的视角，而是很想用自己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虽然作为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拍摄主题，不过即使所有人都说我草率，我也依旧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正是在这条路上所遇到的人，让我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师。

《流浪者的土地》之后的十年，你的作品中主要展现了因气候变化或生态破坏被迫迁徙的人们，你的关注点似乎转移到了正在经历生态危机的地区。我了解到你曾在印度尼西亚邦加岛（Bangka）、乌兹别克斯坦咸海（Aral Sea），以及位于秘鲁的世界最高金矿城市拉林科纳达（La Rinconada）拍摄，这似乎是为《流浪者的土地2》的出版在做准备。能否介绍一下第二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通过这部作品想要传递的讯息呢？

现在，因气候变化与资源争夺而“流浪”的人逐渐增多。由于周边国家对于水资源的掠夺，乌兹别克斯坦的咸海（Aral Sea）已变成了一片盐沼沙漠，因此丧失谋生手段的男人们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临近国家寻找工作。而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上，为了获得制造手机等电子产品所需的锡，人们已经挖空了岛上甚至海里的锡矿。在遥远的秘鲁，人们为了摆脱安第斯山脉的穷苦生活纷纷投身淘金热潮，而他们所涌入的金矿城市拉林科纳达（La Rinconada）是一座海拔高达5000米且遭受汞污染的偏远城市，普通人很难在此生活。不仅如此，很多国家还在为了争抢石油资源而打仗。通过这些照片，我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都应该共同思考并克服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邪恶欲望。为了呈现更多细节，我正在尝试用彩色照片进行创作。

2009年荷赛（WPP）肖像类单幅获奖作品《莲花之井》，是一部以西藏地区某个佛学院的沙弥尼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在亚洲，很容易找到关于女性的摄影题材，你是如何想到拍摄这些沙弥尼呢？

2006年我主要在做“流浪者的土地”项目的展览与出版工作，此后我开始思考创作一部更易于理解、以亚洲或是韩国为主题的作品。于是，2008年我开始拍摄《莲花之井》。冬日的严寒令沙弥尼的脸颊犹如绽放的莲花般泛红，我突然间想到，泛红的面孔便是能够表现她们的最好符号。而此时，我需要找到能够令两侧脸颊上的“莲花红晕”看上去相同的布光方法。于是我避开西方常用的伦勃朗式布光，寻找到适合东方人的打光方式，这也成为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当时我正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而此次改变令我在10年之后再次有机会登上荷赛舞台。

近期，叙利亚难民问题日益严重，我了解到你在今年1月前往塞尔维亚等地对叙利亚难民进行采访拍摄。我想知道在叙利亚难民危机中，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在2013年拍摄了黎巴嫩和约旦难民，在2015年秋天和2016年春天拍摄了漂泊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希腊等地的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难民。这些地区和难民是宗教与资源战争的牺牲者。我认为，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某些强国的战略性失误，也是他们的政策所造成的无法预知的后果，犹如火种一般无法熄灭。虽然同在亚洲，但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可能的话，我希望与非政府组织一道来帮助这些难民，我也希望能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教育院（APCEIU）合作，制作并出版那些关于我们目前无法了解地区的文化、历史等资料，从而帮助我们的孩子，改变对于他们的态度。

作为报道摄影师，你认为报道摄影或纪实摄影的发展方向会怎样呢？

与追求多样化的形式相比，我们更应重现事件现场，深入挖掘社会现象与事实。世界正在快速变化，如今媒体的属性已不再是传播事实，也成为了话题的制造者或某些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为了在世界的变化中寻找重心，我们应该强化自身人文素养，并记录下世界上复杂多样的、有悖情理的现象，从而触动人们的心灵。报道摄影师更加需要持之以恒，因为现在许多国家都有很多被我们忽略却值得深挖的故事。